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兔子》：破損記憶構成的雪花屏

《抓住兔子》就像是一塊在巴爾干地區亮起的雪花屏，激活了人們對戰爭和動蕩歷史的回憶，但又讓人看不清具體的圖像與細節。

從一只兔子開始的循環故事　

今年，拉娜·巴斯塔希奇終止了與德國出版社的合作，原因是她對于加沙地帶的觀點以及對以色列軍隊的抨擊被指責為“反猶主義”，同時她也對德國境內出版社與文化媒體的失聲感到失望。無論觀點如何，這些行為都顯示她是一位具有政治歷史關懷的作家，而這也呈現在巴斯塔希奇的小說上。作為出生于1986年的年輕作家，她已經憑借自己的首部小說《抓住兔子》入圍了包括都柏林文學獎在內的多個獎項，文學創作也覆蓋了小說、詩歌、戲劇等多種形式。她親自將自己的作品翻譯為英文出版，在英語文學界引起關注，而在巴爾干地區，她也受到了烏格雷西奇等作家的稱贊。《抓住兔子》也顯示了她身上所延續的前南斯拉夫作家的文學特質——面向歷史的思考、破碎的人生以及對自然事物的詠嘆等等。

這本小說的內容可以說非常簡單，居住在都柏林的薩拉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是她十幾年未曾聯系的童年摯友蕾拉，蕾拉要求薩拉立刻飛回薩格勒布，當薩拉表示這個決定過于突然的時候，蕾拉只用一句話就說服了薩拉：阿爾明在維也納。這個人物是蕾拉的兄長，已經失蹤多年，他與薩拉和蕾拉的童年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于是尋找阿爾明就成為了薩拉立刻離開都柏林、飛回波黑的無法拒絕的理由。小說故事也因此擁有了一個目標，那就是尋找阿爾明。薩拉回到波黑后重新見到了蕾拉，見到了那片她已經漸漸遺忘的土地、居所、鄰居、學校等等，她也和蕾拉駕車，踏上了尋找阿爾明的路程。

拉娜·巴斯塔希奇波黑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最新作品為短篇小說集《奶牙》。

在書寫薩拉記憶覺醒的過程中，巴斯塔希奇的文學野心是非常龐大的。她使用了多種讓人感到眩暈的敘事手法，在一段一段的記憶碎片里埋藏了大量伏筆和線索。“兔子”便是其中之一。主人公薩拉在談及自己和蕾拉自“島上那日”之后便再也沒有說過話的時候，回想起了她和蕾拉一起埋葬死去的兔子的過程，但短短兩頁的篇幅里，巴斯塔希奇留下了島上那日究竟發生過什么以及兔子為何死去等懸念，并將在剩下的兩百頁敘述中慢慢揭曉。等到一百多頁之后，作者才在薩拉的回憶中揭曉了兔子的由來以及蕾拉偷兔子的過程，然后再在這些相關的童年記憶中加入對阿爾明的記憶。在回到波黑的土地之后，她腦中殘存的模糊記憶就漸漸變得清晰起來，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一些事情沒有辦法在回憶中得到答案，例如阿爾明為何消失，阿爾明和他們居住在一起的時候，周圍有許多狗中毒身亡，阿爾明究竟是不是那批下毒的人？薩拉和蕾拉在旅途上繼續回憶著這些事情。同時，巴斯塔希奇還將波黑的歷史、身體的隱喻也加入到了薩拉的思考中。蕾拉的原名叫蕾拉·貝吉奇，是一個波黑穆斯林姓名，在社會變革中她的名字被改成了萊拉·貝里奇，一個塞爾維亞族名字。姓名的變化在巴爾干地區意味著不可調和的民族分裂，而這場分裂又發生在個體身上，時隔多年，或許只有薩拉還記得蕾拉的原名。而蕾拉改名發生在薩拉記憶中兩個人第一次來月經的年紀，身體的出血似乎正是意味著巴爾干地區的出血與分裂。“直到昨天你還叫蕾拉，無血而干凈，就像我一樣。現在我們的友誼中插入了這個該死的萊拉，她有了月經，而且故意不愿意和我解釋”。對月經和血的隱喻也暗示著波黑曾經發生過的流血暴力與分裂事件，“無血而干凈”的歲月也不復存在。

《抓住兔子》就這樣混合了以女性身體對巴爾干土地的暗喻、波黑的歷史會議、兔子的象征、插敘與回憶交錯的旅程等令人眼花繚亂的寫作手法，讓薩拉和蕾拉二人踏上了名為尋找阿爾明，其實卻是尋找純凈的童年記憶以及國家歷史的路途。在藝術形式上巴斯塔希奇做出了各種深化政治主題的嘗試，在人物的回憶中用情感和隱喻來讓這些主題盡可能地產生共鳴，不過它似乎有些超出了寫作者的控制。小說還在敘事上構建了“循環”的形式，小說結尾的最后一句話“我們想要”和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讓我們從頭開始”構成了循環——讀者當然不會真的把小說重新再讀一遍——而是從敘事氛圍上將波黑的歷史困境變成了一個永遠找不到的謎團。但這些文學形式很容易產生一種負面作用，那就是反而讓故事的主題變得模糊。

《抓住兔子》

作者：（波黑）拉娜·巴斯塔希奇

譯者：歐陽子儀

版本：作家出版社｜S碼書房

2025年11月

消失的阿爾明在哪里

在小說的結尾，薩拉和蕾拉終于抵達維也納去尋找阿爾明時，巴斯塔希奇為我們留下了一個堪稱是困惑的結尾——因為直到最后薩拉還在內心想著即將出現的阿爾明可能會穿著什么衣服，他完全是個現實存在的人。而蕾拉將她帶到一幅野兔油畫前的舉動則意味著阿爾明不過是小說中的又一個隱喻。在丟勒的野兔畫面前，野兔和蕾拉之前飼養過的那只白色家兔發生了記憶中的串聯，它們似乎意味著真實的過往與后人記憶的變形。然后蕾拉伸出手觸摸了博物館的油畫，被保安喝止，緊接著蕾拉就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奔跑，“沒人能像蕾拉·貝吉奇那樣奔跑”，這里薩拉使用了蕾拉的全名讓她具有了波黑原始歷史的形象隱喻，而蕾拉跑走后，薩拉則站在野兔油畫面前不動，她表示自己深陷于此。然后，整本小說就在薩拉觀看野兔油畫的心理活動中結束，“一只1502年的兔子身處什么樣的空間并不重要。空間已永駐于它的身上，永駐于我眼前的這只兔子身上。只有被畫出來的兔子才有永恒。那些有血有肉的活兔子，無法在原地靜止不動”。

于是在小說的最后，兩位女性主人公也統統變成了隱喻，蕾拉是那只活兔子，她有血有肉，對身體有著強烈的覺醒意識，同時也在歷史中飛奔；薩拉則是生活在已經停止的時間中的兔子，她對于祖國歷史的記憶完全定格在童年，她不會再受到傷害，但也不會再擁有對自我身體的詮釋。阿爾明則是將兩個人連接在一起的契機，他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是活兔子和死兔子分道揚鑣的原點，也是二者重新交錯的路標。“抓住兔子”即意味著抓住那只已經死掉的兔子的回憶，也意味著抓住蕾拉那只活兔子的生命。

波黑首都薩拉熱窩。　圖/IC Photo

當整本書的所有構成內容都是隱喻的時候，它會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人物的行為邏輯變得僵硬且奇怪。蕾拉這個小說人物的言行既不符合現實的邏輯，也不符合小說故事的內在邏輯（因為隱喻通常就是邏輯的終點），于是在這個人物身上反而發生了行為和隱喻的倒置，為了某些對歷史的隱喻而導致蕾拉做出了看起來非常割裂的行為舉動，也讓人物行為變得僵化。在小說開始，薩拉眼中那個不屬于任何人、除非掛在墻上否則誰也無法控制的蕾拉明顯是個叛逆女孩的形象，但在故事中蕾拉和薩拉兩個人留給人的印象都非常模糊，她們似乎沒有固定的性格，而是在每一個記憶片段中隨著隱喻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她們時而激進時而溫和，時而親密時而分裂。最后她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詮釋小說中留下的那些隱喻，而這兩個核心人物卻幾乎沒有太多生命力——即使小說中留下了大量她們戀愛、探索身體以及對記憶和流血的探討。但很明顯，這兩個人物都缺乏自由性，這并不是因為波黑的歷史創傷，而是由敘事邏輯所造成的。

事實上，所有來自前南斯拉夫的作者在創作文學作品時都面臨著一種困境。隱喻是必要的，因為那段歷史有太多迷霧。同時，由于歷史的復雜以及能夠追溯好幾個世紀的民族與宗教仇恨，想要完全理解這些小說作品就要求讀者必須了解巴爾干半島的民族歷史。但這樣又會導致文學變成歷史的附庸。唯有隱喻能夠處理好這些問題的同時，還能通過文字的藝術手段喚起每個讀者的共鳴，最終，即使對巴爾干歷史一無所知的讀者，也能夠從他們的作品中感受到民族分裂與宗教仇恨造成的創傷，感受到人類那狹隘的胸懷所無法容納的美麗土地。從安德里奇的《德里納河上的橋》，到烏格雷西奇的《狐貍》，斯坦尼西奇的《士兵如何修理留聲機》，都是如此。這些作品中或者存在一個核心隱喻，或者由多個天馬行空的幻想隱喻構成，但正如歷史不能凌駕于人類的命運之上一樣，隱喻也不能主導小說人物的自由。

撰文/宮照華

編輯/羅東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