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25年來的經濟學與經濟學界

李井奎參加《太學》演講錄制現場圖。本文為新經濟學家智庫專稿，轉載請注明來源。本文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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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25年來的經濟學與經濟學界

李井奎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臨近2025年歲末，21世紀的第一個25年即將落下帷幕。回想起25年前我到浙江大學跟隨史晉川、周其仁、汪丁丁諸位先生攻讀經濟學，彼時經濟學界千帆競發，不禁感慨系之。那么，25年過去，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界如今又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接下來它會去往何方？這些大問題當然不是我一介書生所能了然，但作為一個在25年中始終以經濟學為志業的學者來說，我還是忍不住想著一吐為快。

回想世紀之初，人們對未來充滿著憧憬，尤其是加入WTO，鼓舞著全社會的士氣，中國經濟猶如一輪紅日正噴薄欲出。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社會也興起了一股對經濟學的學習熱潮。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對西方經濟學的引進還只能說剛剛起步。當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梁晶工作室引進了一批經濟學的教材，與陳昕領導的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格致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系列，成為當時中國經濟學界學習外國經濟學的兩個窗口。

如今回想，當時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界充滿著不同的聲音。經濟學大體分為這樣幾派。

一派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這一派學者在當時仍然占據著研究的主流。我現在還記得當年流傳的一個故事，北京某著名高校有一位博士生希望轉學西方經濟學，他的導師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苦口婆心地寫下萬言勸誡書，規勸這位愛徒能夠迷途知返，而這位博士生也最終幡然悔悟。這樣的故事可以反映出當時學術界以及青年們在學習和研究什么樣的經濟學上所存在的困惑。

另一派是政策派經濟學，這一派經濟學家希望能夠為國家的政策改革提供良好的建議，并認為確立競爭性市場體制乃是改革的重要目標和任務。他們不是學理上有什么體系和堅持的學者，只是著眼于改革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和改革意見。這一派學者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嚴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卻很難針對當時的經濟狀況給出良好的建設性意見。

而在當時的高校里，第三個經濟學派開始逐漸興起，這一派就是西方經濟學派。當然，此時的西方經濟學派內部也有著不同的派別，基本上每十年左右就會興起一個特定的風潮。比如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此時最盛行的是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產權、交易費用經濟學，推崇科斯、諾斯、張五常先生等人的學問。這一派當然思想湛深，但之所以在這個時期于中國流行，還是在于那一代中國經濟學人數學基礎普遍不好，當他們發現西方竟然有一個學派用不到許多數學，就覺得很對脾胃。這一派思想對中國影響很深，同時也成為市場改革派的助力。而到了2005年左右，國內經濟學界開始引進英美高校的經濟學教育模式，經濟學家的數理基礎也開始普遍變得更好，這段時期是西方經濟學派的一個黃金時期。一般均衡理論、委托-代理研究、契約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引入國內，既占據了高校的講臺，也主導了對當時所遇到的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研究。差不多到了2015年，應用計量經濟學異軍突起，因果關系研究逐漸被經濟學家所接納，此時的經濟學教育開始大規模轉向經驗實證研究。這種情況也與經驗研究進入門檻相對理論模型低，同時高校和其他科研單位又有較大的需求，理論模型的人才培養滿足不了這種需求缺口有關；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數據的可得性大大提高，各類微觀數據不斷涌現，數據處理的手段也不斷改良，使得基于計量的經驗實證研究逐步占據了國內經濟研究的主導地位。

總體而言，21世紀的前25年，國內經濟學界雖然發生了很大的分化，但研究的多樣性和嚴謹性也得到了大大增強。在20世紀90年代與吳敬璉先生合著《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年輕經濟學家劉吉瑞曾經慨嘆：在中國，搞經濟學沒有什么門檻，當經濟學家比當個廚子都容易（大意）。之后，劉先生也退出了經濟學圈子。而如今再翻開主流經濟學期刊，理論模型、計量模型早已滿天飛，不經過幾年嚴格的經濟學訓練，已經很難成為一個合格的經濟學者，與劉先生所處的時代相比，是不可同而語了。

但是，似乎對經濟學界的不滿反而較當年劉先生之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先生的時代，大家對當時的經濟研究現狀不滿，尚且還有一個寄托，那就是學習西方經濟學，既學習他們嚴格推理的方法，也學習他們的思想精髓。這二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在學習西方經濟學方面花費了很大的氣力，但其結果卻仍然讓許多人感到不滿意。

首先是政策部門不夠滿意。他們希望經濟學不僅要給出一套解決總體方向的思想，還要給出具體而微地解決具體問題的辦法。對于經濟學家的那些嚴謹、繁瑣的研究感到厭倦甚至厭惡，經濟學家在追求嚴謹的同時，也失去了它在思想上的引導力。不得不說，這是對經濟學寄予的希望太大了。任何社會科學，本質上都是一套思想體系和思維方法，它不是要解決具體的問題，它是“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那種認為經濟學家就是要能出謀劃策的想法，是把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當成了一門社會工程學，而這本身就是與經濟學的性質背道而馳的。

在這個時候，經濟學家內部也開始反思。一類反思認為西方經濟學難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更多地開始對中國經濟和政府的實踐加以研究，在樹立學術自信之前先樹立民族和國家經濟的自信；還有一類反思則痛斥經濟學界陷入了知識生產的誤區，于社會現實和經濟問題無能為力，甚至有經濟學家不無偏激地認為，一個縣委書記勝過一群經濟學家，這種認識并不新穎，其實是“以吏為師”的另一種版本。

就在不久之前，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經濟學年會討論中國經濟學界到底應該走政策研究之路還是執著于知識的嚴謹生產，還引發了全網的熱烈討論。

其實，這原本不是一個需要爭論的問題。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是經世致用之學，從根本的精神上，它不可能對一個國家的政治與政策全然不顧。事實上，在分析國民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倘若沒有對社會與政府政策的關注，這種分析必然是沒有價值的，因為若沒有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同步、適配性發展，這種財富的增長也根本無從談起。但是，在國家這個層面，政策與制度體系的成熟卻不是必然趨勢，也不是注定的結果。國家有興有衰，有生有滅，是人類整體，而不是任何特定國家，將緩慢而穩步地實現從落后狀態到繁榮社會的跨越。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學家的直接目標當然是要為自己的祖國的經濟政策提供助力，因為倘若相關經濟政策偏離人類整體的發展進程，它就會對祖國不利，這將是經濟學家的失職。

但是，經濟社會又是相當紛繁復雜的，它需要我們分工協作地從各個角度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加以研究。許多經濟學家現在對應用計量經濟研究的批評，對現在年輕學者倘若沒有了計量模型和數理模型就不會講話了所作的諷刺，其實并沒有認識到，這只是一個學術分工的問題，不必要強求每個人都面面俱到，作為學術整體，這是認知的進步！這與亞當·斯密對專業化分工所帶來的對國民心智的異化現象而做的辯護是高度一致的：傳統農業社會雖然每個人看似懂得很多，其實人與人高度相似，社會總的知識量反而很低；商業社會人人知道的雖然有限，但加在一起整個社會知道的是更多了的。也是從這個意義上，陸銘教授希望年輕學者們“brave to be different”是值得肯定的。問題的本質不在于年輕學者不夠勇敢，而在于他們為什么不愿意“to be different”。

站在2025年的歲末，我們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界，我想，可能有這樣幾個潮流會是未來經濟學發展的特點：

第一，就是更為注意我們在具體的經濟探索過程中的利害得失，注重這種探索背后寶貴的經驗和教訓，為我國學界在深化本土經濟問題和既有經濟學體系的認識上提供鏡鑒、啟示，乃至于最終提煉、升華，成為更具一般性的經濟學命題，豐富現在的經濟學知識寶庫。

原因在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再有簡單的作業可以供我們抄取，接下來的25年將會與過去的25年大不一樣，當年我們認為一切都有現成的答案，我們的任務就是“拿來主義”。但今天不同了，今天的時代和國內外形勢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經濟學家和社會其他群體一道去分析、認識，并就自己的知識積累和思維體系給出可能的應對方案。

第二，經濟學的研究會更加多樣化，也會更加深入，我們相信，經濟學乃至一切學術研究的自由會逐漸成為社會科學界以及全社會的共識。我們的心態可能會變得更加包容，容許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各類經濟現象給出自己的解讀，本質上就是一種學術和知識的進步保障。從這個意義上，某些領域的經濟學可能還是會變得更加技術化，但我們也會看到在那些不夠技術化的領域也會涌現出好的經濟研究成果。

不得不說，學術界本身的發展并不足以保證他們總是與社會的需求相因應，因為判斷學術發展方向的科學家與了解現實需求的企業家和政府人員并不共享著一套信息和思想，他們完全可能給出截然相反的學術發展方向。這種現象要求的很可能是科研體制的改變，比如企業自己也會設立研究院進行實用技術研究，國家也可能會就某些方向對研究加以引導和干預。最終，市場上的需求會逐漸調和兩者。經濟學家在未來也會如此，事實上已經如此了。

最重要的是，未來25年的經濟學很可能會就幾個問題達成一致，比如對經濟增長必須與提升民眾福祉更多地聯系起來，比如保衛市場制度的同時又要結合我們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治理資源，等等。

回顧過去25年，我們很難說經濟學在這場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中到底發揮著什么樣的積極作用。但有一點是明確的，無論是從世紀初的對產權的探討，還是之后對激勵與增長的深入研究，還是如今大行其道的經驗實證研究，經濟學始終在回應這個時代的問題。不可否認，經濟學學術體制以及學術風向有其自身的問題，但作為一個伴隨工業革命誕生的新學科，它始終在守護著這套財富生產制度，這才是最根本的。偏離這一點，它也就不是經濟學了。

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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