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城還是保鄉？為什么只能保一個？

為難

這兩年，地方政府化債、招商引資成為主旋律，對鄉村投資銳減，并大有將精力收縮回城市，對鄉村振興懈怠的趨勢。

“經濟這么困難，還搞什么鄉村振興”也成為一種常見論調。仿佛鄉村始終是一個陪襯，只有城市經濟好，政府有余力時才值得做鄉村振興。經濟困難、地方政府又沒錢時，還搞什么鄉村振興？

另一面的現實，是城市經濟困難，就業不足，大量農民工群體返鄉，又引發各界關注。但短期內，城市內卷、經濟困難、農民工返鄉難以避免，最后的辦法又必須指向鄉村振興。

更廣闊的，還要回到集中力量搞“大國大城”的傳統城市化、工業化經濟思維，和持續推進“新型縣域城鎮化+鄉村振興”戰略之間的思維和路線之爭。現實中，也不斷有堅持前者路線的朋友、讀者試圖跟我展開爭論：

“跟日本、韓國一樣集中本國三分之一以上資源和人才搞大都市圈”；

“集中人口、產業以及主要資源，讓鄉村小城鎮消失，避免攤大餅浪費大量資源，才能讓國家更富裕，更有前途和競爭力，同時也讓老百姓有最大的依靠和幸福感”；

“全國數十萬個村莊應該優勝劣汰，僅需要保存少量特殊產業和文旅價值的村鎮銀行”；

“普遍化的鄉村振興是歧途，貴州等西部省份無數高架橋和超長隧道，都是消耗國力的錯誤戰略”；

“西方聯手對抗中國，我們要聚焦發展才能最終實現復興崛起”之類……

我知道，他們中多數都沒有好好讀過我的文章，多數人恐怕也很少真正接觸鄉村，要一一辯論，還真沒那個精力。

如此種種，反映出來的，依然是“保城還是保鄉”的城鄉二元化思維，一直在不斷以各種形式延續。尤其在城市經濟力有不逮的今天，擱置或階段性擱置鄉村振興，收縮、集中資源繼續做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再次成為一種重要輿論。

現實

但現實又是怎樣的呢？

許多影視劇中，就常見這么一個劇情：醫生/接生婆一臉焦急地跑出來問家屬，“不行了，保大還是保小”，在場者開始糾結，誰簡單跳出來說“保大”或“保小”，恐怕都要被觀眾罵。

但這樣的劇情，這些年為什么少了？因為現實中類似情況越來越少了，越來越難引起觀眾共情——在生產力、醫學以及交通不發達的過去，這類悲劇不少見，但今天，社會生產力充足，現代人優生優育認知提升，現代醫學技術高度發達，這樣的“生死之問”，雖不可能完全杜絕，但也很少出現了。

這時候，你還要脫離實際持續追問“保大還是保小”，其實已經意義不大了。大家都健健康康，不好嗎？

西部地區為什么不能大興基建，是我們生產力不足，還是因為生產力過剩？抑或，投在西部的投資就不是GDP，只有投在東部、大城市才叫GDP？今天我們的生產力水平，難道不可以兩個都保、共同發展嗎？

另一方面，“城邦－城市－都市圈”是西方幾千年文明發展的主線，“城市”才是西方文明的搖籃。而我們的文化傳統、國情、發展階段并不同，我們有沒有可能走自己的路，探索自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

我們再跳出理論的爭論，來看被廣泛忽略的一系列現實。

現實一，“大國大城”之下，人的發展就一定好嗎？

以東京為例，東京都市圈（一都三縣）集中了全日本30%的人口，40%的GDP，它還是我認為的人類城市文明最高的城市：這里基礎設施完善，城市井然有序，人人彬彬有禮，治理優秀，而且很干凈。十多年前，我們去參觀東京市中心的建筑工地，幾棟在建的大樓被綠幕包裹得嚴嚴實實，現場施工管理十分先進，看不到一點灰塵，也幾乎聽不到噪音，我們都驚訝得張大嘴巴——這事兒，恐怕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東京也是我認為的人類城市文明最高的城市！

如此，東京人應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市民了。但另一方面，東京（以及韓國首爾）又是自殺率最高的國際化大都市。據說在東京，平均每天都會有一個人臥軌自殺，只要地鐵站臺語音播報有人身事故導致電車停運，人們就可以想到又有人臥軌了。而富士山北麓的“青木原樹海”，每年都有數百人跑進去自殺，被日本人稱為“自殺森林”。更不用說越來越普遍的抑郁癥。

這座島國大城，井然的秩序下，是“老年人（領導）永遠正確，年輕人永遠沒有機會”，從職場，到社會階層，到生活方式日益固化。繼而是年輕人的喪文化，極低的生育率，超高的老齡化率……城市是文明了，但壓抑的人性無處釋放，到一定程度，自我摧毀或摧毀他人，就是必然。

城市經濟是人生存、發展的根基，但我們不能只見經濟，不見人！東京和首爾這兩大“大國大城”的典型，集合了東亞儒家文化之內傾，與現代西方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文化之雙重病根，表面和數據繁榮之下，內卷化、人的自我壓抑都愈演愈烈，非但不是學習的對象，反而要成為我們的前車之鑒。

現實之二，中西方真實的“大國大城”格局是怎樣的？

1967年，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劃出世界六大都市圈：紐約都市圈，占美國GDP的30%；環五大湖都市圈，占美國GDP的20%；巴黎都市圈，占法國GDP的30%；倫敦都市圈，占英國GDP的50%；東京都市圈，占日本GDP的60%；長江三角洲都市圈，占中國GDP的20%。

而最近數據檢索，紐約都市圈GDP占美國GDP比例下降至8.29%（統計口徑不一，基本在8%～9%之間），后來崛起的西海岸加州占美國GDP的14%，倫敦都市圈下降至22%～23%，東京都市圈降至39.5%，上海大都市圈降至14.5%。只有巴黎都市圈占比基本不變。

請注意，全球主要都市圈經濟的相對集中度，普遍在下降，而非不斷提升。尤其以中美兩大真正的“大國大城”為代表，最大都市圈占全國GDP比例為14%左右，第二大都市圈占比8%左右（中國不同之處，在于有兩個第二大都市圈，珠三角、京津冀，數據相差不大）。

對真正的“大國”來說，多個都市圈的崛起，多極化而非無限中心化，更均衡的區域經濟發展，才是更真實的趨勢！

現實之三，已然不低的中國省會大城市經濟“首位度”。

跳脫超級大城市及其都市圈，我們再來看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大城市——事實上，韓國等中等發達國家，其人口、土地面積、GDP規模等，往往相當于我們一些經濟大省。而東京、首爾等首都都市圈約40%的“首位度”，也與我們一些核心省會城市的經濟首位度相當，比如西安占陜西GDP的37.5%，成都占四川36.3%，武漢占湖北35.2%。

所以，若從一省局部來看，我們的核心大城市的“大城”集中度，已然不低，是符合全球城市經濟發展“規律”的。

但過度集中，以及繼續無限地集中，就一定正確嗎？不一定。

比如我國省會城市/自治區首府首位度最高的三座城市——銀川53.4%、長春53.1%、西寧47.1%，都位于自然和經濟條件相對差一些的省份，而首位度相對較低的杭州、廣州、濟南、南京等城市，其所在省份分列中國省域GDP的前四。以此簡要觀之，條件越好的地區，越強調多極、均衡、綜合的經濟生態，反而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大城市的集中度更高。

隨后，上述陜西、四川等中西部大省，也在積極推進均衡發展戰略。比如陜西省最新提出“西安+榆林”雙極發展戰略，四川則對外推進成渝經濟圈、省內推進五大經濟區（全國唯一）。

就一省而言，省會大城市已然集中了一省最強資源，首位度并不低。這也并不代表其他地市條件就差，就沒有相對優勢，就沒有發展價值。持續人為加速“大國大城”，或許本身也在違背客觀規律。

問題

隨之，我們為什么要“保小”“保鄉”、推進內循環？這并非全部出于政治，其實也是理性的經濟邏輯。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幾個以往很少被觸碰的城市經濟根本問題。

問題之一：時代背景變化，與發展思想切換。

“中國近代史核心命題，其實只有一個：如何從一個農業國家及其文明，轉化為現代工業國家和文明，以實現中華之崛起。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強國，除了農業農村還處于“半現代化”，“四個現代化”三缺一，其余工業、國防、科技都位列全球數一數二，發展雖不平衡，但現代化基本實現。一代代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夢寐以求的目標，大致實現。……一問：推動民族前行的下一個目標、下一種思想在哪里？”

這是筆者在新書《鄉村振興與時代覺醒》中的開篇敘述。

過去幾千年，我們始終面對的是生產力不足，及其生產力焦慮；近代以來，我們所準備的建設方法，也基本是圍繞“如何通過工業化、城市化集約生產，快速做大做強”的經濟發展思路。

但今時不同往日，中國工業化基本實現，現代化（除了農業農村）也初步實現。我們要面對的，不再是生產力不足的問題，而是生產力過剩、消費不足、分配和發展失衡的問題。隨之，我們需要從生產力焦慮時期的發展理論，逐步切換為生產力充足時代的發展理論。我們面臨的是“后工業時代，新城市問題”，繼續簡單套用過去產能不足時期的經濟理論，并不合時宜。

比如，我們需要從重建設到重運營。

什么是“建設”？大家不言自明。過去的百年，尤其是新中國70余年，我們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從無到有地走過了他人幾百年的建設歷程。既然是短期速成，必然存在諸多消化不良的問題。

以筆者從事過的房地產行業而言，“建設”是很物質、很具體的。只要你“建（發）設（展）”的速度夠快，品質差一點，成本和負債高一點，利潤低一點，乃至不賺錢都不重要，因為速度、規模可以對沖或掩蓋大多數問題。

但我們不可能一直快速建設下去。2018年是中國許多傳統制造業，也是房地產的巔峰，從此轉折，逐步切換為控量提質，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鄉村振興、新型縣域城鎮化、內循環等發展思路。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短期集中建設后，海量債務化解、閑置資產和存量盤活、社會發展成本過高等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從簡單的集中堆量、跑馬圈地的“重建設”思路，切換為盤活存量、可持續發展、高質量循環的“重運營”發展思路。

但什么是“運營”？我們先拋出問題。鑒于篇幅，本文暫不展開。

問題之二：中國城市經濟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過去幾十年，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國城市經濟發展的主線，就逐步聚焦到土地財政——即圍繞以土地為核心的資產進行“低買高賣”的“生意模式”。

一開始，城市土地幾乎零成本，地方政府就可以用零/低地租、低人工成本優勢招商引資、發展工業園區。由于成本真的有優勢，政府又給力，營商環境好，中國城市工業急速發展；

90年代末，工業流水線建起后，隨之進行高校擴張，建立“人才流水生產線”。隨后，中產階層開始登上舞臺，逐步奠定了城市產業和消費升級的雙重升級基礎；

隨之，房地產這一土地價值變現的高階形式開始發力，城市政府及房地產企業，通過不斷對土地及其附加資產進行低買高賣、價值變現，獲取了大量利差；隨之，城市將這些利潤投入到基礎設施、公共福利、人才招引、城市建設，不斷形成“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正循環，城市愈加繁榮……

那么，繼續繁榮下去不好嗎？不是不好，是因為不可持續。

今天，中國城市最大的問題在哪里呢？正在于過去玩了幾十年的“低買高賣”的“生意模式”玩不動了——低買不到，高也賣不出去了。土地及城市資產利差不斷收窄，利潤源縮減，而年輕人躺平疊加老齡化加劇之下，很難有新群體對處于高位的資產價格和發展成本接盤了！

這就倒逼城市只能“產業/人才升級”，將重心轉向招引那些能賺取更高利潤、能支付得起相應成本的產業、企業、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及金融資本領域。這樣的人才定然是少數，到處都是，也就不好稱之為人才了。

更致命的是，高科技+資本的疊加，又將持續壓抑普通工作者（包括普通城市中產）的勞動價值——工業化將人物化，數字化將人算死，人工智能將人擠出——城市高質量就業及中產收入縮減，正成為趨勢。另一方面，城市各項成本又很難主動同步下降，成本不變而收入下降，就促使城市普通家庭走向內傾，如壓縮消費、壓榨自己，導致消費萎縮、制約擴大生產，城市經濟恐面臨進一步蕭條。

當然，這并非新鮮事，現代城市經濟危機通常都這么發生，但今天，我們疊加的是人工智能加速和資本過剩的雙重壓制效應——人工已然是城市企業和組織最大成本，企業要生存發展，必須不斷降低人工成本和人工的使用，如此，城市產業升級導向，還將不斷加劇城市的內傾、內卷……

這也是我說的“城市現代化陷阱”的現實體現。

這些問題，靠城市自己能解決嗎？顯然很難，因為這些問題，正是現代城市經濟發展邏輯之體現。破解這些根本性難題，必然需要系統革新的思路。

那么，哪里還有價值利差？怎樣才能保護、繼續擴大中產？怎樣才能恢復正向循環、實現可持續發展？區域平衡發展、新型縣域城鎮化、鄉村振興、內循環……正是方向。

因此，“救鄉村就是救城市”，“保鄉”就是“保城”。城鄉絕非博弈關系，而是現實的“命運共同體”關系，是共生共榮的生態關系。

問題之三：數智文明對工業文明的革新與重塑

在工業時代，“社會生產－組織”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中、集約。人們要獲得更高收益、更好發展，只能按市場要求到指定地點（主要是城市）集中。大城市，正是人口與資源不斷集中的結果。

但正如叔本華所言，人如刺猬，離遠了覺得冷，逼近了大家又都有刺。不斷集中有利于社會生產、組織，但未必就符合人性和人的根本需求。

城市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還是應該回到人的發展。事實上，多數普通人在“被指定集中”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產生“反抗”的想法。過去，生產力、技術和反抗工具不足，這種“反抗”往往是被動和自我壓抑的，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數智技術發展，這種“反抗”的成本和收益比正發生變化。

舉一個簡單例子：數字游民的興起。原本，一個背景普通的年輕人要獲得較高收入，只能去城市中心熬時間，從職員到管理者，從藍領到白領再到中產。但今天，同等技術條件下，他可以拿著電腦、手機，去城市郊區、去鄉村辦公。他會發現，他在市中心內卷下的收入，跟在城郊、鄉村獲得的收入差距可能并不大——而便捷的交通，真要進城也可以隨時出發。

今天，鄉村的數字游民們，即使絕對收入還不能等同城市，但鄉村環境好、成本低、人與人“對刺”少，即便打點折扣，其性價比、低內耗、綜合獲得感，算下來也是劃算的。尤其疫情期間，居家辦公、下鄉辦公，還一度成為不少企業降本增效的好辦法。

我們終究要看到，科技和時代發展，終究是用來解放人，而非壓抑人的。我們能否用適度分散、更人性的方法，去獲取原本只能靠集中才能獲得的收入？對年輕群體來說，這種可能性正越來越大！

這也是我總結的“文明隔代親效應”。遠香近臭，臨近的文化和文明之間多見相互排斥：強調“城市－集中－集約”的工業文明，必然對強調“道法自然－分散－控制風險－自足”的農業文明形成壓制；而今天的“數智文明”時代，去中心化、區塊鏈分布式存儲、大數據云計算對物質載體的虛化，等等，正在用科技含量更高，也更人本的思維和方法，對工業文明“集中－切割（分工、定位）”的底層邏輯發動新的革命！

時代在交融，也在孕育，在內卷，也在新生。我們不僅要看到技術上的革命，更要看到文明之間的深層次迭代。而這種革命，正在與傳統農業文明產生新的“隔代親效應”！

出路

我們要從習慣做選擇題，到習慣做論述題。

我們常說，選擇大于努力，但須知，選擇往往是排他的——你選擇了做醫生，就不好再選擇做律師，你選擇加入這個黨派，就不好再加入另一個，你選擇了城市，就不好再選擇鄉村，你選擇了工業化城市化，就只好選擇“去鄉村化”……而一旦進行了選擇（看似主動，實則被動），不論個人、群體還是社會，就要承擔相應的機會成本、沉沒成本，人與社會的發展也就被定型，難以改寫。

只是，向來如此便對嗎？

比如，你選擇了城市，能否也選擇鄉村？

為什么不可以？比如農民工群體，他們平時在城市打工，在春節團聚時回鄉過年；在城市經濟繁榮時外出打工，在外部形勢不佳或家鄉可就業時，選擇回鄉；在年輕、熬得起時進城，在無力或不愿支付成本時返鄉……

而正是中國農民這種可以實際靈活選擇的現實，才使得他們不至于將各種成本硬著陸在城市：比如不斷吵著漲工資、交社保，將其生存發展的成本轉移給企業，在城市出現經濟危機時流落街頭造成城市治安惡化，在城市不需要（淘汰）他們時賴在城市制造社會矛盾。

試問，如果中國農民只能城、鄉二選一，可能會有中國工業持續的低成本、城市人居和營商環境的高質量嗎？此時，相比西方單純私有制下，農民一旦選擇了進城就無法返鄉，中國鄉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當然也存在一些弊端），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無疑具有更綜合、更深層次，也更現實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

而我的現實觀察、感受，一是當前農民進城安居樂業的成本還是太高，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推進高質量（而非簡單集中）的城市化，二是，只要不是被教育、合村并居、房地產等人為加速的城市化逼著進城，今天，中國農民的選擇自由度，其實要高于“不上則下、只能內卷”的城市中產。

那么，未來，城市居民是否也可以像農民一樣，想在城市時待在城市，想下鄉時下鄉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各種阻礙人自由流動的因素逐步消解，我相信一定會的。

如此，我們的社會就需要從習慣做選擇題的排他性思維，轉向做論述題的綜合生態思維。我們需要從“保城還是保鄉”的二元化思維，轉化到城鄉融合的生態文明新思維和新發展模式。

因此，保城還是保鄉，其實本就不是問題。重新發現鄉村價值，用1+1>2的城鄉價值循環，取代西方單向城市化發展路徑，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式現代化探索的一大根本路徑！

從根本上，人要發展，首先要轉變的還是思維。我們是真的無力“保鄉”嗎，并不是。破解“城市現代化陷阱”，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新型縣域城鎮化，首先要轉變的，也許正是我們的思維本身……

No.6709 原創首

作者簡介：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新書《鄉村三部曲”——《歸鄉村記》《大地上的中國》《鄉村振興與時代覺醒》努力銷售中。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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