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務之女赴大陸只為探尋父親死因

1991年，一張蓋著鮮紅公章的死亡證明，成了連接海峽兩岸最昂貴的紙片。

這一天，徐繼紅——那個曾經讓整個西南都聞風喪膽的軍統“四大金剛”之一徐遠舉的親生閨女，站在了北京的街頭。

她這一趟來得靜悄悄的，臉上看不出半點悲傷，既不是為了去墳頭哭一鼻子，也不是為了給老爹喊冤翻案。

她千里迢迢從臺北飛過來，目的單純得嚇人，只為了證明一件事：她那個被稱為“軍統殺人魔”的爹，不是被共產黨槍斃的，而是自己在監獄里病死的。

這事兒聽著挺魔幻，但在那個年代，卻透著一股子極致的精明和現實。

所有的恩怨情仇，這時候都讓位給了更實際的東西：錢。

按照當時臺灣那邊的撫恤政策，被俘將領要是在關押期間病死，家屬能領一筆巨款；要是被槍斃或判了死刑，那就是個“敗軍之將”，一毛錢都沒有。

說白了，這張輕飄飄的紙，在海峽那邊就是一套豪宅的首付。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回拉，聊聊徐遠舉這個讓歷史學家都覺的頭疼的人物。

在西南特務圈子里，徐遠舉的外號叫“徐猛子”。

這哥們兒是個絕對的狠角色，辦事從來不留后路。

當年重慶那場震驚中外的“11·27”大屠殺，還有楊虎城將軍遇害案，背后全是他在操盤。

那時候的他，手里的權力大得沒邊，估計連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后來會進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吃牢飯。

很多人以為，像他這種手里沾滿血的特務頭子，進了功德林肯定是個死硬派，非得跟改造人員對著干不可。

可檔案里記載的情況，簡直讓人大跌眼鏡。

徐遠舉變了。

或者說，在那種鋪天蓋地的改造攻勢下，他以前那一套“勝者為王敗者寇”的邏輯崩塌了。

他開始瘋狂寫交代材料，把自己怎么搞破壞、怎么抓人的細節，像倒豆子一樣倒得干干凈凈。

最絕的是，這個平日里只知道拿槍桿子的武夫，竟然買了一本《資本論》，天天捧著啃，書頁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那陣子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是毛主席讓我從鬼變成了人。”

這話現在聽著像背臺詞，但在當年的功德林，那可能真是他面對高墻電網時唯一的精神支柱。

他甚至因為改造積極，當上了縫紉組的組長，天天踩著縫紉機做衣服。

昔日那雙策劃屠殺的手，最后竟然拿起了繡花針，這大概就是歷史最黑色的幽默。

但誰也沒想到，歷史的急剎車，往往就踩在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

1973年的冬天，北京冷得能凍掉下巴。

那個曾經呼風喚雨的特務頭子，倒在了一次莫名其妙的爭吵中。

事情的起因小得不能再小：縫紉組檢查產品質量，徐遠舉做的一批活兒被認為不合格，得返工。

這對于當時自尊心極強、急于通過表現爭取特赦的他來說，簡直就是當眾打臉。

他在號房里瞬間“破防”，甚至和同屋的人吵了起來。

那股子當年的“猛子”勁兒又上來了，為了泄火，他竟然在數九寒天里，接了一大桶刺骨的冷水，從頭頂澆了下去。

這一澆，把命給澆沒了。

當天晚上，徐遠舉就開始不對勁，高血壓引發腦溢血，整個人煩躁得不行。

同屋的獄友趕緊報告，監管人員也來了。

可是，那個年代有著特殊的辦事節奏。

從19號發病，到層層上報審批，再到聯系車輛和醫院，中間像是隔著一層看不見的厚墻。

監管人員怕擔責任，醫院怕接收這種“特殊人物”出亂子，大家都在踢皮球。

這一拖，就是整整兩天。

直到21號，徐遠舉才被送進復興醫院。

這時候，距離他發病早就過了最佳搶救期。

59歲，這個曾經讓無數家庭破碎的軍統少將，就這樣在一張冰冷的病床上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沒有審判席上的宣判，沒有刑場的槍聲，只有血管爆裂的悶響。

這事兒本來可能就這么淹沒在故紙堆里，但消息傳到了中南海。

周恩來總理知道了。

總理的反應那是相當敏銳，直接問責公安部：為什么人是19號病的，21號才送醫院？

中間這兩天去哪了？

這不僅僅是關于一個戰犯的死活，而是關乎政策的嚴肅性。

公安部立馬派人去查，結論很快出來了：不是有人想故意弄死他，也不是虐待，純粹是辦事流程僵化，加上當時那個特殊環境下，人們對于處理這類敏感人物有一種本能的躲避心理。

有時候殺人的不是子彈，而是那一層層如果不推就不動的流程。

雖說有了結論，但在外界看來，一個特務頭子突然死了，總讓人覺的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處決”的戲碼。

這個懸念，一懸就是18年。

直到1991年，徐繼紅來了。

兩人的見面沒有任何敘舊的溫情，完全是一場生意般的交涉。

徐繼紅開門見山，不要道歉，不要賠償，不談政治對錯，她只要那一紙證明。

姚倫是個老資格，也是個明白人。

他讓人調出了塵封多年的檔案。

那里面詳細記錄了徐遠舉從發病、爭吵、沖冷水澡，到送醫搶救全過程的每一個時間點，甚至連使用了什么藥物都記錄在再案，清清楚楚。

當那份寫著“腦血管破裂病亡”的死亡證明蓋上公章，遞到徐繼紅手里時，現場的氣氛很微妙。

徐繼紅看了看，臉上沒有任何波瀾，只是淡淡地說了一聲“謝謝”。

她轉身離開的那一刻，仿佛卸下的不是對父親的思念，而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包袱。

對于徐繼紅來說，父親在1949年其實就已經“死”了，活在功德林里的那個“新人”，對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她需要的是這個結局的法律效力，去換取臺灣當局的那筆撫恤金。

這筆錢，或許是那個動蕩年代留給她的最后一點“遺產”。

而對于看客來說，這一幕充滿了諷刺與唏噓。

徐遠舉一生作惡多端，最后卻因為一桶冷水了結殘生；而他的身后事，又被女兒以這樣一種極度務實的方式畫上句號。

這場跨越海峽的追問，最終沒有演變成血淚控訴，也沒有成為政治鬧劇，它安靜得像一場生意。

檔案袋重新系上的那一刻，關于“徐猛子”的所有愛恨情仇，無論他在獄中讀了多少遍《資本論》，無論他寫了多少懺悔書，最終都化作了那一紙證明，和那筆即將到賬的撫恤金。

1991年春，徐繼紅帶著證明飛回了臺北，領到了撫恤金，從此，再也沒人提起這段往事。

參考資料：

公安部檔案館，《徐遠舉死亡情況調查報告》，1973年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