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斗士鄒韜奮：以筆代槍，六次流亡

文章來源為《世紀風采》，作者為熊愛軍

鄒韜奮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忠貞的民主主義戰士、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出版家。他一生以筆代槍，為抗日救亡大聲疾呼。也因不畏強權，經歷坎坷，先后六次流亡。

01“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26年10月，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人黃炎培的推薦下，鄒韜奮接手《生活》周刊。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東三省。鄒韜奮傾盡全力，把《生活》周刊作為動員的號角，揭露日本強盜的殘暴行徑，對不抵抗主義的方針和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國民黨當局當時正在對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進行軍事上和文化上的“圍剿”，對主張抗日反對內戰的報刊視為眼中釘。黃炎培是《申報》的董事長，而《生活》周刊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都與黃炎培有關。蔣介石把黃炎培申斥了一頓，要《申報》和《生活》周刊改變態度，擁護國民黨，否則就要查封。

在蔣介石的高壓下，《申報》再不登批評國民黨的文章。黃炎培要求鄒韜奮改變政治態度，否則就聲明與中華職業教育社脫離關系。鄒韜奮堅決拒絕改變政治態度，同意與職教社脫離關系，由他自己負責辦下去。

國民黨政府對《生活》周刊先是恫嚇，進而下令禁止郵寄，直到最后查禁。鄒韜奮在這些伎倆面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1932年12月，鄒韜奮參加宋慶齡、魯迅和蔡元培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舉為執行委員。1933年 6月18日，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被特務暗殺。鄒韜奮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單。朋友們從安全考慮，勸他暫時躲避一下。1933年7月，鄒韜奮離開祖國，開始了第一次流亡。

02 “不做陳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鄒韜奮從美國回到上海。當時，日軍大批入關，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而國民黨政府卻“對于友邦，務敦睦誼”。

1935年11月16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但是《大眾生活》只辦了16期，就被國民黨關閉了。12月9日，北平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運動。消息傳到上海，鄒韜奮立即予以最熱烈的聲援。國民黨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種卑鄙的手段對付《大眾生活》，并對鄒韜奮進行毀謗和恫嚇。

蔣介石指派復興社總書記劉健群和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為說客，找鄒韜奮談話。劉健群恐嚇說：“今日蔣介石殺一個鄒韜奮，絕對不會發生什么問題！”鄒韜奮針鋒相對地回答：“個人生死早置度外！”

劉健群、張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蔣介石之命，準備“親自陪送”鄒韜奮到南京“當面一談”。鄒韜奮不為權勢所動，堅決回絕。一個和蔣介石走得近的銀行家對鄒韜奮說：“你拂逆了老蔣的意志，看來只得再度流亡了。”處境危殆，鄒韜奮考慮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這次，他出走到了香港。

時隔數年后，張群在重慶向鄒韜奮無意間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蔣尋奇才，因為陳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幫幫布雷先生的忙。”蔣介石竟要鄒韜奮做“陳布雷第二”，殊不知鄒韜奮是硬骨頭。（注：陳布雷是“國民黨第一支筆”，號稱“蔣介石的文膽”。）

03“轉移陣地的流亡”

多年來，鄒韜奮一直希望辦一種合乎大眾需要的日報。1936年6月7日，《生活日報》在香港的貧民窟誕生。《生活日報》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銷量為2萬份。但是，由于香港偏離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沒法滿足讀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報》遷移到上海，鄒韜奮不顧個人安危，也跟著回到上海。但因國民黨政府不給辦登記手續，《生活日報》沒有再和讀者見面。

此后，鄒韜奮積極參與援助綏遠抗戰，積極支持日商紗廠工人罷工，在《生活星期刊》發表社論積極聲援。正當鄒韜奮和救國會領導人一起積極推動政府實行抗日救亡國策，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罪逮捕了他，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時、李公樸、章乃器，這就是轟動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1937年8月3日，鄒韜奮從蘇州獄中釋放，回到上海，立馬投入到全國團結御侮的活動中。11月12日，上海淪陷。鄒韜奮和他的摯友以及生活書店的大部分干部準備西撤，重點是重慶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內地開設分店。

11月27日，鄒韜奮坐一條法國船離開上海。鄒韜奮對這次流亡的心情曾說：“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兩次以及以后幾次都迥然不同。”這次是因為“轉移陣地的流亡，也只是為工作的轉移地點。”唯其如此，“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斗的意義。”

04在重慶引起國民黨嫉恨

從武漢到重慶后，在抗戰的大形勢下，鄒韜奮不失時機地發展生活書店，經過努力，不到兩年時間里，在50多處開設了分店。

生活書店不斷擴張及出版大量進步書籍，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嫉恨，于是，生活書店和鄒韜奮便成了他們連連打擊的目標，大批分店遭封，大批工作人員被捕。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50多個分店，只剩下6個分店。

國民黨對生活書店如此摧殘，鄒韜奮憤怒不止，他到中宣部，找到部長葉楚傖、副部長潘公展，請他們主持公道。葉、潘佯說他們不知道此事，是“地方黨部的行為”。其實，這是推托的謊言，真相是國民黨中央黨部把生活書店看做眼中釘，葉楚傖和潘公展公然提出：要生活書店和國民黨管的出版社聯合。

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些反動報刊迎合國民黨要求，大罵新四軍，只有鄒韜奮卓爾不群，自成觀點寫成一篇。正準備發表，遭國民黨新聞審查官扣留，《全民抗戰》被勒令停刊。

緊接著，生活書店在昆明、成都、桂林、貴陽等5個分店全被查封，只保留了重慶一個分店了。同樣，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的所有分店，除重慶外，也被封閉了。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之下，鄒韜奮決意離開。

2月25日，鄒韜奮告別重慶。剛剛到達桂林，當地國民黨特務就接到電報：扣留鄒韜奮。不等特務們作出反應，鄒韜奮就乘飛機去了香港。

05“文化游擊隊從香港轉移”

鄒韜奮一到香港，就與先期抵達香港的范長江，作了一次心情舒暢的交談。在范長江的鼓動下，鄒韜奮為《華商報》撰寫長篇，把他在重慶參加政治活動所接觸的事實做一番檢討，以助民主運動。這就是長篇連載《抗戰以來》。

1941年4月間，大批文化人從重慶、桂林等地紛紛到了香港，香港的文化空氣盛極一時。正是這個時候，鄒韜奮把在上海出刊被查禁的《大眾生活》周刊在香港復刊。鄒韜奮除了參加民主政治活動外，主要精力和時間，投入編刊物和寫文章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九龍、香港被日本占領。鄒韜奮成為日本間諜和汪偽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務所關注的對象。在此之后的一個月時間里，鄒韜奮不斷地搬遷、躲藏、流離失所。

在此時，一場由中共領導的一場大救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周恩來特別關注當時國民黨特務準備迫害的柳亞子和鄒韜奮，致電中共南方工委書記方方，指定專人負責護送，確保他們的安全。

經中共地下組織周密安排，1942年1月11日，鄒韜奮離港奔赴東江游擊區。在歡迎會上，鄒韜奮自喻是跟隨“文化游擊隊”從香港轉移陣地回來。

在東江，生活困難，戰斗激烈，鄒韜奮全然不顧，依然進行忘我的工作，作報告、寫文章。可是，不久，東江游擊司令部接到中共南方局通知，說國民黨當局已秘密下令通緝鄒韜奮，指令各特務機關嚴密監視鄒韜奮行蹤。黨組織征得鄒韜奮同意，讓他去廣東梅縣鄉下暫住。

06“到八路軍、新四軍方面去”

1942年4月，鄒韜奮以香港某某商行股東李尚清的名字，寓居在梅縣江頭村陳啟昌家中。在梅縣鄉下，鄒韜奮過著緊張而又充實的隱居生活。

周恩來認為，鄒韜奮隱居在廣東鄉下不一定就不出問題，為了保證他的安全，并使他能為革命繼續發揮他的作用，建議鄒韜奮考慮是否前去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還可以從那里轉赴延安。

鄒韜奮接受勸告，決意到蘇北去。他十分憤慨地認識到：“我畢生辦刊物，做記者、開書店，簡直是‘題殘稿紙百萬張，寫禿毛錐十萬管’了，但政權軍權還在蔣介石手里，他一聲令下，就可以使千萬人頭落地！千萬本書籍雜志焚毀！連我這樣的文弱書生、空談愛國者，他都一再使我流離失所，家散人亡呢！我現在徹底覺悟了，我要到八路軍和新四軍方面去，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領導下，參加革命斗爭。”

9月27日，鄒韜奮告別梅縣江頭村，又走上了流亡的路途，前往淪陷區上海，然后從那里到蘇北解放區，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