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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年底的全球金融市場，正彌漫著一種熟悉的焦慮。就在投資者逐漸適應各國央行降息的節奏，為“寬松時代”的到來做準備時，一股逆流已悄然形成。
美國作為全球的西方社會的領頭羊，央行官員們的語調正發生微妙而堅定的轉變——降息周期即將結束，利率的下一站，可能不是更低，而是更高。
但是筆者認為，本次各國央行們采用的是階段式降息，也就是說目前第二階段或已結束，但或許還有第三階段的出現？
在這場全球性的貨幣政策轉向中，澳大利亞顯得尤為突出。當其他主要經濟體仍在討論明年降息幾次時，澳大利亞儲備銀行（RBA）已明確將“加息”選項擺上了臺面。
這個資源豐富的經濟體，正意外地成為全球緊縮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先行者。
寬松盛宴的提前散場
跡象無處不在。
歐洲央行鷹派人士已開始公開討論加息可能性；
加拿大和新西蘭央行發出含蓄信號，暗示降息步伐即將停止；
日本央行則準備再次上調利率。
即便在已多次降息的美聯儲，市場也在猜測其寬松周期何時觸底，并開始為2026年的政策轉向定價。
債券市場最先嗅到了變化。日本國債收益率沖上18年高點，澳大利亞國債收益率創兩年新高，加拿大國債收益率單月飆升30個基點。
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收益率在短短六周內上漲25個基點，達到7月以來最高水平。
“這些舉措都反映了降息周期即將結束的現實。”BMO策略師勞倫斯·穆特金一針見血地指出。
他觀察到，短期國債收益率的飆升尤其劇烈，這反映了市場對“中性利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經濟增長的利率水平）的重新評估——它可能比許多人想象的更高。
這種重新定價背后，是揮之不去的通脹幽靈和不斷攀升的債務負擔。
全球債務在2025年第三季度已攀升至346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其中政府債務增長主要由美國和中國驅動。
盡管債務占GDP比例較疫情期間有所下降，但龐大的絕對規模始終是懸在全球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如果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在2026年早期加息，那么從2025年8月最后一次降息到首次加息，間隔可能只有六個月左右，這將是現代澳大利亞貨幣政策史上最短的寬松周期之一。
在全球普遍轉向的背景下，澳大利亞的處境尤為棘手。這個曾以平穩通脹著稱的經濟體，如今正面臨發達世界中最頑固的價格壓力之一。
數據令人不安：澳大利亞10月份年度通脹率躍升至3.8%，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7個發達經濟體中排名第九，遠高于該組織2.8%的平均水平（剔除異常值后）。這一數字不僅扼殺了進一步降息的希望，反而開啟了加息的大門。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行長米歇爾·布洛克在12月會議后的表態毫不含糊：“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降息，通脹風險更有可能加劇而不是緩解。”她直言不諱地提醒市場，下一次利率變動“可能是上升而非下降”。
貨幣市場的反應迅速而劇烈：交易員們開始押注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將在2026年至少加息兩次，最早可能從6月開始。
這與其他央行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美聯儲預計將繼續降息，英國央行也計劃在12月加入寬松行列。
為何澳大利亞與眾不同？
獨特的通脹結構：澳大利亞的通脹壓力有鮮明的本土特色。
電力價格飆升、租金持續上漲、服務價格粘性極強，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核心通脹的頑固性。即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有所緩和，這些國內驅動的價格壓力依然揮之不去。
緊張的勞動力市場：盡管11月就業數據出現波動（減少2.13萬人，為2月以來最大降幅），但4.3%的失業率仍處于歷史低位。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特別關注到，企業持續反映“難以找到勞動力”，表明市場依然緊張。這種緊張的勞動力市場為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提供了土壤。
浮動利率主導的抵押貸款市場：與歐美普遍采用長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不同，澳大利亞約三分之二的住房貸款為浮動利率或短期固定利率。
這意味著利率變化會迅速傳導至家庭預算，理論上使貨幣政策更加有效。但這也意味著，一旦加息，對家庭支出的沖擊將更加直接和劇烈。
緊縮路上的重重挑戰
盡管加息的理由似乎充分，但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的緊縮之路布滿荊棘。
經濟增長的脆弱平衡：澳大利亞經濟正走在鋼索上。一方面需要抑制通脹，另一方面又不能過度壓制經濟活動。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試圖走一條“中間道路”——在不顯著推高失業率的前提下控制物價。
布洛克行長明確表示：“我們取得的成就不如其他國家，所以我們可能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需要走那么遠的路。”但這種精細操作在實際中極難把握。
政治壓力與獨立性考驗：全球央行都面臨政治壓力的升溫。在美國，特朗普總統公開施壓美聯儲更激進降息，并威脅撤換主席鮑威爾。
在澳大利亞，盡管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獨立性較強，但在生活成本危機中加息，必將引發巨大的政治反彈和社會不滿。
全球政策的背離風險：如果澳大利亞在全球降息周期中獨自加息，可能導致澳元過度升值，損害出口競爭力；也可能吸引熱錢流入，加劇資產泡沫。
這種政策背離將考驗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
結語
全球貨幣政策的大分化時代正在到來。當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仍在為是否繼續降息而猶豫時，澳大利亞已不得不面對加息的現實前景。這種分化反映了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復蘇的不均衡，也暴露了各國結構性問題的差異。
這意味著簡單的“全球央行同步”敘事已經過時。債券市場的“熊平”（短期利率上升快于長期利率）、貨幣兌的重新定價、以及風險資產的波動加劇，都可能成為2026年的新常態。
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這意味著剛剛有所緩解的房貸壓力將再次加重，消費能力面臨新的擠壓。
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的困境，本質上是全球央行困境的縮影：如何在債務高企、增長放緩、通脹頑固的“不可能三角”中找到一條可行之路。這條路上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只有權衡與取舍。
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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