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米芾《行書三札》卷爭議，談摹、臨、仿、造四種書畫作偽手段。

談正題之前先轉一段來自滬上某位德高望重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的朋友圈內容。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加之系隨手所寫，個別語句不太通順，還望諸位見諒。

確實，自從“南博事件”被媒體曝出之后，各路吃瓜群眾也不管自己到底懂不懂文物，一窩蜂都跑去博物館“打假”，導致網絡上充斥著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論，也搞得各家館方不勝其擾。

諸如有人就揪著江西省博物館聲明中“該展品為原件”的字樣肆意發揮，宣稱“原件”≠“真跡”，意指江西方面無法確保米芾《行書三札》卷沒有在北京故宮被人調包。可了解書畫鑒定的都知道，這里的“原件”對應的是網絡上所謂“印刷品”的說法，在業務實踐中，“印刷品”≠“贗品”，而更接近于“復制品”的概念。故而江西省博物館用“原件”二字是對輿情的正確回應，用“真跡”才是混淆概念。而且眾所周知，米芾《行書三札》卷是流傳有序，無可辯駁的真跡。

基于絕大多數網友對于書畫鑒定幾乎是一竅不通，但又熱衷于吃瓜，想籍此作一點常識普及工作，以便再遇到類似事情的時候可以先深入思考一下再表態。

傳統的書畫作偽，常見有摹、臨、仿、造四種手段（其它方法還有，與本題無關，不多贅述）。

摹（包括法書的勾填），一般是指將較為透明的紙（古人常使用涂黃蠟的紙，因涂蠟后紙質發硬，故稱“硬黃”）蒙在原作上之后進行描摹。從方法上來說，有先勾后填（常見的即“雙勾填墨”）、不勾徑自影寫、勾摹兼臨寫并加修飾共計三種。古代中國沒有全透明紙，勾摹時原本必須映于向光處，傳統上也稱此種技法為“響搨”。

“響搨”二字該作何解，目前尚沒有明確的說法。該種技法的出現，最初是出于書法復制以便傳播的目的，因其摹形精準，至今仍為造假者所廣泛使用。

晉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該作是典型的唐代精摹本。

臨，又分對臨與背臨。前者是指把原作放在畫案前，邊看邊臨；后者是指熟讀原作之后，憑借記憶將原作的樣子臨寫下來。無論哪一種，臨寫的作品都會與原作存在一定形貌上的區別，但優點是比較自然，沒有摹寫的那種呆滯感。

比較著名的就是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無用師”卷與“子明”卷，后者即是前者的臨本。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

元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子明卷）

仿，即以某位書畫家的風格進行書畫創作，并落他的款/印（無論是同時俱有還是二者有一）。仿本通常沒有原本，全憑作偽者自己的想象，仿照某人的筆墨特點創作而來。仿的創作自由度更高，但更容易流露出作偽者自己的面目特征。

明 祝允明《阿房宮賦》（局部）濟南市博物館藏
據劉九庵鑒定，該件作品應為祝枝山外孫吳應卯所仿。

晉 王獻之《中秋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學術界有不少人認為此作應為米芾所仿，字里行間明顯有“米字”的氣息流露。

造，即“臆造”，指全然不顧某人的作品風格究竟如何，作偽者隨意落上一個名頭就算數，純靠款、印唬人。諸如“河南貨”中常見的蘇東坡、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蘇州片”中常見的文徵明、沈周、唐寅；“湖南造”中的冷名頭等等。

明 何吾騶《松石圖》軸 南京博物院藏
該件即典型的“湖南造”。

當然這都是傳統的書畫作偽技法，隨著科技的進步，現在有一種電腦高清掃描之后的微噴打印法也經常會在鑒定實務中遇到。對此我提幾個鑒定的要點：

一、切忌隔著玻璃/PS板材作鑒定，因為它會遮掩此類印刷品細節不夠清晰明確的缺陷；

二、注意筆墨交叉處墨色的堆疊感，注意印章印泥的厚重感與立體感；

三、注意書寫材料的種類及自然老化感。

書畫鑒定是一門難度極高的實踐科學，既需要鑒定人員擁有豐富的學識與經驗，還需要有良好的鑒定環境與條件。類似這種隔著展柜玻璃就冒冒然指米芾《行書三札》卷為“印刷品”，還拿網上照片來作對比的行為，本身就是極其不專業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