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家門口遇害，兇手為何只判“死緩”？

成都中院的判決書下來了，死緩。

一扇普通的家門，一次日常的爭吵，十刀。一條年輕的生命隕落，另一個被認定“精神分裂”的生命，留在了生死之間的緩沖帶上。

輿論炸了。人們憤怒于兇手的殘忍，更憤怒于“精神病”似乎又一次成了減輕罪責的理由。但法律的秤，必須基于沸騰的情緒之外的東西——事實和證據。

一紙判決，可以給兇手定罪，卻填不平悲劇留下的巨大空洞。

這個空洞里，是監護責任的全面失守。一個早有攜刀滋擾前科、被警方警告過的女兒，她的父母做了什么，還是啥都沒做？家庭，為何成了風險外溢的缺口？

這個空洞里，社區安保形同虛設。65歲，年老體衰，手無寸鐵的保安，真有了危險，怎么保居民平安？早已失效的門禁，多次被忽視的預警，構成了悲劇的注腳。

在這個空洞里，還有司法精神鑒定程序的“信任危機”。一份關乎生死的鑒定，要做到無懈可擊，讓公眾信服，到底有多難？

成都這起案件，像一把冰冷的手術刀，剖開了社會肌理中，那些脆弱的連接。判決不是終點。它是一記沉重的警鐘，催促我們去修復看不見的裂紋。

為什么說這不是“防衛”？

兇手梁某瀅說是“正當防衛”，法院的認定冰冷而清晰，不是！

法律上的防衛，有個最簡單的道理，你不能先挑釁，先動手，然后說自己是被逼反擊。

是梁某瀅先上門的，帶著刀，在人家門口吐痰。保安已到場，她依然動了刀子。對方抓起一個擺件自衛，她揮刀刺向死者的胸口和頭部，整整十刀。

這遠遠超出了“防衛”！

法律對“防衛”有著近乎苛刻的尺度要求。對方揮來一拳，你不能回敬一顆子彈；對方用擺件抵擋，你不能刀刀致命。更何況，沖突的引信是她親手點燃的。法律不會保護帶著刀上門尋釁，并最終把暴力推向極致的人。

那十刀，徹底剝去了任何“防衛”的偽裝，露出了“故意殺人”的本質。

“精神病”真是免死金牌嗎？

鑒定說，梁某瀅是精神分裂癥，案發時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

很多人不理解，不愿相信。一個能清晰辯稱自己“正當防衛”、能當庭辭退律師，據理力爭自辯的人，怎么就“精神病”了？一個提前帶刀、蹲守多時、連刺十刀的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有多少人相信？

司法的邏輯在這里分了兩步。

第一步，是技術認定。只要鑒定程序合法，結論經得起質證，法院就必須在技術上予以尊重。這不是采納一面之詞，是尊重法定程序的專業結論。2.5小時的鑒定過程充滿爭議，在法律上，它是有效且被采納的證據。

第二步，才是關鍵。法律說的是“可以”從輕，不是“必須”從輕。

法院的判決，是在做一道殘酷的“算術題”。天秤的一端，放著“限制責任能力”這個砝碼。另一端，放著什么？是預謀攜帶兇器，是上門主動挑釁，是手段極其殘忍的十刀，是對社區安全感的摧毀。

判決結果出來了。天秤的指針，最終停在了“死緩”。

這意味著，“精神病”這個因素，讓她從“死刑立即執行”的懸崖邊，被拉了回來。

這個判決本身，就在對抗那種“有病必寬”的恐懼。它試圖說明，疾病可以被考量，但罪行必須被清算。精神病史，從來不是惡性犯罪的通行證。

死緩，是妥協還是平衡？

公眾的呼聲很簡單，“殺人償命”。

法律卻必須復雜。它要在懲罰罪責和衡量責任能力之間，找到那個唯一合法的支點。成都中院的判決，可以看作是這個支點的產物。

它沒有因為“精神病”，就打開免罪的大門，也沒有因為民意的洶涌，就罔顧法定的從輕情節。它選擇了一個最重的，但又留有余地的刑罰。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這不是故事的終點。相反，它是一個更漫長審查的開始。兩年緩刑期，是對她表現的考察，也是法律懸在她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顯然，這不能平息受害者家屬的悲憤，與“死刑立即執行”的訴求相去甚遠，但它試圖在法律的框架內，給出一個兼顧了懲罰與審慎的答案。

成都中院的這份判決，試圖在狂暴的情感與冷靜的法條之間，尋找一個立足點。它沒有迎合“殺之而后快”的洶涌情緒，也沒有讓“精神病”成為脫罪的萬能借口。

它或許不完美，但它展示了一種努力，用法律的尺子，一毫米、一毫米地，去丈量瘋狂與罪惡的邊界；去稱量，減輕的責任和加重的罪行。

正義的實現，從來不只是手起刀落的瞬間。更多時候，它是在荊棘中艱難跋涉的漫長過程。這份判決，是這個過程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