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陶勇將軍之死，到底是自殺還是謀殺？

一、一份重要的原始檔案

檔案室。桌面上一大堆封面上印著“工作筆記”字樣的小本本。那是上海某造反派頭頭的筆記本。他有一個莫大的優點——筆頭甚勤，有聞必錄。到“市革會”開個什么會，張春橋怎么說，姚文元怎么講，他都記了下來；街頭出現什么大字標語，有過什么游行，也一一詳記……

驀地，一行小字映入眼簾：“陶勇(海軍副司令、東海艦隊司令、南京軍區黨委常委)。陶勇將軍在1967年1月21日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于東海艦隊某招待所院內，曾震驚上海，震驚全國。威鎮東海萬頃波濤的海軍司令，怎么會死于一口寬不到一米、深不過一米多的小井——何況是腳朝下、頭朝上死于井中?

陶勇將軍與妻子朱嵐合影

在工作筆記本上，那位造反派頭頭當時與陶勇夫人朱崗的談話筆錄如下：

“晚上八點鐘我下班后，保衛部來了人。聽保衛部、干部部的許多同志告訴我:‘出問題了。’這時八時半左右。他們來了很多人，20至30人。他們把陶司令住的房間、他(陶)看的書搜查了一遍，叫我陪他們一下。下樓后,他們告訴我：他自殺了。回來他們又到處看看。后來他們說，他人在殯儀館。夜十二點多(我)到殯儀館(萬國殯儀館)，在殯儀館呆了一刻鐘不到，就把他抬走了。不知道抬到哪里去了，大概放在別的地方。

“他死了以后，其他艦隊的首長沒有來看過我。我打電話要求見首長，電話中說，他們都很忙。

“他死的那天上午,他回家過,說20號晚上沒睡覺,都是在接見下面單位的同事。說想回家，想睡一睡,并關照炊事員，說10點鐘開飯，之后去開會。沒睡著,吃了點飯,接了個電話，就走了…”

我（朱崗）問干部部的x副部長:“你們說他自殺了，你們是否考慮他被人謀害了?”他說:“你要相信黨。分析情況下來，他是自殺了。”說:“幾個首長開會以后，幾位首長都走了，他一個人在散步。招待所的四所所長問他:“你也休息一下吧?”

陶勇說:“你給我找個理發員，我想理理發。”這個人(所長)就去找理發員。理發員在洗澡。等理發員和這個人回來以后，人不在了，就在井里發現了他。這個井是澆花的。據說這個井只有一米多深。去找理發員時間只有20多分鐘。

……(陶勇)平時看起來還是很樂觀的，不是一個么想不通的人，脾氣很直爽。(他)原來在萬國殯儀館，不知什么時候弄到五角場去。今天說要檢驗。我沒有同意，沒有簽字。我提出來，要中央軍委派專案組來處理尸首。…

在那位“有聞必錄”的造反派頭頭的工作筆記，還有好幾段頗為重要的原始記錄，反映了陶勇之死的真實情況:

1、保健醫生(負責首長健康的):“救上來還是活的，當時有兩個男醫生在口對口做人工呼吸，做了一會就把送人醫院，從出事地點到醫院只有四五分鐘。

2、抄家的共來了三批。來人對陶勇的小孩很兇，抄家拿了照片、13個勛章和文件。陶勇的第二個兒和抄家者吵了幾句。

3、海軍司令部的人對殯儀館的人說，不能看陶勇的尸首。

4、陶勇自殺的大字報已經在北京出現。今天關于陶勇自殺的宣傳車已經去外面宣傳去了。

檔案室窗明幾凈，寂靜安謐，讀罷工作筆記，耳仿佛響著炸雷，眼前交替浮現身穿寶監色將軍服、前掛著“八一”、“獨立自由”、“解放”一級勛章的陶勇司令與結束他彪炳顯赫一生的小井。他死時只有54歲。

二、艦隊司令的最后一個工作日

陶勇將軍（攝于1957年）

1967年1月的上海，正處于“一月革命”的黑色旋風之中：《文匯報》“奪權”，《解放日報》“奪權”，“中央文革”大員張春橋、姚文元飛抵上海，“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在人民廣場召開……天地奇寒，大字報上掛著雪花，造反派們高呼“打倒”時嘴里噴著白汽。

上海亂成一鍋粥，駐守在這里的東海艦隊卻是平靜的。這支由灰色的戰艦和穿灰色海軍裝的軍人組成龐大的艦隊,在陶勇司令統帥下,時刻注視著海峽彼的一舉一動。它是保衛上海、保衛祖國東大門的鐵為司令咳嗽一聲,海峽彼岸都要豎起耳朵聽。“軍不搞‘四大’”--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深知鋼鐵長城亂不得，對軍隊的“文革”作了這樣的規定。然而，動亂的海洋中沒有平靜的艦隊。東海艦隊的技工學校、工廠、醫院，首先卷進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向來肅穆、莊重安靜的東海艦隊司令部大院，出現了嘈雜的口號聲，出現了橫七豎八的大字報。

王洪文的那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紅色袖章，已經戴到東海艦隊所屬軍工廠的一些工人臂上。陶勇聽說舟山基地的工人把那里的副司令抓去批斗，上海的海軍工廠工人“造反派”也鬧起來，要求陶勇接見，要求司令支持他們到北京上訪……

“撂下手頭的軍工生產上北京，怎么行呢?”陶勇在1月20日晚，接見所屬工廠的工人“造反派”們。硬頂軟磨，“造反派”們向司令提出一項又一項要求。陶勇耐心地對他們做思想工作，說明東海艦隊肩負的重任,說明部隊不能搞“四大”……一個通宵，就這么過去。凌晨，陶勇坐著他的道奇牌轎車，從東海艦隊司令部駛向上海市中心靜安寺附近的住宅。剛到家，陶勇便給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的家里掛電話。

“廖司令不在家!”耳機里傳出這樣的聲音。陶勇雙眉緊皺，只得上床休息。剛剛躺下，他又掀開被子，走出臥室。他對警衛員說道:“你馬上到廖司令家去一趟，問清楚他在哪里。你就用他家的電話，打到他那里，告訴他，中午到我那兒去一趟，把前幾天約好的事情談一談……”

陶勇心中明白，廖政國大清早不在家，清楚地表明他那里“吃緊”了。陳丕顯、曹荻秋已經受到造反派的圍攻，作為警備區司令的廖政國正忙于應付造反派。慮事甚細的陶勇，知道只有把警衛員派往廖政國

家中，才能找到他……心中有事醫不安。陶勇迷迷糊糊地躺了一會兒就起來了。警衛員果然來了電話，說已經找到廖司令，講定上午10點到東海艦隊司令部。

陶勇一邊同孩子們一起吃早飯，一邊挖苦那個愛睡懶覺的陶小勇，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生性豪爽樂觀的陶勇，一向愛跟孩子們說笑。吃罷早飯，陶勇對妻子朱發說，今天他回家吃晚飯。他還對陶小勇說，過幾天有空，就一起去打獵。像往常一樣，他鉆進了道奇牌轎車。尾燈一閃一閃，轎車駛出了小院。誰也不曾料到，這是他最后一次去上班。他的生命，只剩下了幾個小時……

陶勇將軍全家福

三、將軍，死得不明不白

穿著一身綠軍裝的廖政國，帶著兩名“中央文革”派駐在上海的記者，準時來到東海艦隊司令部。

陶勇與廖政國緊緊握手。他倆是老戰友。1940年6月，當廖政國在蘇北郭村被敵人圍困之際，殺透重圍前來援救的便是陶勇。兩人情同手足。前些天，陶勇曾給廖政國去電話，希望與廖政國一起約見“中央文革”駐滬記者，發個內參，向中央反映上海海陸軍情況，要求堅決執行“軍隊不搞“四大"”的指示。廖政國當即贊同陶勇的意見。至于駐滬空軍——空四軍，那是王維國的天下，陶、廖與王向來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談不到一塊兒。

兩位司令與兩位記者面對面而坐。那年月，“中央文革”的記者是“通天”的。如同一臺“直線”電話，他們發出的內參，可以送到毛澤東手中。

“我談兩點意見。”一夜未睡的陶勇依然精神抖擻，直截了當地說出了這幾天經過反復考慮過的見解:“請你們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反映--”

“第一,軍隊不搞“四大’,這一條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軍隊不搞‘四大’，應當包括軍隊所屬的工廠、學校、醫院、文工團等不搞“四大’。這些附屬單位如果允許搞‘四大’,必然能影響軍隊的穩定。我東海艦隊身處對敵戰斗第一線。如果艦隊亂了,海防出事誰負貴?我身為東海艦隊司令，不能不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請求中央軍委下達命令,軍隊所屬有關單位也一律不搞‘四大’。”

“第二，不許揪斗軍隊干部。軍隊干部隨時隨刻要投入戰斗。地方的“造反派’不能沖擊軍隊，不能來抓軍隊干部。軍隊干部如有錯誤，應由軍隊處置。我東海艦隊現在已多次受地方沖擊，不少干部受造反派‘批斗’，這種現象必須予以制止。不然，軍隊無法保持穩定……"

接著，廖政國談了贊同的意見，反映了上海警備區類似的情況。

中午，陶勇留客人們在司令辦公室里吃了一頓蛋炒飯。接著，兩位記者告辭了。

陶勇和廖政國聊起上海的形勢，都憂心忡忡。陶勇說:“他們竟敢把老陳抓起來，毛主席知道不?”陶勇所講的“老陳”，便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當年新四軍的老戰友。

他咬著牙在廖政因的耳邊說道:“照我的脾氣，帶上一個警衛排，把老陳救出來!”說罷，他一捋袖子，如同當年在戰場上準備沖鋒陷陣一般。

“你要多加小心!”廖政因善意地提醒他。

“誰要給我戴高帽子，我的槍要走火!”陶勇的手掌重重地拍在臺子上。當陶勇送廖政園下樓、上車之后，他返身走進大樓，來到秘書值班室說:“我一夜沒有睡覺,現在到招待所睡一會兒,沒有重大的事情，就不要來叫我。”

說罷，陶勇走出司令部大樓，步入對面不遠處的海軍招待所大門,徑直走向后樓。那里的105室，通常是給他留著的。海上一旦出現異常情況,他是不回家的,夜里就睡在這里，以便隨時可以指揮戰斗。他在105室躺了一會兒,覺得頭皮有點癢。他是一個很愛整潔、干凈的軍人。4天前，他剛理過發。他的頭發總是一絲不亂，軍服總是一塵不染。他有個習慣，頭皮稍癢，便叫理發員周妙基給他洗一洗，吹吹風。

下午兩點多，陶勇走出105室,在樓旁的花園里散步。他跟花工聊天，說種什么花好看，他喜歡什么花。這時，招待所所長走過這里，他就叫所長去找理發員周妙基。那是個星期六的下午，周妙基正在澡堂里洗澡。聽說首長要理發，他趕緊沖去身上的皂沫，穿好衣服，找著了所長，一起來到后院花房內，此時陶勇已不見蹤影。

所長和理發員四處尋找司令。

當所長走到井邊時，突然大叫:“陶司令跳井啦!叫喊聲驚動了花工和理發員,急忙跑步奔向小井。這口澆花水井，又小又淺，只見一個人低著腦袋,落在井里,軍帽漂在水面上。老花工俯下身子，用手一拉，看清果然是陶司令——剛才還在那里跟他談種花、種菜呢!

三個人一起使勁，把陶勇從井里拉了上來。

所長趕緊跑去打電話。保健醫生程心培聞訊，帶著兩名醫生疾步奔向招待所，幾分鐘就趕到了。陶勇的兩位老秘書蘇榮和沈旦華，一路疾奔，從辦公樓趕赴現場。

醫生們把陶勇抬進105室，輪番做人工呼吸，進行搶救。

蘇榮和沈旦華檢查著首長的衣物。他們發覺，剛從司令身上脫下的絲棉背心的項背部分，還是干的。從司令衣袋里掏出一份用道林紙印的上海市政府文件，只有折縫處洇水，里面是干的……"這一切表明，司令落井沒有多久時間。

人工呼吸無效。

救護車趕到了。三位醫生把司令抬上救護車。幾分鐘后，陶勇被送入海軍醫院急效室。

急救無效。

身經百戰的將軍，就這樣猝然離世，死得不明不白！

四、令人發指的“鞭尸”丑劇

“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陶勇司令的心臟剛停止跳動，他的身體還是溫熱的，在東海艦隊司令部的辦公樓里，就有那么一位“首長”斷言道:

“陶勇一貫好勝。這幾天，害怕自己卷到羅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

于是，一份有這位“首長”審定的電報《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急急發往北京，送到林彪反命集團的主犯之一——那個總是用一只眼瞧人的副總參謀長、海軍政委、海軍副司令李作鵬手中。

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向全軍通報，給陶勇潑污水:“叛徒陶勇，畏罪自殺!"這一聲悶雷發出之時,離陶勇死去還不到4小時!當天，北京黑漆漆的夜，街頭刷出觸目驚心的大字標語:“叛徒陶勇畏罪自殺，罪該萬死!"

上海，紅衛兵的宣傳車出動了。高音喇叭在狂吠。一聲聲胡言，做一支支毒箭，射向陶勇將軍屈死的英魂。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文化大倒退。春秋戰國時代的“鞭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重演了:

陶勇將軍生的沒有挨過批、受過斗。死后，卻被扒光了身上的衣服，澆上烏黑的墨汁，臉上打上黑叉，頭上戴著高帽子，受盡“造反派”的凌辱。

他的這般遺體還被拍成照片，放大，張貼于街頭巷尾，據說是要肅清陶勇的“流毒”…

由于被定為“叛徒”，一口咬定為“自殺”，現場沒有得以保護，井的四周竟被人用水沖洗;

保衛部部長正在大場機場召開保衛工作會議，得知陶勇死訊，竟宣布繼續開會!

那天，招待所里突然住進7條“好漢”，據說是來自北京海軍某部的“打狗隊”。

那天，某人在現場舉止那般反常，形跡那樣可疑……

在一片“打倒”聲中，沒有人追究背后的黑手。將軍竟“白日見鬼”，好端端的，在大白天一下子死于那口又小又淺的澆花井，何況那口井離司令部只有幾百公尺而已：

妻子朱嵐在當天晚上等著陶勇回家吃飯。當她知丈夫兇訊，發出撕心裂肺的怒喊:“陶勇跟著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輩子仗，他絕不會自殺!”“你們害死了陶勇，你們要交出殺人的兇手!"

朱嵐深知陶勇的為人，陶勇的性格。他不會去自殺！

朱嵐發出正義的呼聲：“我要見艦隊首長，我要求調查陶勇死因，我要去北京，我要向中央軍委反映！”

剛剛謀害了陶勇，黑手馬上伸向朱嵐。一個兇手事后曾作如下供認:“1967年1月22日晚(即陶勇慘死的次日)，對朱嵐同志進行了第一次實質性的交鋒，一線二線全體人員參加了審訊，對朱嵐施行了體罰……竹板打斷了幾根。”

朱嵐的胞兄龔樂天(注:朱嵐本姓龔)是老革命，為陶勇之死說了幾句正直的話，也遭毒打。龔樂天的幾根肋骨被打骨折!"

當時參加驗尸的一位醫生，他親眼見到從車上抬下的陶勇遺體的慘狀:渾身只穿短褲，胸前掛的大木牌，寫著“叛徒陶勇”，臉上打著黑叉。最令人氣憤的是，嘴里被橫塞著一根稻草，意即“救命稻草”……

法醫根據陶勇肺部有水，作出“生前溺水而死"的結論。

東海艦隊代表則堅持結論：陶勇“投井自殺”

"我只能說，死者系生前溺水而亡。”法醫論述自己的見解道：“至于死者究竟是自己投井而亡，還是被人推人井中溺死，我無法定論。要判斷自殺還是他殺，必須勘察現場，而死者被拉出水井之后，現場就遭到破壞，無法深入追查………”

“陶勇明明是畏罪自殺!為什么不能寫上'投井自殺’?”東海艦隊代表強詞奪理，盛氣凌人……將軍死去了，黑手又伸向了他的妻子朱嵐。

五、朱嵐相繼慘死

陶小勇在回憶那些腥風血雨的日子時,曾這樣說:“連線三天,家里被反復查抄,洗劫,這些赤裸裸的暴行都是在革命名義下進行的，既不需要通過什么司法機關，也不需要援用任何法律程序。1月24日晚上，一輛卡車拉來了滿滿的一車暴徒:他們氣勢洶洶地破門而入，把睡夢中的弟弟妹妹一下子從床上拖下來，把我們押進客廳。客廳里亂哄哄地擠滿了人，正中放著一張長茶幾，我們剛被押到窗前站下，就看見兩個彪形大漢把媽媽押進來。媽媽已經整整8天水米未進。一個家伙命令媽媽跪下，媽媽輕蔑地擺了擺頭:“我沒有罪，為什么要跪?!有罪的是你們——殺人的劊子手!"

話音未落，媽媽就被撲上來的幾個家伙強捺在茶幾上。又有一個家伙對著媽媽吼叫:你是叛徒的老婆!”媽媽針鋒相對地回答:我是共產黨員!’那個家伙又威脅:“你說打倒陶勇?!”聽到這句話，媽抬起了她那虛弱的身子振臂高呼:“共產黨萬歲!"

“這群暴徒惱羞成怒，撲上去對著媽媽一頓拳打腳踢，媽媽立刻就被打昏，從茶幾上摔下來，可沒等蘇醒，就又被拖上茶幾毆打審訊。看著被摧殘折磨的媽媽，我們的心像刀割一樣……”

棍棒封不住朱嵐的嘴。她掙扎著，用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手，拿起了筆。她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長信，她提出對所謂的“陶勇自殺”的一系列疑點。她甚至專程去北京，向中央軍委反映情況。

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朱嵐被秘密逮捕關押。

朱嵐的長兄龔樂天騎自行車外出，一輛轎車突然擋住去路。龔樂天剛剛跳下自行車,便被轎車里的人不由分說拽進車里。他被投進秘密監獄,嚴刑拷打,皮開肉綻，一關便是好幾年，以致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陶勇死后的翌日，他的秘書沈旦華被捕。在東海艦隊，陶勇的老部下、老戰友，上百人受到株連。

在這最艱難的日子里,老戰友、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伸出了溫暖的手。他把陶勇的幾個孩子接到自己身邊照料。他對陶勇的孩子說:“什么叛徒、特務，都是胡說八道:你爸爸我最了解，他是好樣的!"

陶家那幢三層小樓，再也沒有笑聲、歌聲。“專案組”進駐那里。三樓的乒乓房里，不時發出皮聲、棍打聲。朱嵐被關押著。

九月酷暑，只穿短袖襯衫、短褲的朱嵐，又一次打皮開肉綻。忽然間，后院發出了響亮的砰的一聲。血肉模糊余嵐，倒在那里，離開了人世……張春橋聽見朱嵐死訊，從牙縫里蹦出一句話：“人死了，滅了口，線斷了。"

原來，打手們日夜逼問朱嵐，為的是從她嘴里得到陶勇與周恩來、葉劍英關系的“口供”，把矛頭指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張春橋的話，雖然只短短一句，倒是道出了陶勇夫婦之死的真正原因。

周恩來總理、陳毅元帥和上海市長曹荻秋在陶勇將軍陪同下視察東海艦隊

六、“我要在這里頂著”

1966年7月8日凌晨，一架伊爾飛機奉命從浙江嘉興機場起飛，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場軍用機場。陶勇剛剛坐進機艙，伊爾飛機便在跑道上滑行，不一會兒，消失在北方天際。這是一架根據葉劍英元帥的命令，為陶勇中將調親的專機。

專機直飛北京。剛下機的陶勇登上一輛正在茶候的轎車，直奔北京三座門。會場上，葉劍英元帥正站在臺上講話：“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們的問題，就是不參加會議！”

就在這時，陶勇步入會場。葉帥看到了急急趕來的陶勇，興高采烈地說:“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會場上頓時發出了一陣笑聲、掌聲。

葉帥結束講話之后，請陶勇發言。陶勇不遮不掩，打開天窗說亮話，指著某些人道:“你們在海軍里搞地下活動，伸手奪權，這是同毛澤東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黨的紀律絕不允許的。這樣搞下去，哪里還有黨的團結，黨的統一?"

那是海軍黨委三屆三次全會。早在6月，會議就已經開始了。作為海軍黨委常委的陶勇，卻一直在上海，不去開會。

7月7日上午，東海艦隊司令部。陶勇秘書沈旦華從電話耳機里聽見葉帥的聲音，馬上把耳機遞給陶。葉帥笑呵呵地說:“陶勇，該來開會啦，是時候，明天一定要到會。"前些日子，他不去開會，是因為李作鵬一伙把持會議；這時候他坐專機趕去開會，是因為葉帥傳達中央決定，指出李作鵬一伙是“搞地下活動，想黃袍加身。”

李作鵬，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中的一員大將。李作鵬海軍中拉幫結派，誣害忠良，他的后臺便是林彪。林彪說過一句“名言”，“我活著不準反李作鵬，我死了也不準反李作鵬。”這一句話，便清楚地顯示出了李作鵬與林彪之間何等親密的關系。

然而，陶勇并不深知這些內幕。

1962年，林彪把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派到海軍，李作鵬便意識到陶勇在海軍中的份量。兩斤上好的長白山人參，忽然送到陶勇家中。當陶勇得知是李作鵬送的，原封不動地退回去了。

李作鵬幾次三番拉攏陶勇。陶勇看不慣李作鵬搞的那一套空頭政治，不理他。李作鵬發狠了，從拉他轉為打他，駕道:“沒想到，陶勇的頭這么難剃!"1965年11月，海軍黨委三屆二次全會在京召開。李作鵬戴著一雙墨鏡，走上主席臺。他的報告又臭又長，滔滔不絕地吹噓著他上臺三年來的海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就”。當李作鵬在報告中把擊落美制蔣機RF101型偵察機也算入自己的“成就”之中，陶勇不由得冷笑了。

那是1964年冬，RF101型偵察機仗著優良的低空飛行性能，能夠貼著海面飛行，便頻頻騷擾我沿海地區。陶勇司令親臨浙江前線機場。他發覺，那里在執行李作鵬的“突出政治”的一套，政治學習與軍事訓練的時間競為4比6！每天清早,正是敵機出現最頻繁的時刻，卻要搞“天天讀”，而且“雷打不動”。

陶勇火了，這樣怎么戰斗?他下了命令，把政治與軍事訓練的時間改為2比8，把“天天讀”改到晚上。部隊的戰斗力一下子就提高了。1964年12月18日，一架RF101型偵察機剛剛在浙江海面出現，東海艦隊航空兵立即出動。我飛行員王鴻喜咬住了敵機，一串子彈噴瀉而出，敵機立即冒出了黑煙。蔣軍空軍第5聯隊6大隊4中隊少校作戰官謝翔鶴急忙跳傘，被我民兵活捉。

RF101型偵察機

謝翔鶴

王鴻喜與毛主席握手

這哪里是李作鵬的空頭政治的“成績”?簡直不害臊！

會議開了一半——1965年11月14日，在福建崇武以東海域，東海艦隊一舉擊沉美制蔣軍護航炮艦“永昌號”，擊傷美制蔣軍大型獵潛艦“永泰號”。陶勇急飛前線，從那冗長、空洞的會議中跳了出來，好不痛快!

李作鵬從北京打來長途電話，要陶勇速回北京，繼續開會，務必參加投票。陶勇一聽是李作鵬打來的，連電話也不接，只叫秘書去聽。“對不起，兄弟不投這一票！”他拍著臺子說。

1966年元日，在無錫的陶勇聽說林彪正在蘇州“療養”，毅然決定把李作鵬在海軍中的胡作非為，向這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反映。

一輛轎車從無錫直奔蘇州，車上坐著陶勇的秘書。當時的陶勇，沒有意識到林彪是李作鵬的后臺，撞到槍口上去了!

陶勇的秘書剛剛離去，林彪就接通了給李作鵬的長途電話……

由于葉帥的主持，由于陶勇等帶頭揭發、批判李作鵬，海軍黨委三屆三次會議從7月7日起，風向轉了，李作鵬步步后退，處境狼狽。后臺老板不得不急急忙忙出面干預。8月25日，林彪下令停止會議。是年9月，林彪推翻了中央軍委7月決定。李作鵬東山再起，海軍的領導大權重新落入林彪死黨手中。

葉帥托陳丕顯轉告陶勇:“海軍的風要變。”

許世友勸陶勇：“海軍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養病去吧。”

陶勇本人也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危險的境。在北京，當老戰友打電話說要去看他，他謝絕了，說:“他們正在設法整我，何必讓他們多揪一個……”

但他決不后退半步。他沒有去南京治療胃病，卻是依然吃住在東海艦隊司令部。他無畏無懼，甚至把頭上有著“走資派”帽子的老戰友、江蘇省領導惠浴宇接到東海艦隊招待所，保護起來。

惠浴宇

1967年初，面對“一月革命”，陶勇對自己的兒子說了一句憂國憂心的話:“我，可能要帶你上風波亭了………”他明白，當代的秦檜——林彪、李作鵬之流，正在磨刀霍霍。他早已做好了一切準備，但他從無自己結束自己的念頭。如他所言:

“我要在這里頂著!"然而，一幕驚心動魄的慘劇，終于在1967年1月21日下午發生。陶勇之死，有著策劃于密室的陰謀！

陶勇將軍上艦當水兵

七、疑案至今尚未查清

粟裕大將把陶勇蒙冤的慘劇向總理報告。周恩來兩道濃眉下，射出怒不可遏的目光:“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么堅決，怎么可能是日本特務?!”

粟裕大將

陳毅是陶勇的老上級，為陶勇遭害義憤填膺。他斬釘截鐵地說:“陶勇同志不是‘自殺’。他的死大有問題!”盡管當時他自己的處境也很不好，但是他說:“總有一天我要面陳毛主席，把這個問題說清楚!"

歷史畢竟是最公正的裁判:1971年，機關算盡的林彪，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場。李作鵬作為林彪死黨，也從此成為階下囚。

周恩來再度念及陶勇。他說:“張學思同志(海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學良將軍之弟)和陶勇同志都是精通海軍業務，又能親自出海的領導干部，但是都被林彪反黨集團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張學思

1977年7月，陶勇追悼會在北京隆重舉行。李先念、陳錫聯、粟裕、許世友等出席追悼會。悼詞指出:“陶勇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指揮員。”這位放牛娃出身的將軍，歷經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嚴峻考驗，終于在蒙冤10年之后得以昭雪。遵照周恩來總理生前的囑咐，陶勇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然而,由于時過境遷,謀害陶勇的黑幕，一直未能水落石出。雖然來自中央的調查小組曾查獲不少重要線索，但是被破壞了的現場和當時的混亂，給重新偵查帶來了許多困難。

陶勇生命的終點——那口澆花小井。這口井，后來竟被人挖寬、挖深，砌上井臺，還加了個鐵蓋，面目全非！照現在這個模樣，是會淹死人的。可是，常住那里的老同志都說，原先的井又小又淺，如果不把人事先打昏或者強按在井里，是淹不死人的。現場，竟被嚴重破壞到這種程度！

粟裕大將在最后的日子里，還再三提到戰友陶勇:“我這一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沒有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一案查出來。”

歷史總是有遺憾的。陶勇司令被害的懸案，像一道至今還未愈合的傷口，深深地刻在人們的心頭，使他們無法忘記那噩夢般的十年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