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某甲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再審改判無罪的邏輯及啟示

企業家腐敗犯罪典型案例解析（四）：張某甲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再審改判無罪的邏輯及辯護啟示

本文作者：安鴻鵬

(2018)最高法刑再3號

在民營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爭取政策支持的實踐中，企業經營行為的 “違規性” 與 “刑事違法性” 界定始終是司法裁判的核心難點。部分企業因經營不規范出現的行政違規行為，往往與刑事犯罪的表面特征存在交叉，容易導致罪與非罪的認定偏差。張某甲案以 “三項罪名指控、再審全面改判無罪” 的裁判結果，成為區分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的典型樣本。案件涵蓋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申報、企業股權收購中的利益輸送嫌疑、單位間資金流轉等多重復雜經濟場景，既彰顯了司法機關堅守 “罪刑法定、主客觀相一致” 原則的審慎立場，也為民營企業家規范經營邊界、防范刑事風險提供了重要指引，更為法律實務界辦理同類案件提供了清晰的辯護邏輯參照。

案情簡介

原審被告人張某甲系某甲公司董事長，原審被告單位為某甲公司，原審被告人張某乙系某甲公司行政總監。案件涉及三項核心指控罪名，歷經一審、二審、再審三審程序：

一、指控事實與原審裁判

1.詐騙罪指控：2002年初，張某甲、張某乙商議以某乙公司下屬企業名義，為某甲公司申報物流項目和信息化項目兩項國債技改貼息項目，申報材料中物流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所附土地規劃文件不規范。項目獲批后，某甲公司通過簽訂虛假設備采購合同、開具虛假發票獲得信息化項目貸款1.3億元用于經營，物流項目因客觀原因未在原址實施但已異地推進。2003年，某甲公司通過某乙公司取得兩項項目國債技改貼息資金3190萬元，用于歸還公司其他貸款，該款項案發后被追繳。

2.單位行賄罪指控：一是2002年某甲公司收購某社所持某丁公司股份后，經張某甲安排，通過關聯公司以報銷費用方式向某社總經理辦公室主任趙某支付30萬元；二是2003年某甲公司收購某戊公司所持某丁公司股份過程中，經陳某提議，張某甲同意支付500萬元好處費給某戊公司總經理梁某，后在梁某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李某公司賬戶支付該筆款項，梁某明確拒絕接受。

3.挪用資金罪指控：1997年，張某甲與某丁公司董事長陳某、某庚公司董事長田某共謀，將某丁公司4000萬元資金轉至某甲公司關聯公司賬戶申購新股謀利，后為規避檢查，又從某丁公司轉出5000萬元用于過賬還款，涉案資金均已全部歸還。

2008年10月，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某甲公司犯單位行賄罪，判處罰金530萬元；張某甲犯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處罰金50萬元；張某乙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2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

2009年3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定罪部分，調整張某甲詐騙罪量刑，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50萬元。原審生效后，張某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0日作出再審判決，撤銷原一、二審判決，宣告某甲公司、張某甲、張某乙無罪，已執行罰金及追繳財產依法返還。

二、再審關鍵事實查明

再審法院經審理查明三項核心事實：一是2002年國家政策已明確民營企業可申報國債技改貼息項目，某甲公司申報的物流、信息化項目屬于政策支持范圍，其以某乙公司下屬企業名義申報未隱瞞民營企業性質，項目真實存在且已異地實施，獲取貼息資金后雖未專款專用，但財務上列為“應付人民政府款項”，無非法占有故意；二是某甲公司收購某社股份時無第三方競爭，交易價格符合某社預設范圍，支付趙某30萬元未謀取不正當利益，收購某戊公司股份時梁某未提供幫助，500萬元系被李某索要，某甲公司無行賄主觀故意；三是挪用資金指控中，涉案資金均在單位間流轉，無證據證實歸個人使用及張某甲等人占有申購新股盈利。

延伸思考

一、改判無罪的核心邏輯

張某甲案再審改判的核心邏輯，在于堅守“刑事犯罪需主客觀相一致”“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嚴格區分”的司法原則，結合國家產業政策、企業經營實際，對行為性質進行實質性審查，而非僅依據表面行為或違規情節定罪。

（一）詐騙罪改判邏輯：無虛構事實、非法占有故意，違規行為不等同于詐騙犯罪

詐騙罪的構成需滿足“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客觀行為與“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故意。本案中，首先，某甲公司具有申報資格，國家政策未禁止民營企業申報，且其項目屬于國債貼息重點支持范圍，符合產業政策；其次，申報過程未隱瞞企業性質，審批人員未產生錯誤認識，項目真實存在，未按計劃實施系客觀原因，異地實施不否定項目真實性；再次，報送材料雖有不實之處，但不足以否定項目可行性，簽訂虛假合同申請貸款系違規獲取貸款，與騙取貼息資金無直接關聯；最后，某甲公司將貼息資金用于歸還其他貸款，但財務上明確列示，未隱瞞侵吞，且具備歸還能力，無非法占有目的。故某甲公司的行為雖違反專款專用規定，屬于行政違規，但缺乏詐騙罪的核心構成要件，不構成犯罪。

（二）單位行賄罪改判邏輯：無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故意，情節未達犯罪標準

單位行賄罪的核心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針對30萬元支付行為，某甲公司收購股份時無競爭壓力，交易價格、流程符合某社規定，未排斥他人、破壞公平競爭，趙某僅起溝通作用，未謀取不正當利益，且情節未達嚴重標準；針對500萬元支付行為，行賄提議由陳某提出，張某甲系被動接受，梁某未提供幫助，某甲公司未因該款項獲得交易優勢，且款項最終未被梁某收取，某甲公司無行賄主觀故意，不符合單位行賄罪的主客觀要件。

（三）挪用資金罪改判邏輯：無證據證實“歸個人使用”及“個人謀利”，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挪用資金罪要求“利用職務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本案中，涉案資金均在單位間流轉，用于申購新股或過賬還款，無證據顯示資金被個人控制、使用，亦無證據證實張某甲等人占有申購新股產生的盈利，原審認定“歸個人使用、為個人謀利”缺乏事實依據，不符合該罪構成要件。

二、核心爭議點

爭議點一：“某甲公司申報材料不規范、違規使用貼息資金，是否必然構成詐騙罪？”

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具有本質區別，違規行為可能面臨行政處罰，但只有達到刑事違法性標準時才構成犯罪。某甲公司報送的《可行性研究報告》雖有不實，但項目真實存在，未虛構項目騙取資金；違規使用貼息資金系違反專項資金管理規定，屬于行政責任范疇，而非刑法意義上的“非法占有”。詐騙罪的認定需聚焦“是否以騙取資金為目的”，本案中某甲公司申報項目的核心目的是獲得政策支持用于技術改造，獲取資金后未隱匿、侵吞，無證據證明其具有非法占有意圖，故不能僅以違規情節認定為詐騙。

爭議點二：“某甲公司向國家工作人員關聯方支付款項，是否必然構成單位行賄罪？”

單位行賄罪的關鍵在于“不正當利益”的認定。無論是30萬元還是500萬元，某甲公司均未通過支付款項獲得法定或約定之外的利益：收購某社股份時交易條件未因款項支付而改變，收購某戊公司股份時甚至因梁某反對提高了交易價格，款項支付未帶來任何交易優勢。此外，500萬元系被第三方索要，某甲公司無主動行賄的主觀故意，款項未送達目標對象，未實現行賄目的。故支付款項的行為雖有不當，但缺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核心要件，不構成單位行賄罪。

爭議點三：“單位間資金流轉用于申購新股，是否可直接認定為挪用資金罪？”

挪用資金罪的“歸個人使用”是核心要件，包括個人獨自使用、借給他人使用、以個人名義出借等情形。本案中，涉案資金始終在單位賬戶間流轉，申購新股系單位間共同商議的經營行為，無證據顯示資金被張某甲個人控制、用于個人消費或借貸給他人，亦無證據證實張某甲等人占有盈利，不符合“歸個人使用”的認定標準。原審僅以“資金從某丁公司轉出”為由認定挪用，忽視了資金的單位屬性和實際用途，屬于形式化認定，缺乏實質依據。

辯護啟示

一、區分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

對于涉及企業政策申報、資金往來、商業交易的經濟犯罪案件，辯護工作的核心在于還原行為本質，區分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的邊界，從事實層面切斷行為與犯罪構成的關聯。

梳理政策依據，論證行為的合規性基礎。若案件涉及國家產業政策、專項資金申報等，需全面收集相關政策性文件，明確企業的權利資格、申報條件、資金使用要求等。如本案中，辯護需重點論證民營企業的申報資格、項目屬于政策支持范圍，以證明申報行為的合法性基礎，反駁“虛構主體、虛構項目”的指控。

還原交易背景，證明無犯罪主觀故意。針對行賄、詐騙等需主觀故意的罪名，需收集企業經營資料、交易合同、溝通記錄等，還原交易的發起、談判、履行過程。如證明收購股份時無競爭壓力、交易價格合理，以反駁“謀取不正當利益”；證明項目真實存在、資金使用有合理用途，以反駁“非法占有目的”。

核查資金流向，明確行為的單位屬性。針對挪用資金、職務侵占等罪名，需全面梳理資金流轉明細，區分單位資金與個人資金、單位行為與個人行為。如證明資金在單位間流轉、用于單位經營，無個人占有或使用的證據，以反駁“歸個人使用”“非法占有”的指控。

二、深入分析罪名構成要件

在法律適用上，需嚴格依據刑法規定的罪名構成要件，逐一比對案件事實，重點論證主客觀要件的缺失，避免司法機關將行政違規行為升格為刑事犯罪。

對于詐騙罪，重點反駁“虛構事實”與“非法占有目的”。辯護中需從三方面切入：一是項目、主體是否真實，是否具有申報資格；二是是否實施了使審批、發放資金的單位產生錯誤認識的隱瞞、虛構行為；三是資金使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特征，如是否隱匿資金去向、是否具備歸還能力、是否有侵吞意圖。若能證明項目真實、無核心虛構行為、資金使用有合理依據且無隱瞞，即可切斷詐騙罪的構成邏輯。

對于單位行賄罪，重點反駁“謀取不正當利益”。“不正當利益”是單位行賄罪的核心要件，辯護中需證明企業的交易行為符合市場規則、法律規定，未通過行賄行為獲取競爭優勢、突破法定或約定條件。如證明交易無競爭、價格合理、流程合規，支付款項系感謝溝通而非換取不正當利益，即可否定該罪的成立。

對于聚焦挪用資金罪，重點反駁“歸個人使用”與“個人謀利”。辯護中需證明資金流轉系單位決策、用于單位經營，無證據證實資金被個人控制、使用或占有收益。如提交單位間的合作協議、資金使用審批文件、項目結算資料等，證明資金用途的單位屬性，反駁“個人挪用”的指控。

三、強化無罪證據體系

針對原審依賴的關鍵證據，需從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角度展開審查，同時構建無罪證據體系，削弱指控的證據基礎。

針對詐騙罪指控，收集政策文件、項目實施證據、財務資料。政策文件用以證明申報資格和項目合規性；項目可行性報告、異地實施資料、合作協議等用以證明項目真實性；財務賬簿、銀行流水用以證明資金去向明確，無非法占有行為，反駁“虛構項目、隱瞞資金用途”的指控。

針對單位行賄罪指控，重點收集交易檔案、溝通記錄、款項流向證據。交易檔案包括股權收購的談判記錄、決策文件、價格依據等，用以證明交易的公平性；溝通記錄用以證明行賄提議的來源、是否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合意；款項流向證據用以證明款項未被國家工作人員實際占有，反駁“行賄行為完成”的指控。

針對挪用資金罪指控，重點收集單位間資金流轉憑證、申購新股資料。資金流轉憑證用以證明資金在單位間流動，無個人介入；申購新股的決策文件、收益分配資料用以證明行為系單位行為，無個人謀利，反駁“歸個人使用”的指控。

四、把握再審糾錯契機

原審裁判生效后，若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形，需以核心再審事由推動再審程序，結合民營經濟保護政策，爭取無罪改判。

一方面，如原審未核查項目真實性、未查清資金實際用途、未考慮無非法占有或行賄故意等關鍵事實，均可作為再審理由，結合新收集的證據，論證原審判決的片面性和錯誤性。

另一方面，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多次強調“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堅決防止將行政違規、經濟糾紛當作刑事犯罪處理”。辯護契合國家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提升再審申請的說服力，推動法院啟動再審并作出公正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