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褻”邊界：當女孩主動“交易”，“誘騙”指控能否成立？

“隔空猥褻”的刑法邊界：當女孩主動“交易”，“誘騙”指控能否成立？

本文作者：李靖宇

摘要：

本文旨在深度剖析“隔空猥褻”犯罪中“誘騙”行為的立法邏輯與司法認定邊界。隨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隔空猥褻”被正式納入刑法規制范疇，其行為模式從傳統的“脅迫”擴展至“誘騙”。然而，這一擴展在保護未成年人的同時，也引發了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謙抑性的深刻思考。本文將結合一則真實案例背景——一名已滿16周歲女孩因缺錢主動提出以“不雅視頻”換取“紅包”——系統論述“誘騙”的本質，探討在受害人主動發起的“交易”情境下，“誘騙”行為的認定空間是否依然存在。本文認為，司法實踐中對“誘騙”的解釋不應無限泛化，必須嚴格審查行為是否包含“欺騙”這一核心要素，警惕將所有涉及金錢的未成年人性相關網絡行為一概而論地評價為“誘騙型猥褻”，以捍衛刑法的精確性與公正性。

引言：數字迷霧中的新罪名與舊原則

2025年的今天，互聯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邊界日益模糊。這種融合在為社會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催生了諸多新型的法律難題。其中，“隔空猥褻”作為一種典型的網絡衍生犯罪，近年來備受社會關注。它指行為人通過互聯網媒介，誘騙、脅迫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發送裸照或視頻等，以滿足自身性刺激的行為。

這種犯罪不涉及物理接觸，卻能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難以磨滅的創傷，其隱蔽性強、取證困難的特點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巨大挑戰。

為了應對這一新型犯罪樣態，我國最高司法機關于2023年出臺了《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第九條明確將“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實施猥褻行為納入了強制猥褻罪或猥褻兒童罪的打擊范圍。

這一規定被視為我國懲治網絡性侵犯罪的里程碑，彰顯了對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的司法決心。

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適用。當抽象的法條遭遇復雜多變的現實，其解釋的邊界便成為控辯雙方交鋒的核心。我經辦的的案件即是這樣一個“試金石”：一名成年男子在一名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孩主動提出以“不雅視頻”換取金錢后，按照女孩的要求掃碼支付了錢款，完成了一次交易。事后，男子因女孩不再回復信息而發出傳播的威脅言語（但未實際傳播視頻），最終女孩的照片由案外人發布。

在此案中，男子是否構成“隔空猥褻”？其行為是否符合《解釋》第九條所規定的“誘騙”？當所謂的“被害人”是交易的發起者，當性的展露成為明碼標價的“商品”，我們是否還能輕易地將男方的付款行為解讀為刑法意義上的“誘騙”？

本文將立足于本案事實，從三個層面展開深度論證：第一，剖析司法解釋將“誘騙”納入“隔空猥褻”行為模式的立法邏輯與法理基礎；第二，厘清“誘騙”行為的法律本質及其在“隔空猥褻”案件中的司法認定標準；第三，也是本文的核心，將著重論述在本案的特殊情境下——即女孩主動提出交易——“誘騙”的構成要件是否缺失，并以此為嫌疑人進行無罪或罪輕的辯護。

一、“誘騙”入罪：回應數字時代挑戰的立法邏輯

將“誘騙”作為“隔空猥褻”的一種實行行為，是司法解釋對刑法條文進行的一次適應性擴張。理解其背后的邏輯，是把握辯護方向的前提。

（一）從“接觸”到“非接觸”：猥褻罪保護法益的延伸

傳統刑法理論中，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通常被理解為一種接觸型犯罪，其行為方式多表現為對他人身體的直接觸摸、摳摸等。然而，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犯罪分子得以突破時空限制，通過非接觸方式實現對他人性自由、性羞恥心乃至身心健康的侵害。這種“隔空”實施的行為，其滿足行為人畸形性欲、侵害被害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性法益的本質，與傳統猥褻并無二致。

在《解釋》出臺前，對于此類行為的定性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巨大爭議。

部分觀點認為，由于缺乏物理接觸，不符合猥褻罪的傳統構成要件；另有觀點則嘗試以傳播淫穢物品罪、敲詐勒索罪等進行規制，但往往難以全面評價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種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無疑造成了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網漏洞”。

因此，《解釋》的出臺，特別是第九條的規定，其首要立法意圖便是彌合這一漏洞，明確宣告“隔空猥褻”的可罰性。這標志著我國刑法對猥褻罪保護法益的理解，從單純的身體不受侵犯，延伸到了更為寬泛的、包括心理健康和人格尊嚴在內的“性自主權”與“性安寧”。

（二）“脅迫”與“誘騙”：非暴力手段下對意志自由的剝奪

《解釋》第九條規定：“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絡視頻聊天或者發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定的，以強制猥褻罪或者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p>

此條款將“脅迫”與“誘騙”并列，作為與“暴力”并行的、能夠壓制或扭曲被害人意志的手段。其立法邏輯在于，強制猥褻罪的核心在于“強制”，即違背被害人意志。這種“違背意志”不僅可以通過物理暴力實現，同樣可以通過精神強制（脅迫）或認知操縱（誘騙）來實現。

對于心智尚未成熟、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均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他們更容易成為“誘騙”行為的犧牲品。犯罪分子常常利用未成年人天真、好奇、渴望認同、缺乏風險意識等特點，通過編造虛假身份（如冒充星探、醫生）、許諾虛假利益（如高薪兼職、游戲裝備、明星簽約）或構建虛假情感關系（如網戀“CP”）等方式，使其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自愿”地實施暴露身體等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未成年人的“同意”是基于欺騙而產生的，是存在重大瑕疵的、無效的同意。因此，從法理上看，通過“誘騙”手段獲取的“同意”，等同于沒有同意，其行為本質上依然是“強制”的。

將“誘騙”明確列為實行行為，正是基于對未成年人特殊脆弱性的深刻洞察，旨在將刑法保護的關口前移，從單純懲治事后的暴力與脅迫，擴展到懲治事前導致意志不自由的欺騙行為。這是對未成年人權益進行實質性、全面性保護的體現。然而，也正因為其懲罰的是一種更為隱蔽的“認知操縱”，其邊界的劃定就顯得尤為重要和棘手，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客觀歸罪或過度擴張的泥潭。

二、“誘騙”的本質與司法認定：在保護與限縮之間尋求平衡

作為辯護律師，我們必須精確解構“誘騙”一詞的內涵，并以此為準繩，衡量本案當事人的行為。

（一）“誘騙”的二元結構：“誘惑”+“欺騙”

在漢語語境中，“誘騙”是一個合成詞，包含了“誘惑”和“欺騙”兩個核心要素。

“誘惑”：通常指行為人通過展示某種利益（金錢、機會、情感等），吸引對方產生欲望并采取行動。在“隔空猥褻”案件中，常見的“誘餌”包括發紅包、贈送禮物、提供工作機會等。

“欺騙”：則指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方法，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是對方做出決定的關鍵原因。

“誘騙”的完整含義是：行為人使用欺騙性的手段來實施誘惑，使得被害人基于該欺騙手段所導致的錯誤認識，而處分其性相關的法益。這兩個要素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如果僅僅存在“誘惑”而沒有“欺騙”，則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誘騙”。例如，一個成年人以金錢為對價，與另一個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無論其道德上是否值得提倡，但在刑法上，我們不能認為付款方“誘騙”了收款方，因為交易內容是明確的，不存在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的欺騙行為。

（二）“隔空猥褻”中“誘騙”的司法認定標準

結合現有司法實踐和學術觀點認定“隔空猥褻”中的“誘騙”行為，應綜合考量以下幾個方面：

1.行為人是否實施了具體的欺騙行為：這是構成“誘騙”的核心與前提。行為人是否虛構了身份、編造了不存在的事由、許諾了無法兌現的利益？例如，謊稱自己是導演，以“試鏡”為名要求女孩發送裸照；或謊稱自己是醫生，以“身體檢查”為名進行裸聊。這些都是典型的欺騙行為。

2.被害人是否因欺騙行為陷入了錯誤認識：被害人之所以同意發送照片或視頻，其原因必須是相信了行為人的謊言。如果被害人對行為人的說辭本就心知肚明其為虛假，只是將計就計，或者其同意的真實原因是其他因素（如本案中主動提出的金錢需求），那么欺騙行為與被害人行為之間的因果鏈條就斷裂了。

3.被害人的年齡與認知水平：對于年齡較?。ㄈ绮粷M14周歲）的兒童，其認知能力極度有限，司法實踐中對“欺騙”的認定標準會適當放寬。輕微的夸大、簡單的許諾都可能被認定為足以使其陷入錯誤認識的欺騙。但對于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其已接近成年，具備了相當的社會認知和判斷能力，《民法典》也承認其為“可以參加勞動取得收入并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因此，對其是否存在“錯誤認識”的判斷標準應當更為嚴格。

4.行為的整體語境與性質：是單向的、捕獵式的引誘，還是雙向的、具有協商和交易性質的互動？前者更符合“誘騙”的模式，而后者則更接近一種（盡管違法或不道德的）“合意”交換。

綜上所述，“誘騙”的認定絕非簡單的“給錢辦事”就可成立。它必須是一個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和認知操縱基礎上的、導致被害人非真實意愿表達的過程。脫離了“欺騙”這一根本屬性，所謂的“誘騙”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女孩主動“交易”情境下的“誘騙”不成立之辯

現在，讓我們將上述法理分析聚焦于本案的具體事實。我方主張，在本案中，檢察機關對當事人“誘騙”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核心理由在于“欺騙”要素的完全缺位。

（一）事實梳理：一次由“被害人”發起的明確交易

根據案情，整個事件的邏輯鏈條清晰明確：

1.需求與提議的源頭：女孩首先因“缺錢”，主動向嫌疑人提出“‘紅包’換‘不雅視頻’”的交易提議。這意味著，交易的動議、內容和對價，均由女孩一方率先提出。

2.交易的達成與履行：嫌疑人同意了該提議，并支付了“紅包”，女孩隨之發送了“不雅視頻”。這是一個典型的要約與承諾過程，雙方對交易內容——金錢換取特定視頻——有著清晰、一致的認知。

在交易完成、女孩不再回復信息后，嫌疑人以曝光視頻相威脅。這一行為發生在視頻獲取之后，屬于獨立的、另一個性質的行為。

（二）“欺騙”要素的缺失：嫌疑人何騙之有？

對照前文所述“誘騙”的構成要件，嫌疑人的行為顯然不符合：

第一，嫌疑人沒有實施任何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他沒有冒充星探，沒有許諾一個不存在的未來，也沒有編造任何謊言來誘使女孩發送視頻。他所做的，僅僅是同意了女孩自己提出的交易條件。整個過程中，信息是完全對稱的，女孩明確知道自己將要發送什么（不雅視頻），也明確知道自己將要得到什么（紅包）。她不是因為陷入“可以成為明星”或“這是正常體檢”之類的錯誤認識才發送視頻，而是為了實現她自己提出的“換錢”目的。

第二，女孩的行為并非基于錯誤認識，而是基于自主（盡管可能不成熟）的利益權衡。她做出發送視頻的決定，直接且唯一的原因是為了獲取金錢。這是一個目的明確的交換行為。有觀點認為，以金錢引誘未成年人本身就構成“誘騙”。但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觀點混淆了“誘惑”與“誘騙”。在本案中，金錢是“對價”，而非“誘餌”。更重要的是，這個“對價”是由女孩主動索取，而非嫌疑人主動拋出以創造需求的。如果一個16歲的女孩主動向人兜售物品，購買者支付了價款，我們能說購買者“誘騙”了女孩嗎？顯然不能。同理，即便交易的“物品”是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的“不雅視頻”，其交易的本質并未改變，不能因為標的物的特殊性，就憑空創造出一個“欺騙”的事實。

學術上亦有觀點支持，如果女性明知其追求的利益難以輕易實現，但仍主動提出“性交易”以圖實現目的，則男方不構成強奸罪。更有判例分析認為，婦女基于被騙動機（此處甚至都非被騙）自愿與他人發生關系，因不符合違背婦女意志的要件，不構成強奸罪。雖然這些觀點針對的是強奸罪，但其背后關于“自愿”與“強制”的法理邏輯是相通的。在本案中，女孩的主動提議和明確的交易目的，極大地削弱了、甚至完全消除了其行為的“非自愿”色彩。

（三）年齡的考量：16周歲，一個具有特殊法律意義的節點

本案中女孩已滿16周歲，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國《刑法》對于性侵犯罪的年齡界定有著明確的層次：不滿14周歲的為幼女，與其發生性關系，無論是否同意，一律構成強奸罪；已滿14周歲的，則需要判斷是否存在“違背婦女意志”的情形。這一區別對待，體現了立法者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認知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現實考量。

16歲的女孩，在法律上和社會認知上，都擁有了相對更高的自主判斷能力。她能夠理解金錢的價值，能夠預見到“不雅視頻”可能帶來的風險。當她主動提出這項交易時，我們更應將其視為一個（盡管不成熟且值得惋惜的）經濟決策，而非一個被蒙蔽的、無知無覺的犧牲品。將嫌疑人同意其請求并付款的行為，拔高到“誘騙”這一刑法罪名的層面，不僅是對“誘騙”一詞的過度解讀，也是對這位16歲女孩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漠視，實質上是將她過度“幼童化”，這與刑法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區別保護的精神并不完全契合。

（四）區分行為階段：事后的威脅不應污染事前的交易性質

控方可能會利用嫌疑人事后威脅曝光視頻的行為，來渲染其主觀惡性，并試圖以此倒推其一開始就具有“誘騙”的意圖。這是一種混淆不同行為階段、有違時序邏輯的錯誤歸責。

“隔空猥褻”罪的構成，應在獲取視頻的瞬間完成。嫌疑人是否構成此罪，取決于他在獲取視頻的過程中是否實施了“誘騙”行為。如前所述，答案是否定的。

至于交易完成后，因女孩失聯而發出的威脅信息，這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該行為可能涉嫌構成其他犯罪，例如，如果其目的是索取更多財物，則可能構成敲詐勒索（未遂）；如果其目的是強迫女孩繼續聊天或發生關系，則可能構成強制猥褻（未遂）或強迫交易（未遂）。但無論如何，這個事后的、獨立的、未得逞的威脅行為，不能改變事前交易行為的性質。它不能將一個雙方合意的、由女方發起的交易，追溯性地“升級”為一項“誘騙”犯罪。這是刑法中行為獨立評價原則的基本要求。將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打包認定為同一個“隔空猥褻”罪，是典型的“張冠李戴”，嚴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四、結論：堅守刑法謙抑，避免“誘騙”的泛化適用

數字時代的未成年人保護，是一個復雜且緊迫的課題。司法解釋將“隔空猥褻”及其“誘騙”模式納入刑法規制，體現了國家對此的高度重視，其初衷值得肯定。

然而，司法的進步不僅在于法網的織密，更在于法網的精準。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刑法必須保持其謙抑品格，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必須嚴謹、審慎。

在本案的特殊語境下，我們看到了一個主動的、以獲取金錢為目的的16歲女孩，和一個被動接受其交易提議的成年男子。在這里，我們看不到精心設計的騙局，看不到信息不對稱下的認知操縱，更看不到足以扭曲意志的虛假承諾。我們看到的，是一場令人遺憾的、不道德的，但本質上是明碼標價的“交易”。

將此種情形下的付款行為認定為“誘騙”，無異于將“誘騙”等同于“提供對價”，這將導致“隔空猥褻”罪的適用范圍被不當擴大。任何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涉及金錢與性的網絡互動，都可能被輕易扣上“猥褻”的帽子，這將模糊不同違法行為（如組織賣淫、引誘賣淫）與猥褻罪的界限，有違刑法的體系性與協調性，更有可能制造出背離社會一般觀念的冤假錯案。

因此，作為辯護律師，我堅定地認為：

第一，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堅守“誘騙”必須包含“欺騙”要素的核心內涵，不作超出文義的擴大解釋。

第二，準確區分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對涉及已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認定“錯誤認識”時采取更為審慎的標準。

第三，堅持行為獨立評價原則，將嫌疑人獲取視頻的交易行為與事后的威脅行為分開評價，不以后續行為倒推、污染先前行為的性質。

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嫌疑人在獲取涉案視頻的過程中實施了刑法意義上的“誘騙”行為，其行為不符合《解釋》第九條規定的“隔空猥褻”罪的構成要件。我們堅信，一個公正的判決，不僅在于嚴懲真正的罪惡，更在于厘清法律的邊界，保護每一個公民不因模糊的條文而承受不白之冤。法律的正義，應如手術刀般精準，而非大網般籠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