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街道辦三樓會議室的窗戶半開著，五月的風帶著槐花香溜進來。
主任在會上說信訪辦最近忙不過來，要臨時抽調人手。
我低頭看著筆記本上的格子，心想這種差事怎么也輪不到我這個新人。
沒想到主任下一秒就點了我的名字：“于俊材，你年輕，學習能力強，去幫兩周。”
散會后，走廊里碰到陳大姐，她拍拍我肩膀：“小于是俊材，鍛煉鍛煉也好。”
我勉強笑了笑，心里卻莫名有些發慌。
這種慌沒來由，像鞋底沾了濕泥，走起來總覺得沉。
直到三天后的那個下午，信訪接待室的門被推開。
那個頭發花白的老人走進來，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
他遞過來身份證時，手指有些抖，但眼神很定。
我接過證件，低頭看去——鄭義方，六十五歲，永豐鄉。
血液好像瞬間凍住了，耳朵里嗡嗡作響。
這個名字我太熟悉了，在父親那本泛黃的日記本里。
在母親偶爾失神時漏出的只言片語中。
二十年前，就是這個鄭義方的一封舉報信，讓我父親于建國失去了工作。
從此我們家像斷了線的風箏，一路墜落到谷底。
父親三年后病逝，死前還念叨著“我沒貪”。
現在，這個人就坐在我對面，隔著一張舊辦公桌。
他知不知道我是誰？他為什么要來？
馮主任在隔壁房間打電話，聲音隱隱約約傳來。
接待室里只有我們兩個人，墻上的鐘滴答滴答走著。
窗外傳來遠處施工的轟鳴聲，但那些聲音好像隔了一層玻璃。
鄭義方清了清嗓子，聲音沙啞：“同志，我要反映個問題。”
我握筆的手心全是汗，努力讓聲音平穩：“您請說。”
他看著我，眼神深得像口老井：“是關于二十年前的一樁舊案。”
“我要為當年舉報永豐鄉農機站技術員于建國的事，討個說法。”
我的筆尖戳破了記錄紙。
01
街道辦的午后總是慵懶的，陽光斜斜地照進辦公室。
我在扶貧資料堆里抬頭，頸椎發出輕微的咔噠聲。
來街道辦工作快半年了，每天就是整理檔案、寫簡報、接待咨詢。
工作瑣碎得像秋天的落葉，掃完一層又落一層。
但我珍惜這份穩定，畢竟大專學歷能找到這樣的工作不容易。
母親在電話里總說：“好好干，別學你爸。”
父親在我記憶里是個模糊的影子，瘦高，話少，身上有機油味。
他去世時我七歲，只記得靈堂里白花花一片，母親哭暈過去兩次。
后來我們家搬到了縣城，母親在超市做理貨員，把我拉扯大。
她很少提父親的事，我問急了，她就紅著眼睛說：“你爸是清白的。”
可怎么清白的，她卻說不清楚，只說“被人害了”。
“俊材，過來一下。”
陳大姐在門口招手，她是我們科室的負責人，五十出頭，熱心腸。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走過去，她壓低聲音：“馮主任那邊缺人，點名要你去幫忙。”
“信訪接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從來沒干過這個。”
“誰天生就會？”陳大姐拍拍我，“就是登記登記，聽群眾反映問題。”
她看了看四周，聲音更低了：“馮主任那人脾氣直，但心不壞，你機靈點。”
回到座位，我盯著電腦屏幕發了會兒呆。
信訪兩個字像兩根刺，輕輕扎在心上。
我莫名想起父親，想起那些關于舉報信的風言風語。
下午三點，我抱著筆記本上了四樓。
信訪辦在走廊盡頭，門牌上的漆已經斑駁了。
敲門進去，屋里煙霧繚繞，馮主任正對著電話說：“您別激動，慢慢說。”
他四十多歲，頭發稀疏，眼睛因為長期熬夜布滿血絲。
掛了電話，他上下打量我：“你就是于俊材？坐。”
我拘謹地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椅子腿有點晃。
“信訪工作不好干，”馮主任點了支煙，“但最能鍛煉人。”
他簡單講了講工作流程：登記、分類、能答復的當場答復。
不能答復的記錄下來，按程序轉辦，還要定期跟蹤反饋。
“最重要的是態度，”他吐出一口煙，“群眾帶著氣來，你不能跟著上火。”
我點點頭，在本子上記了幾筆。
“明天開始，你先在旁邊看著，學習怎么接待。”馮主任掐滅煙頭，“對了，你父親是不是……”
他的話沒說完，桌上的電話又響了。
我站起身準備離開，心里那根弦卻繃緊了。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關于我父親的事？
走廊里遇到陳大姐，她拎著熱水壺上樓：“怎么樣，馮主任沒為難你吧？”
“沒有，就是讓我先學習。”我頓了頓，“大姐，馮主任認識我父親嗎？”
陳大姐愣了下，笑容有點不自然：“怎么突然問這個？”
“他剛才好像要提起，但電話響了。”
“老馮在街道干十幾年了，可能聽說過吧。”陳大姐轉身去接水，“都是過去的事了，別多想。”
但我沒法不多想。
下班時已經六點半，夕陽把街道染成橘紅色。
我騎著電動車穿過老街，兩旁梧桐樹投下長長的影子。
到家時母親正在做飯，廚房里傳來炒菜的聲音。
“今天怎么回來晚了？”她從廚房探出頭。
“被抽調到信訪辦幫忙，可能要兩周。”
母親手里的鍋鏟頓了一下：“信訪辦？怎么讓你去那兒？”
“人手不夠吧。”我脫下外套，“媽，你認識一個叫鄭義方的人嗎？”
哐當一聲，鍋鏟掉在了地上。
母親慌忙彎腰去撿，背對著我：“怎么突然問這個？”
“今天聽人提起，好像以前是永豐鄉的干部。”
母親沉默了很久，才低聲說：“吃飯吧。”
那頓飯吃得很安靜，只有碗筷碰撞的聲音。
臨睡前，我打開那個舊皮箱，里面裝著父親的遺物。
幾本專業書，一枚褪色的獎章，還有一本薄薄的日記本。
日記本只寫了前面幾頁，字跡工整但透著疲憊。
最后一段寫著：“鄭干事今天又來了，說上面在查賬。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五日。
那個鄭干事，就是鄭義方嗎？
窗外的月光很冷，我合上日記本，心里亂糟糟的。
02
信訪接待室比我想象的小，不到二十平米。
靠墻擺著兩排舊沙發，坐墊已經凹陷下去。
墻上貼著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打印紙有些泛黃。
馮主任讓我坐在靠門的位子，那是助理員的位置。
“今天你先看我怎么做，”他倒了杯濃茶，“多看少說，不懂的記下來。”
我點點頭，翻開嶄新的記錄本，在第一頁寫上日期。
上午九點剛過，第一位來訪者就推門進來了。
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頭發凌亂，眼睛紅腫。
“我要告物業！”她一坐下就開始哭訴，“屋頂漏水半年了，沒人管！”
馮主任耐心聽著，時不時問幾個細節問題。
我在旁邊記錄：房屋位置、漏水時間、已向哪些部門反映過。
“您別急，這個問題我們記下了。”馮主任聲音平穩，“三天內給您答復。”
女人半信半疑地走了，馮主任轉頭看我：“這種屬于鄰里糾紛，轉給物業辦。”
“那如果物業辦不管呢？”我問。
“那就再協調，一次不行兩次，總有辦法。”
整個上午來了六撥人，有反映拆遷補償的，有投訴噪音污染的。
還有個老爺爺拿著泛黃的土地證，說祖宅被占了幾十年。
馮主任處理得很熟練，該安撫的安撫，該解釋的解釋。
中午在食堂吃飯，陳大姐坐到我旁邊：“怎么樣，還能適應嗎？”
“就是覺得……群眾反映的問題都挺難的。”我實話實說。
“基層工作就是這樣，”陳大姐嘆氣，“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她看了看周圍，壓低聲音：“小馮這人其實不錯，就是脾氣沖了點。”
“他以前也在鄉鎮干過嗎？”
“干過十幾年呢，后來才調到街道。”陳大姐頓了頓，“對了，你父親的事……”
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拍拍我肩膀：“好好工作，別想太多。”
下午的接待更考驗人，來了個醉酒的中年男人。
他拍著桌子大喊：“憑什么不給我辦低保？我殘疾證都有！”
馮主任讓我去倒杯水，他慢慢把對方扶到沙發上。
“老哥，您慢慢說，把證件給我看看。”
醉酒男人罵咧咧地掏出一堆皺巴巴的紙。
馮主任仔細翻看，眉頭漸漸皺起來：“您這殘疾證是三級，按政策確實不夠。”
“什么夠不夠？我都不能干活了！”男人又要拍桌子。
我在旁邊看得心驚膽戰，但馮主任還是很耐心。
他拿出政策文件，一條一條解釋，最后說可以幫忙申請臨時救助。
男人罵罵咧咧地走了，但語氣已經軟了很多。
“看到沒，”馮主任喝了口茶，“有時候群眾不是要鬧，是要個說法。”
我點點頭，在本子上記下：耐心、政策熟、給出路。
下班前，馮主任突然問：“你父親是不是叫于建國？”
我心里一緊：“是的，您認識？”
“聽說過。”馮主任看著窗外，“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剛參加工作。”
他欲言又止，最后擺擺手：“回去吧，明天你試著獨立接待。”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馮主任那句話。
他知道什么？為什么說到一半又不說了？
晚飯時母親看起來心神不寧，菜里放了兩次鹽。
“媽，馮主任好像認識爸。”我試探著說。
母親的手抖了一下：“他說什么了？”
“就說聽說過，沒多說。”
母親沉默地吃飯，過了很久才說：“俊材，要是聽到什么……別往心里去。”
“媽，爸當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終于問出口，“那個鄭義方，是不是他舉報的？”
母親放下碗筷，眼睛紅了：“你爸沒拿公家一分錢，他是被冤枉的。”
“那鄭義方為什么舉報？”
“不知道，”母親搖頭，“你爸死前只說，鄭干事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舉報別人還能說是不得已？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腦子里全是亂七八糟的念頭。
凌晨兩點，我爬起來打開父親的皮箱。
除了日記本，箱底還有幾張泛黃的紙條。
其中一張寫著：“鄭義方干事：賬目已核對三遍，無誤。于建國。”
字跡很工整，像是正式的工作便條。
另一張是收據復印件，寫著“農機配件一批，三千七百元”。
簽字欄有兩個名字：于建國，鄭義方。
這兩個人曾經是同事，甚至可能是合作伙伴。
那后來為什么會反目？為什么要舉報？
窗外的天色漸漸泛白，新的一天要開始了。
而我還困在二十年前的謎團里。
以下內容為付費內容82% 據平臺數據，付費轉化率高的內容付費比例設置主要在50%～80%，可結合您內容的實際情況，將付費線設置在合適位置，以獲得更高收益
03
第一次獨立接待，我提前半小時就到了辦公室。
把桌椅擦了一遍，燒好開水，又把政策文件擺在手邊。
馮主任九點才來，看到我愣了一下：“來這么早？”
“想提前準備準備。”我實話實說。
他點點頭，從抽屜里拿出一本舊筆記本：“這是我以前記的，常見問題處理辦法。”
我接過來翻了翻，里面密密麻麻寫滿了案例。
“謝謝主任。”
“別謝我，”他點上煙，“等會兒別給我捅婁子就行。”
九點半，第一位來訪者準時敲門。
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拄著拐杖，走路顫巍巍的。
我趕緊起身扶她坐下：“阿姨您慢點，有什么事慢慢說。”
老太太從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手抖得厲害。
“我要告我兒子，”她老淚縱橫，“他占了拆遷款，不養老啊……”
我一邊記錄一邊安撫，按照馮主任筆記本上的提示，問清了細節。
原來老太太的老房拆遷，補償款八十萬全被兒子領走了。
兒子答應給她養老，結果錢一到手就翻臉不認人。
“阿姨，這個事屬于家庭糾紛，”我盡量讓聲音溫和，“我們建議您走司法程序。”
“司法？我哪懂那些啊！”老太太哭得更厲害了。
馮主任在隔壁聽見動靜，走過來看了看材料。
他蹲在老太太面前：“阿姨，街道有法律援助，免費幫您打官司。”
老太太將信將疑：“真的？不要錢？”
“真的，我親自帶您去司法所。”馮主任扶起老太太，朝我使了個眼色。
我連忙記下聯系方式，約好下午兩點在司法所見。
送走老太太，馮主任拍拍我：“處理得還行，就是太書生氣了。”
“那該怎么辦？”我虛心請教。
“群眾要的是解決問題，不是聽你背政策。”他指了指心口，“這兒要熱，腦子要清。”
上午后來又來了幾撥人，我都按程序處理了。
雖然有些手忙腳亂，但總算沒出大錯。
中午休息時，陳大姐送來一盒餃子：“你媽讓我捎給你的。”
“我媽？”我愣了一下，“她來街道辦了？”
“早上來的，說給你送飯，看你忙就沒打擾。”陳大姐坐下，“俊材，你媽不容易。”
我知道，她這些年一個人撐起這個家。
“大姐，您知道我父親當年的事嗎？”我終于問出口。
陳大姐嘆了口氣：“知道一些，但也不全。”
她告訴我，二十年前永豐鄉農機站出過一樁經濟案。
一批價值數萬元的農機配件不翼而飛，賬目對不上。
“當時你父親是技術員，管著倉庫。”陳大姐壓低聲音，“鄭義方是鄉里的紀檢干事。”
“后來呢？”
“后來鄭義方舉報你父親監守自盜，你父親被開除了公職。”
陳大姐頓了頓：“但這事有點怪，你父親一直喊冤，鄭義方后來也辭了職。”
辭職？舉報者為什么辭職？
下午的接待更忙碌，我一直忙到四點多才有空喝水。
剛端起杯子，敲門聲又響了。
“請進。”我放下杯子，翻開新的記錄頁。
門推開，一個老人慢慢走進來。
他大約六十多歲，頭發花白，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中山裝。
背有點駝，但走路的姿勢還很穩當。
最讓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雖然眼角有深深的皺紋，但眼神很亮。
像那種經歷過很多事，但還沒被磨滅光的人。
“同志，我想反映個問題。”他的聲音沙啞，帶著濃重的鄉音。
“您請坐。”我指了指對面的椅子，“請問您貴姓？要反映什么問題？”
老人坐下，從懷里掏出身份證，雙手遞過來。
他的手指關節粗大，手背上有很多老年斑。
我接過身份證，低頭看去——
姓名：鄭義方。
年齡：六十五歲。
住址：永豐鄉永豐村三組。
時間好像突然靜止了，耳朵里嗡嗡作響。
我抬頭看他，他也看著我，眼神很平靜。
好像不知道我是誰，或者，早就知道我是誰。
“鄭……鄭老先生，”我努力讓聲音平穩，“您要反映什么問題？”
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環顧了一下接待室。
目光在墻上的工作制度停留了幾秒，又回到我臉上。
“是關于二十年前的一樁舊案。”他緩緩開口，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我的手心開始冒汗，記錄筆差點滑落。
“我在永豐鄉工作過，那時我是紀檢干事。”
他頓了頓，像是在回憶，又像是在斟酌用詞。
“我舉報過一個人，農機站的技術員，叫于建國。”
我的呼吸停住了，只能緊緊握著筆。
“現在我想為這件事，討個說法。”
他說完了，靜靜地看著我，等我記錄。
可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筆尖在紙上顫抖。
墻上的鐘滴答滴答走著，每一聲都敲在我心上。
窗外的施工聲，走廊里的腳步聲，都變得很遙遠。
這個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隔著一張舊辦公桌。
隔著一樁二十年前的舊案，隔著父親的死。
“同志？”他輕聲提醒，“您不記錄嗎？”
我猛地回過神，在紙上寫下日期，手還在抖。
“請您詳細說一下，是什么舊案？”
說出這句話時，我的喉嚨發緊，像被什么扼住了。
鄭義方點點頭，開始講述。
但他的講述很奇怪，沒有細節，只有框架。
只說當年農機站丟了配件，他作為紀檢干事履行職責。
“現在我覺得，當年的處理可能有問題。”
他看著我，眼神很深：“所以我想申請復核。”
復核？二十年前的舊案，現在申請復核？
“鄭老先生，這事過去太久了，可能……”
“我知道程序，”他打斷我，“但我有新的證據。”
新的證據？什么證據？
我想追問，但馮主任推門進來了。
“小于，下班了，明天再……”他看到鄭義方，愣了一下，“這位是？”
鄭義方站起身，朝馮主任點點頭：“我這就走，明天再來。”
他拿起身份證，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復雜。
有關切，有歉意，還有很多我看不懂的東西。
然后他慢慢走出接待室，腳步聲在走廊里回蕩。
馮主任關上門：“這人誰啊？反映什么問題？”
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
最后只是說：“一個老同志，反映歷史遺留問題。”
“哦，那種事最難辦。”馮主任沒在意，“收拾收拾下班吧。”
我機械地收拾東西，腦子里一片空白。
走到門口時，馮主任突然說：“對了，你臉色不太好，沒事吧？”
“沒事，可能有點累。”我勉強笑笑。
騎電動車回家的路上，我闖了一個紅燈。
差點被車撞到，司機探出頭罵了一句。
但我什么也聽不見，耳朵里只有那句話：“我舉報過一個人，叫于建國。”
回到家，母親正在看電視，新聞里在播什么她也沒看進去。
“媽，”我站在門口，“鄭義方今天來了。”
母親手里的遙控器掉在了地上。
04
那晚母親哭了一夜，我坐在客廳陪她到天亮。
她斷斷續續說了很多，都是記憶的碎片。
父親被帶走調查的那天，下著很大的雨。
他在家門口回頭說：“玉霞，照顧好俊材，我很快回來。”
結果一去就是三個月，回來時瘦得脫了形。
“你爸說，他沒拿公家一分錢，賬目清清楚楚。”
母親抹著眼淚：“可鄭義方咬死了他，說證據確鑿。”
“什么證據？”
“說是倉庫的出庫單有涂改，你爸簽字的。”
母親站起來，從衣柜最底下翻出一個舊鐵盒。
里面是父親的一些證件，還有幾張泛黃的照片。
其中一張是父親站在農機站門口，穿著工裝，笑得很燦爛。
背后的大門上掛著“先進工作站”的牌子。
另一張是集體照，十幾個人排成兩排。
父親站在第二排左邊第三個，他旁邊是個年輕人。
我湊近仔細看，那個年輕人……有點像鄭義方。
雖然年輕很多，但眉眼間的輪廓很像。
“這是他們站的合影？”我問。
母親點點頭：“你爸說，這個小鄭干事人不錯，做事認真。”
做事認真，所以認真到把同事送進監獄？
“媽，鄭義方今天說，他想申請復核。”
母親愣住了：“復核？什么意思？”
“他說覺得當年的處理可能有問題，有新的證據。”
母親的手又開始抖：“他良心發現了？現在良心發現有什么用！”
我把母親扶到沙發上，給她倒了杯熱水。
“我想查查當年的事。”我說。
“查什么？都過去二十年了！”母親激動起來，“你別摻和，好好工作！”
“可那是我爸，”我也提高了聲音，“我不能讓他背著罵名。”
我們第一次為這事爭吵，最后都沉默了。
天亮時母親去廚房煮粥，眼睛還是腫的。
我請了一天假，說身體不舒服。
其實是想去查查資料，看能不能找到當年的線索。
街道檔案室在二樓最里面，管理員是個退休返聘的老教師。
“我想查點舊資料，關于永豐鄉的。”我遞上工作證。
老教師推推老花鏡：“永豐鄉？那邊十年前就合并了。”
“我想查二十年前的一些事，可能涉及農機站。”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疑惑，但還是帶我進了檔案室。
灰塵在陽光里飛舞，一排排鐵皮柜子沉默地站著。
永豐鄉的檔案不多，大多是土地、戶籍方面的。
我翻了一個上午，終于找到一盒“鄉鎮機構沿革”的資料。
里面有幾份泛黃的組織名單，還有機構設置的批復文件。
在1998年的人員名單里，我看到了兩個熟悉的名字：于建國，農機站技術員，備注欄寫著“已離職”。
鄭義方，紀檢辦公室干事，備注欄是“已辭職”。
兩個人都離開了，一個被迫，一個自愿。
再往后翻，1999年的工作總結里，有一行小字：“本年度嚴肅查處農機站資產流失問題，處理相關人員一人。”
沒有名字，只有“相關人員”這樣模糊的表述。
我繼續翻找，想找到具體的調查報告，但一無所獲。
“老師，這些檔案不完整嗎？”我問。
老教師正在整理報紙，頭也不抬：“鄉鎮檔案能留這么多就不錯了。”
“那當年的調查材料會在哪兒？”
“那要看是什么級別的調查。”他想了想，“如果只是鄉里自查，材料可能沒了。”
我道了謝，失望地離開檔案室。
走在走廊里，突然想起父親日記本里提到過一個人。
“老站長今天退休了，送他時他說，建國啊，你受委屈了。”
老站長姓劉，叫劉永福，應該還健在吧？
中午回家，母親做了我愛吃的紅燒肉，但我們都吃不下。
“媽，你還記得農機站的老站長嗎？劉永福。”
母親想了想：“記得，你爸常說劉站長對他好。”
“他現在在哪兒？”
“好像搬去市里了，跟他兒子住。”母親突然警覺，“你問這個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
“俊材！”母親放下碗，“你別折騰了行不行？算媽求你。”
我看著母親花白的頭發，心里一陣酸楚。
但那個念頭像種子一樣，已經在心里生根發芽。
下午我去了網吧，在網上搜索永豐鄉農機站的信息。
結果很少，只有幾條新聞提到永豐鄉合并的消息。
我又搜“于建國”，出來的都是重名的人。
最后搜“鄭義方”，跳出來一條去年的舊聞：“永豐村老黨員鄭義方義務修路，帶領村民致富。”
配圖是個老人蹲在路邊修排水溝，雖然只是個側臉。
但我認出來了，就是昨天那個鄭義方。
文章里寫，他退休后回到村里，一直為村里做事。
修路、引水、調解糾紛，很受村民尊敬。
這樣的人，當年為什么會做出那種事？
我關了網頁，坐在網吧里發呆。
手機響了，是馮主任：“小于，身體好點沒？明天能來嗎？”
“能來，主任。”
“那就好，明天鄭老先生還要來，你接待一下。”
我的心一緊：“他還來？”
“嗯，說材料沒帶全，明天補上。”馮主任頓了頓，“你認識他？”
“不……不認識。”我撒謊了。
“那就好，這種歷史遺留問題最麻煩，你按程序辦就行。”
掛了電話，我看著手機屏幕慢慢變暗。
明天，鄭義方還會來。
而我不知道該怎么面對他。
是該恨他？還是該聽他說完？
回家路上，我特意繞到老街的文具店，買了一支新鋼筆。
又買了最厚的那種筆記本，準備好好記錄。
不管結果如何，我要把這件事弄清楚。
為了父親，也為了我自己。
晚上我又打開父親的皮箱，這次看得更仔細。
在箱子的夾層里，我發現了一張折疊得很小的紙。
展開看，是一份手寫的清單，標題是“農機配件盤點表”。
日期是1998年10月23日，盤點人簽名：于建國。
核對人簽名那里是空白的，但旁邊有個鉛筆寫的“鄭”字。
在清單最下面，有一行小字，也是鉛筆寫的：“鄭干事說先這樣報，以后再調整。”
字跡很輕，像怕被人看見。
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個可怕的念頭。
難道當年的事，真的另有隱情？
窗外的月亮很圓，但照不進這個謎團。
明天，明天一切都會更清楚嗎？
我不知道。
05
第二天我提前到了信訪辦，把桌椅又擦了一遍。
馮主任來的時候，看到我愣了一下：“這么早？身體好了？”
“好了。”我擠出笑容。
“那就好，”他泡了杯茶，“今天鄭老先生約了九點半，你準備一下。”
我點點頭，翻開新筆記本，在第一頁寫下日期。
又檢查了錄音筆，確認電池是滿的。
雖然按規定接待要錄音，但我之前從沒用過。
九點二十五分，敲門聲準時響起。
我的心跳也跟著敲門聲加快了節奏。
“請進。”我的聲音有點干澀。
門推開，鄭義方還是那身中山裝，但今天拎了個舊布袋。
他朝我點點頭，在對面坐下，把布袋放在腿上。
“鄭老先生您好。”我盡量讓語氣專業，“今天補全材料是嗎？”
“是的，”他從布袋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這是我寫的書面材料。”
信封很舊，邊角都磨白了。
我接過信封，沒有立刻打開：“按照規定，我需要先聽您口頭陳述。”
鄭義方點點頭，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很直。
“二十年前，永豐鄉農機站丟失了一批配件，價值三萬七千元。”
他的聲音很平穩，像在講述別人的事。
“當時我是紀檢干事，接到舉報后進行調查。”
“調查發現，倉庫的出庫單有涂改痕跡，簽字人是于建國。”
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我的筆在紙上記錄，手很穩，但手心全是汗。
“根據規定，我向鄉黨委提交了調查報告，建議對于建國立案。”
“后來于建國被開除公職，這件事就結了。”
他講完了，簡簡單單，沒有細節，沒有情緒。
就像在念一份二十年前的公文。
“就這些？”我問。
“就這些。”他說。
“那您今天申請復核的理由是什么？您說有新證據。”
鄭義方打開布袋，又拿出一個更小的信封。
這個信封是白色的，上面什么也沒寫。
“這是我后來發現的一些材料，”他把信封推過來，“但我不確定該不該交。”
我沒有接：“按照規定，證據材料應該一并提交。”
“我知道規定，”他苦笑，“但這些東西……可能會改變一些事。”
“改變什么事？”
他沒有回答，只是看著那個白色信封。
墻上的鐘走了整整一分鐘，我們都沒說話。
最后他說：“同志，我能問您一個問題嗎？”
“您問。”
“您認識于建國嗎？”
這個問題像一根針，扎破了所有的偽裝。
我抬起頭，直視他的眼睛：“認識，他是我父親。”
鄭義方的表情沒有變化，好像早就知道答案。
他輕輕嘆了口氣：“我猜到了，你長得像他，特別是眼睛。”
“您知道我是他兒子，還來找我？”我的聲音有點抖。
“正因為你是他兒子，我才來找你。”鄭義方的聲音很輕，“有些事，該讓你知道了。”
他打開白色信封，從里面抽出一張復印紙。
紙已經泛黃，上面的字跡有些模糊。
但還能看清楚，是一份出庫單的復印件。
配件名稱、數量、單價、總價，都列得很清楚。
領用人簽字欄：于建國。
審批人簽字欄：鄭義方。
但在審批人簽字旁邊，還有一行手寫的小字：“此批配件調撥至紅旗鄉，憑調撥單出庫。”
這行字的筆跡，和于建國的簽字筆跡不同。
更潦草，更隨意。
“這是什么？”我問。
“這是真正的出庫單，”鄭義方說，“當年我交給鄉黨委的，是另一份。”
另一份？什么意思？
“我當年交的那份，審批欄只有我的簽字，沒有那行小字。”
鄭義方的手在顫抖：“那行字被人撕掉了，我后來才找到原件。”
我的腦子嗡嗡作響：“誰撕的？為什么要撕？”
“我不知道，”他搖頭，“但撕掉這行字，責任就全在你父親身上。”
我盯著那張復印件，突然明白了什么。
如果配件是調撥到紅旗鄉，那就是正常的工作調動。
不是丟失，更不是監守自盜。
“你當年為什么不拿出原件？”我的聲音提高了。
“因為……”鄭義方閉上眼睛，“因為有人告訴我，如果拿出原件，你父親會更慘。”
“誰告訴你的？”
他沒有回答，只是把其他材料都推過來。
有幾份會議記錄復印件，有談話筆錄，還有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是打印的，只有一句話：“按我說的做，否則于建國一家不保。”
“這是誰寫的？”我的手在抖。
“不知道，塞在我辦公室門縫里的。”鄭義方睜開眼睛，眼里全是血絲，“我當年三十歲，剛當上紀檢干事，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他的聲音哽咽了：“我害怕了，真的害怕了。”
“所以你明明知道我爸是被冤枉的，還是舉報了他？”
話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為鄭義方哭了，這個六十五歲的老人，像個孩子一樣哭了。
眼淚順著他臉上的皺紋流下來，滴在舊中山裝上。
“我對不起你父親，”他泣不成聲，“這二十年，我沒有一天睡得好。”
“你父親去世時，我偷偷去殯儀館，在門外磕了三個頭。”
“我想過死，但覺得不能這么便宜自己，我得贖罪。”
他抬起滿是淚水的臉：“所以這些年，我在村里修路、引水、幫貧困戶。”
“可這些都沒用，我知道，這些都不能彌補我的罪。”
接待室里只有他的哭聲，和鐘表的滴答聲。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恨他？可憐他？還是該理解他？
最后我只是問：“那個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誰？”
鄭義方擦干眼淚，從布袋最底下拿出一張照片。
照片上是三個人的合影：年輕的于建國，年輕的鄭義方。
還有一個中年男人，穿著中山裝，笑容滿面。
“這是誰？”我問。
“當時的副鄉長，王德海。”鄭義方指著照片，“農機站的事，歸他分管。”
“你的意思是……”
“我沒有任何證據，”鄭義方打斷我，“這只是我的懷疑。”
他把所有材料裝回信封，推到我面前。
“這些給你，怎么處理，你決定。”
“我只有一個請求：如果可能，還你父親一個清白。”
說完，他站起身，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轉身離開，背影佝僂得像一張弓。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都沒動。
面前的信封像一塊烙鐵，燙得我不敢碰。
但我知道，我必須碰。
為了父親，為了母親，也為了眼前這個老人的懺悔。
我拿起信封，裝進公文包。
然后繼續接待下一位來訪者，像什么都沒發生。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下班時馮主任說：“鄭老先生的事，處理得怎么樣了？”
“還在了解情況。”我說。
“這種歷史問題最難辦，盡力就行。”他拍拍我，“對了，下周你就回原崗位了。”
我點點頭，心里卻在想：回不去了。
有些事一旦開始，就再也回不去了。
06
那天晚上我沒有回家，而是去了城西的城中村。
陳大姐告訴我，老站長劉永福就住在這里。
他兒子在城里打工，租了一間平房，把老父親接來住。
我在迷宮一樣的小巷里轉了半小時，才找到門牌號。
敲門時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老人愿不愿意見我。
門開了，是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頭發全白，但精神還好。
“劉爺爺您好，我是于建國的兒子。”我直接說明了身份。
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建國的兒子？都這么大了！”
他把我讓進屋，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
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舊衣柜，就是全部家當。
“坐，坐，”他忙著倒水，“你爸……哎，可惜了。”
“劉爺爺，我今天來，是想問問當年的事。”
老人放下水杯，坐回床邊，眼神變得遙遠。
“你爸是個好人，技術好，責任心強。”
“那批配件，是他親手清點，親手封存的。”
我拿出鄭義方給我的復印件：“您看看這個。”
老人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很久，手開始發抖。
“是這張，就是這張！”他激動起來，“當年我看到的就是這張！”
“您確定？”
“確定！”老人指著那行小字，“這字是王副鄉長寫的，我認得他的筆跡！”
王德海，又是這個名字。
“劉爺爺，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老人嘆了口氣，開始講述。
1998年秋天，紅旗鄉的農機站發生火災，急需配件。
縣里協調從永豐鄉調撥一批，手續是王德海辦的。
“你爸把貨發走了，王德海說調撥單后補，結果一直沒補。”
后來縣里來檢查資產，發現這批配件在賬上，實物卻沒了。
“王德海慌了，讓你爸想辦法做平賬目，你爸不肯。”
于是就有了出庫單被涂改的事，有了鄭義方的調查。
“鄭干事開始很認真，查到了調撥的事，”老人回憶，“但后來突然改了態度。”
“為什么？”
老人搖頭：“不知道，但我聽說，王德海找過他。”
談話進行了一個小時，老人把知道的全說了。
臨別時他拉著我的手：“俊材，你爸是冤枉的，你要為他討公道啊。”
我點點頭，心里沉甸甸的。
回家的路上，我給母親打了電話，說加班不回去吃飯了。
其實是我需要一個人靜靜，理清思路。
我在街邊小店點了碗面，邊吃邊看那些材料。
鄭義方給的匿名信，筆跡鑒定顯示是左手寫的。
會議記錄顯示，當年討論處理意見時，王德海態度最強硬。
要求“嚴肅處理，以儆效尤”。
而鄭義方當時的發言記錄只有一句：“建議進一步核實。”
但這條建議被忽略了，會議決定直接上報處理。
我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一個可怕的畫面漸漸清晰。
王德海為了掩蓋自己的工作失誤，嫁禍給父親。
鄭義方發現了真相，但受到威脅，被迫隱瞞。
父親成了替罪羊，失去了工作和名譽。
后來王德海調走了，據說現在在南方做生意，過得很好。
鄭義方辭職回了村里，用余生贖罪。
只有父親，永遠停在了四十二歲，帶著污名離開。
面涼了，我也沒心情吃了。
付錢時老板娘問：“小伙子，臉色這么差，生病了？”
“沒事，有點累。”我勉強笑笑。
回到街道辦，已經晚上八點多。
整棟樓都黑了，只有門衛室的燈還亮著。
我打開信訪辦的燈，坐在那張舊椅子上。
對面就是鄭義方坐過的位置，現在空著。
我在想，當年父親坐在紀檢辦公室時，對面是不是也是這樣？
鄭義方穿著整潔的中山裝，一臉嚴肅地問話。
父親辯解，拿出證據，但沒人聽。
最后他絕望了，認下了莫須有的罪名。
我拿起電話，想打給鄭義方，問問更多細節。
但翻遍記錄本，才發現他根本沒留聯系方式。
他只說“明天再來”，但明天是周六，信訪辦不上班。
我決定去永豐村找他，有些事必須當面問清楚。
周六早上，我跟母親說去同事家玩，然后坐上了去鄉下的班車。
永豐村離縣城三十公里，路不好走，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
到村里已經十點多，我問路邊曬太陽的老人：“鄭義方家在哪兒？”
老人指著村東頭：“老鄭家啊，紅磚房那家，門口有棵棗樹。”
我順著方向找去，果然看到一棵老棗樹，樹下拴著一條黃狗。
房子很舊，但院子收拾得很干凈。
鄭義方正蹲在院子里修鋤頭，聽到腳步聲抬起頭。
看到是我，他愣住了，鋤頭掉在地上。
“于……小于同志？”他站起來，有些手足無措。
“鄭老先生，我想跟您談談。”
他點點頭，把我讓進屋，忙著倒茶洗杯子。
屋子里的陳設很簡單，但墻上有不少獎狀。
“優秀黨員”、“致富帶頭人”、“道德模范”……
“這些都是虛的，”他順著我的目光看去，“贖不了罪。”
我們坐下，誰都不知道怎么開口。
最后還是我問：“王德海當年怎么威脅您的？”
鄭義方的手抖了一下：“他說……如果我說出真相，就讓我在紀檢系統待不下去。”
“還說會找人‘照顧’你父親一家，讓你父親在牢里不好過。”
“我那時年輕，又剛結婚，真的怕了。”
他的聲音很低，帶著深深的自責。
“后來你父親被開除，我越想越覺得不對，開始私下調查。”
“但王德海已經調走了，很多證據也沒了。”
“我想過翻案，可那時你父親已經……已經去世了。”
他哭了，這次沒有聲音，只有眼淚不停地流。
“你父親下葬那天，我去了，躲在山坡上看著。”
“你母親哭暈過去，你那么小，抱著母親的腿。”
“那一刻我知道，我這一輩子完了，良心這輩子都不會安了。”
我看著他，心里的恨意一點點消散。
不是原諒，是理解了那種被權力壓迫的無奈。
“如果現在翻案，您愿意作證嗎？”我問。
鄭義方擦干眼淚，眼神變得堅定：“愿意，我等這一天等了二十年。”
我們談了很久，中午他留我吃飯，炒了兩個青菜。
吃飯時他說：“你父親愛吃苦瓜，每次站里聚餐，他都要點。”
“我不吃苦瓜。”我說。
“我知道，”他苦笑，“你像你媽，她也不吃。”
原來他連這個都知道，這些年他到底暗中關注了我們多久？
離開時，他把一個更厚的信封交給我。
“這是我這些年來收集的所有材料，包括當年幾個知情人的證言。”
“但他們愿不愿公開作證，我不知道。”
我接過信封，沉甸甸的。
“鄭老先生，謝謝您。”
“別謝我，”他搖頭，“這是我該做的。”
回城的班車上，我看著窗外的田野，心里很亂。
但有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晰：我要為父親翻案。
無論多難，無論要多久。
07
周一上班，我直接去找了馮主任。
他正在看文件，抬頭看到我：“小于？不是讓你回原崗位嗎？”
“主任，我想請幾天假，處理點私事。”
馮主任放下文件，打量我：“私事？什么事？”
我猶豫了一下，決定說實話：“關于我父親的事。”
他的表情嚴肅起來：“你父親？于建國？”
“是的，我找到了一些新證據，證明他是被冤枉的。”
馮主任站起來關上門，壓低聲音：“你知道你在說什么嗎？”
“我知道，”我把鄭義方給的材料復印件遞過去，“您看看這個。”
他接過材料，仔細看了很久，眉頭越皺越緊。
最后他放下材料，點了支煙，深深吸了一口。
“這些材料……確實有問題。”他吐出一口煙，“但二十年前的舊案，翻起來很難。”
“再難我也要試。”
馮主任沉默了很久，煙灰掉在桌上都沒注意。
“我認識你父親，”他突然說，“雖然不熟，但見過幾次。”
我愣住了：“您認識？”
“嗯，那時我在隔壁鄉工作，開農機現場會時見過。”
他把煙掐滅：“你父親技術好，人實在，那次幫我們修機器修到半夜。”
“所以當年聽說他被開除，我挺意外的。”
馮主任站起身，走到窗前：“小于，這事我可以幫你，但你要想清楚。”
“翻舊案會得罪很多人，甚至影響你的工作。”
“我想清楚了，”我說，“工作沒了可以再找，父親的名譽必須挽回。”
馮主任轉過身，看著我，眼里有贊許，也有擔憂。
“那好，你先按程序走，寫個情況說明。”
“我幫你遞上去，但上面批不批，什么時候批，我說了不算。”
我點點頭：“謝謝主任。”
“別謝我，”他擺擺手，“這是你該做的，也是我該做的。”
回到信訪辦，我開始寫情況說明。
把所有材料整理成冊，附上證據清單，寫清訴求：請求對1998年永豐鄉農機站事件進行復查，恢復于建國名譽。
寫完后已經下午三點，我去找馮主任簽字。
他仔細看了一遍，簽上名字，蓋上信訪辦的章。
“我會直接送到區紀委，”他說，“但這需要時間，你要有耐心。”
“我知道。”
“還有，”他提醒，“這事先別聲張，尤其別讓你母親太擔心。”
我點點頭，心里暖暖的。
下班回家，母親做了很多菜，像過節一樣。
“媽，今天什么日子？”我問。
“沒什么日子，就是想給你做點好吃的。”母親給我夾了塊魚，“俊材，媽想通了。”
“想通什么？”
“你想查你爸的事，就去查吧。”母親眼睛紅了，“媽支持你。”
我鼻子一酸：“媽……”
“你爸這輩子太苦了，如果能還他清白，媽死了也甘心。”
“別這么說，”我握住母親的手，“我們都要好好的。”
那晚我們聊了很多，聊父親生前的趣事，聊他的夢想。
母親說父親一直想寫一本農機維修手冊，讓更多農民學會修機器。
“他寫了十幾頁，后來……后來就沒再寫了。”
“稿子還在嗎？”
母親從箱底找出來，是一個舊筆記本，里面是工整的鋼筆字。
有圖，有說明，還有維修口訣。
我翻看著，好像看到了父親伏案寫作的樣子。
“我會把它出版，”我說，“以父親的名義。”
母親哭了，這次是欣慰的眼淚。
第二天，鄭義方又來了信訪辦。
這次他帶了一個布包，里面是幾本舊筆記本。
“這是我當年的工作筆記，”他說，“里面記了很多細節。”
我翻開一本，字跡工整，條理清晰。
在1998年10月那幾頁，詳細記錄了調查過程。
包括和王德海的談話，和于建國的談話，還有現場勘查記錄。
但最后幾頁被撕掉了，留下參差不齊的紙邊。
“這些是我撕的，”鄭義方說，“當時王德海逼我交筆記，我撕掉了關鍵幾頁。”
“你保留了原件？”
“沒有，”他搖頭，“原件被他拿走了，這是我事后憑記憶補記的。”
雖然不完整，但已經能看出問題。
調查初期，鄭義方明顯傾向于“工作失誤”的結論。
但后來突然轉向“涉嫌侵占”，轉折點就是和王德海的談話。
“他當時說了什么？”我問。
“他說，如果不按他的意思辦，我這個紀檢干事就別想干了。”
鄭義方苦笑：“還說會讓我全家在永豐鄉待不下去。”
“你信了？”
“信了，因為他姐夫是縣里的領導。”
權力，又是權力。
普通人面對權力時，往往別無選擇。
“鄭老先生，如果復查需要您公開作證，您愿意嗎？”
“愿意，”他毫不猶豫，“我這把年紀了，沒什么好怕的。”
“那您家人……”
“我老伴五年前走了，兒子在省城工作，支持我。”
他看著我，眼神清澈：“小于，這是我最后的機會了，我不想帶著愧疚進棺材。”
我點點頭，把材料收好。
送他離開時，他走到門口又回頭：“你父親……是個好人。”
“他臨走前，我去醫院看過他，他認出了我。”
我愣住了：“我爸見過您？”
“嗯，他當時已經說不出話了，但看到我，他笑了。”
鄭義方的眼淚又流下來：“他握住我的手，寫了幾個字。”
“什么字？”
“不怪你。”
三個字，像三把錘子，砸在我心上。
父親到死都在原諒，原諒這個毀了他一生的人。
而這個人，用余生來贖罪，卻永遠無法原諒自己。
也許這就是人性，復雜，矛盾，但總有一絲光亮。
回到辦公室，我看著窗外的梧桐樹。
葉子開始泛黃了，秋天要來了。
二十年前的秋天，父親的人生被改寫。
二十年后的秋天，也許能迎來轉機。
馮主任推門進來：“材料送上去了，等消息吧。”
“別謝太早，”他苦笑，“這種舊案，沒個一年半載不會有結果。”
一年半載，我能等。
父親等了三年，等到死。
我等得起。
08
等待的日子像鈍刀子割肉，每一天都很漫長。
我照常上班，接待來訪群眾，處理日常事務。
但心里總懸著那件事，時不時看手機，生怕錯過重要電話。
鄭義方每周三都會來，不帶材料，就是坐坐。
有時聊幾句家常，有時只是默默坐一會兒。
我們之間形成了一種奇怪的默契，都不提等待的煎熬。
十月的一個周三，他帶來了一包紅棗。
“院子里棗樹熟的，甜，給你和你媽嘗嘗。”
我接過紅棗，心里很暖。
“鄭老，您說復查有希望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盡人事，聽天命吧。”
“如果失敗了呢？”
“那就繼續申訴，”他很平靜，“我還能活幾年，就申訴幾年。”
這份執著讓我感動，也讓我心酸。
如果不是當年的錯誤，他本該有個更好的晚年。
而不是像現在，背著沉重的枷鎖，到處奔走。
十一月初，終于等來了消息。
但不是紀委的，是街道紀工委的。
他們約我談話，說收到了我的材料，需要了解情況。
談話在紀工委辦公室進行，對面坐著兩位同志。
一位四十多歲，姓李，一位三十出頭，姓張。
“于俊材同志，你提交的材料我們看了，”李同志開門見山，“但時間太久，很多證據不足。”
“可是那些出庫單、會議記錄……”
“我們知道，”張同志接過話，“但這些是復印件，法律效力有限。”
“原件呢？”
“鄭義方同志說，原件當年被王德海拿走了。”
我沉默了，這是最大的難點。
沒有原件，單憑復印件和證人證言，很難推翻原結論。
“我們聯系了永豐鄉現在的領導，”李同志說，“他們找到了當年的部分檔案。”
“有收獲嗎？”
“找到了一份處理決定，還有你父親的檢討書。”
檢討書？父親寫過檢討？
“我們能看看嗎？”
張同志從文件夾里拿出一份復印件。
確實是父親的字跡，但內容很奇怪。
通篇都在說“工作失誤”、“管理不嚴”，但沒有承認“侵占”。
最后的簽名很用力，紙都被戳破了。
“這份檢討，父親是被迫寫的。”我說。
“我們知道，”李同志點頭，“但程序上，這就是當年的結論依據。”
談話進行了一個小時，他們很客氣，但也很明確：證據不足，復查難度大，建議我們降低期望。
離開紀工委，我站在走廊里，很久沒動。
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馮主任走過來：“談完了？”
“嗯。”
“不順利？”
“證據不足。”
他拍拍我肩膀：“別灰心，這才第一步。”
“可他們說很難……”
“難不代表不可能，”馮主任壓低聲音，“我打聽到，王德海最近回來了。”
“回來了？”
“嗯，他父親病重，回縣醫院了。”
我心里一動：“您的意思是……”
“我沒什么意思，”馮主任轉身離開，“就是告訴你這個消息。”
我明白了，這是個機會。
如果能找到王德海，當面問清楚，也許能有突破。
但怎么找？找到了又怎么問？
回到家，我跟母親說了這件事。
母親很激動：“王德海？他還敢回來！”
“媽，您別激動。”
“我能不激動嗎？”母親哭了，“就是他害死你爸的！”
我安撫母親，心里卻在盤算。
第二天，我請了假，去了縣醫院。
在住院部前臺打聽，果然有個叫王德海的病人。
他父親住在心內科，806病房。
我在走廊盡頭等著，下午三點多，看到一個中年男人從電梯出來。
雖然老了，但我認出來了，就是照片上那個人。
他拎著果籃，走進806病房。
我在外面等了半小時，他出來了，去樓梯間抽煙。
我跟過去，站在他面前。
“王德海？”我問。
他愣了一下，打量我：“你是？”
“于建國的兒子。”
他的臉瞬間白了，手里的煙掉在地上。
“你……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問問當年的事。”我盡量讓語氣平靜。
“當年什么事？我不知道。”他想走。
我攔住他：“農機站，三萬七的配件，鄭義方，這些您都忘了嗎？”
他的額頭冒出冷汗：“那都是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干什么？”
“因為有人背著黑鍋二十年，有人良心不安二十年。”
王德海靠在墻上，呼吸急促：“你想怎么樣？”
“我不想怎么樣，只想要真相。”
“真相？”他冷笑，“真相就是你爸工作失誤，造成了損失！”
“那調撥單呢？那行被撕掉的小字呢？”
他的臉色更難看了：“什么調撥單？我不知道！”
“鄭義方保留了復印件，上面有您的筆跡。”
王德海沉默了，過了很久才說：“你們想翻案？”
“想還我父親清白。”
“清白？”他笑了，笑得很苦澀，“這世上有幾個人是清白的？”
“至少我父親是。”
他盯著我，眼神復雜：“年輕人，你知道翻案會牽扯多少人嗎？”
“我不怕。”
“你不怕，你媽呢？你工作呢？”
這是威脅，赤裸裸的威脅。
但我沒退縮：“王德海，你父親也住在這家醫院。”
“你什么意思？”
“沒什么意思，”我看著他，“就是覺得，人都有老的時候，都有需要安寧的時候。”
他的眼神動搖了，手在發抖。
“我給你錢，”他突然說，“十萬，夠不夠？二十萬？”
“我不要錢，只要真相。”
“真相……”他喃喃自語，“真相就是，當年縣里要抓典型，必須有人負責。”
“所以你選了我父親？”
“他是技術員，管倉庫，最合適。”王德海閉上眼睛，“我也沒辦法，上面壓下來的。”
“上面是誰？”
“我不能說，”他搖頭，“說了我全家都完了。”
談話陷入僵局，但我知道，他已經松口了。
“如果紀委找你，你會說實話嗎？”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說：“讓我想想。”
我離開了醫院，沒有逼他。
有些事需要時間，需要契機。
回到街道辦，鄭義方在等我。
“你去見王德海了？”他問。
“您怎么知道？”
“我聽說他回來了，”鄭義方說，“猜你會去。”
我把談話內容告訴了他，他嘆了口氣。
“他會說實話的，”鄭義方很肯定，“因為他父親病了。”
“這有什么關系？”
“人在親人病重時，會反思一生。”他看著窗外，“我老伴走的時候，我把所有虧心事都坦白了。”
果然，三天后，紀委通知我，王德海主動去說明了情況。
雖然沒說出“上面”是誰，但承認了當年隱瞞調撥單的事實。
這是重大突破，復查的大門，終于打開了一條縫。
09
冬天來了，街道兩旁的梧桐樹掉光了葉子。
復查程序正式啟動，區紀委成立了專門調查組。
我被叫去談了三次話，鄭義方談了五次。
王德海談了一次，就住進了醫院，說是心臟病發作。
調查組去了永豐鄉，找到了當年的幾個老同志。
還去了紅旗鄉，查到了那批配件的接收記錄。
雖然很多檔案丟失了，但拼湊起來的證據鏈，越來越清晰。
十二月中旬，調查組有了初步結論：當年對于建國的處理，事實依據不足，程序存在瑕疵。
建議撤銷原處理決定，恢復名譽。
但還需要上會研究，走正式程序。
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正在信訪辦整理年終總結。
馮主任推門進來，臉上帶著笑：“小于，有好消息。”
他告訴我，紀委的朋友透露，上會通過的可能性很大。
“快過年了，也許能趕在年前批下來。”
我第一時間給母親打了電話，她在那頭哭了很久。
“你爸……你爸終于能瞑目了。”
我又給鄭義方打電話，他沉默了很久，才說：“好，好啊。”
聲音哽咽，說不下去。
周三他照常來，但這次帶了瓶酒。
“陪我喝一杯？”他問。
我搖搖頭：“上班時間不能喝酒。”
“那就以茶代酒。”他倒了兩杯茶，舉起一杯，“敬你父親。”
我也舉起杯子：“敬真相。”
我們碰杯，茶很苦，但心里很甜。
“鄭老，等正式文件下來，您有什么打算？”
“回村里，繼續修路，”他說，“把最后一段村道修完。”
“然后呢？”
“然后……”他想了想，“好好過幾天安生日子。”
我看著他花白的頭發，深深淺淺的皺紋。
忽然覺得，他和父親很像，都是被時代裹挾的普通人。
犯過錯，受過苦，但心底還有良知。
“鄭老，我父親真的不怪您。”
“我知道，”他眼睛紅了，“可我不能原諒自己。”
“那就帶著這份愧疚，好好活著。”
他點點頭，把杯里的茶一飲而盡。
一月，文件正式下來了。
紅頭文件，蓋著紀委的章，措辭嚴謹：“經復查，原對于建國同志的處理決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現予以撤銷。”
“恢復于建國同志名譽，按政策落實相關待遇。”
拿著文件，我的手在抖。
二十年，七千三百天，終于等到了這一天。
母親把文件復印了十份，一份裱起來掛在墻上。
一份燒給父親，在他的墳前。
那天我們去了公墓，鄭義方也去了。
他跪在墳前，磕了三個頭，一句話也沒說。
但我們都明白，那三個頭的重量。
下山時，母親突然說：“老鄭，以后常來家里坐坐。”
鄭義方愣住了，然后用力點頭：“好，好。”
過年時，他真的來了，帶了一堆年貨。
母親做了一桌子菜，我們三個人，像一家人一樣吃飯。
電視里播著春晚，窗外偶爾有鞭炮聲。
“要是你爸在就好了。”母親說。
“他在看著呢，”鄭義方說，“在天上看著呢。”
年后，街道辦調整崗位，我被調到司法所。
馮主任說：“你適合干這個，有耐心，有正義感。”
我接受了，在新的崗位上繼續工作。
鄭義方還在村里修路，春天來了，路也修完了。
他打電話告訴我：“最后一段通了，全村都通了。”
聲音里滿是欣慰。
四月，父親的那本維修手冊出版了。
出版社說，雖然技術過時了，但精神不過時。
我在扉頁上寫：“謹以此書，獻給所有被誤解但依然堅守的人。”
新書發布會上，來了很多人。
有父親的老同事，有永豐村的村民，還有街道辦的同事。
鄭義方也來了，他穿了身新衣服，精神很好。
他上臺發言，說了當年的事，說了這些年的愧疚。
最后他說：“正義可能會遲到，但不會缺席。”
臺下掌聲雷動。
發布會結束，我們一起走出會場。
春天的陽光很暖，路邊的玉蘭花開了。
“鄭老，謝謝您。”我說。
“該說謝謝的是我，”他握住我的手，“你讓我解脫了。”
“我們都解脫了。”
是的，都解脫了。
父親解脫了污名，母親解脫了怨恨。
鄭義方解脫了愧疚，我解脫了心結。
雖然傷痕還在，但至少，我們可以向前看了。
走在春風里，我覺得父親就在身邊。
他穿著那身舊工裝，笑著，像照片里那樣燦爛。
“爸，您安心吧。”我在心里說。
風吹過，玉蘭花輕輕搖曳，像在點頭。
10
五月，信訪辦又來了新人，是個剛畢業的大學生。
馮主任讓我去帶帶他，就像當年他帶我一樣。
接待室里，我看著那個年輕人緊張的樣子，笑了。
“別緊張，慢慢來。”我說。
他點點頭，翻開記錄本，手有點抖。
第一個來訪者是個中年婦女，反映拆遷問題。
年輕人認真記錄，時不時問幾句，雖然生疏，但很認真。
送走來訪者，他問我：“于老師，這樣處理對嗎？”
“對，”我點頭，“態度好，記錄全，就成功了一半。”
他笑了，笑容很干凈，像剛出校門時的我。
中午吃飯時，馮主任坐過來：“怎么樣，這小伙子？”
“不錯，有責任心。”
“那就好，”馮主任吃了口菜，“對了，鄭老先生最近怎么樣？”
“挺好的，在村里搞了個農機維修班，免費教農民。”
“哦？好事啊。”
“用我爸那本書當教材，他說，這是你父親的心愿。”
馮主任點點頭，沒說話。
吃完飯，我接到鄭義方的電話。
“俊材，維修班開班了，來了三十多個村民。”
他的聲音里滿是喜悅：“大家學得很認真，都說有用。”
“鄭老，您辛苦了。”
“不辛苦，高興著呢。”
掛了電話，我看著窗外的街道。
陽光明媚，人來人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的在奔波，有的在等待，有的在和解。
就像我和鄭義方，就像父親和這個世界。
下午接待了一個老人，反映養老金問題。
我耐心解釋政策，幫他算了算能領多少錢。
老人千恩萬謝地走了，說：“同志，你是個好人。”
這句話很普通，但讓我心里一暖。
也許這就是工作的意義：幫助別人，也救贖自己。
下班前，那個大學生問我：“于老師，您為什么選擇這份工作？”
我想了想：“因為我想做個有用的人。”
“有用的人？”
“嗯，能幫到別人，哪怕一點點。”
他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回家的路上，我去花店買了一束白菊。
明天是父親的忌日，我想去看看他。
晚上母親做了很多菜，鄭義方也來了。
我們三個人吃飯，聊天，像一家人。
“老鄭，你以后就住縣城吧，”母親說，“村里跑來跑去多累。”
“住不慣，”鄭義方笑，“村里自在。”
“那常來。”
“常來。”
吃完飯，鄭義方拿出一個舊鐵盒。
“這是你父親當年留下的，我一直保存著。”
我打開鐵盒，里面是一些零碎的東西。
一枚褪色的獎章，幾張老照片，還有一封信。
信封上寫著：“給兒子”。
是父親的字跡。
我的手在抖，慢慢打開信。
信很短，只有一頁紙：“俊材，如果你看到這封信，說明爸已經不在了。
爸這輩子，沒給你留下什么，只有幾句話：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認真。
爸的事，別怪鄭干事，他也是身不由己。
好好照顧你媽，好好活著。
爸愛你。”
信紙已經泛黃，字跡也有些模糊。
但每一個字，都像錘子敲在我心上。
我哭了，母親哭了，鄭義方也哭了。
三個人的眼淚，為同一個人流。
“你爸……你爸早就原諒我了。”鄭義方泣不成聲。
“他從來就沒恨過您。”我說。
那晚我們聊到很晚，聊父親生前的點點滴滴。
聊他的夢想，他的堅持，他的善良。
最后鄭義方說：“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爸。”
“但最感激的人，也是他。”
“因為他讓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
第二天，我們去公墓。
把花放在父親墓前，把信讀給他聽。
風輕輕吹過，松柏搖曳，像在回應。
“爸，您安息吧。”我說。
母親撫摸著墓碑：“建國，兒子為你討回公道了。”
鄭義方鞠了三個躬，久久沒有起身。
下山時，陽光正好，滿山青翠。
生活還在繼續，傷痛會慢慢愈合。
也許不會完全消失，但至少，我們可以帶著它前行。
回到街道辦，那個大學生正在接待來訪者。
他抬頭看到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笑，走進辦公室，開始新一天的工作。
窗外，梧桐樹長出了新葉。
春天真的來了。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