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關注華僑問題，晚年更有兩大愿望：希望全世界華僑加強團結

1955年4月22日，萬隆會議閉幕那天的傍晚，印尼雨驟風急，代表們正匆匆往酒店趕。人群里，一位身著灰色中山裝的中國代表停住腳步，他側頭看見門外躲雨的兩位老華僑——他們握著報紙，神情既自豪又忐忑。廖承志走上前，輕聲問：“旅居海外多年，可還習慣？”對方瞬間紅了眼眶：“祖國越強，我們越有底氣！”這句普通的回答，在廖承志心里翻涌許久。自那以后，“僑務”二字便成了他工作表格上最醒目的標簽。

時間快轉到1977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西大廳燈火通明，鄧小平見完觀光團代表后，當著所有人的面笑指廖承志：“廟要重立，這位老菩薩得坐鎮。”一句玩笑，實則點名重建中央僑務部門的負責人。那一年，廖承志已經69歲，剛做完心臟手術不久，依舊爽利地點頭答應。聽眾鼓掌，他卻只是扶了扶眼鏡，默默記下第一條任務：把老同事一個個請回來。

辦公室里只有一張舊木桌、一部黑色電話。廖承志連夜起草文件、簽調令，老同志陸續歸隊，部門才算有了雛形。難題隨即擺上案頭——“要不要僑務？華僑是財富還是包袱？”外交部里有年輕處長擔心：東南亞各國敏感，弄不好惹麻煩。鄧小平的態度很干脆：“三千多萬同胞不能推給別人，他們能幫我們同世界交朋友！”一句話定調，爭論就此打住。

廖承志常把母親何香凝的叮囑掛在嘴邊：“把華僑當親戚。”他想起周恩來總理接見泰國華商李引桐時的對話——“嫁出去的女兒”比喻讓在座所有人動容，于是他在干部會議上斬釘截鐵聲明：“華僑絕不是負擔，是寶貴資源。”隨后，僑辦從干部選拔抓起，人品不過關者一律免談，以最穩妥的方式確保政策落地。

接下來的三年，歸僑子女上學、僑建房產糾紛、華僑大學復課，全靠這支“人手不多但拼命干”的隊伍硬啃下。數字最直觀：1978—1981年，華僑及港澳臺同胞捐資興辦公益項目逾十億元人民幣，全國100多座鄉鎮因此點亮路燈、添置拖拉機。有人感慨：“原來僑務真的能帶動建設。”

華僑事務之外，廖承志心里另有塊石頭——臺灣。1980年春，他在中南海小院散步時對助手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血濃于水嘛，這事總得有人去叩門。”幾個月后，中央決定由鄧穎超主抓對臺工作，廖承志協助。熟悉國民黨高層的人脈成了天然優勢，他動用舊友關系打前站，先摸溫度再投石問路。

1981年初，美國華人名流陳香梅訪京，兩人深談數小時。她臨走好奇地問：“舅父，是不是統戰工具？”廖承志笑著搖頭：“只剩一個心愿——看到中國和平統一。”這句話隨后被她原樣帶到臺北，傳到蔣經國耳中。雖未掀起波瀾，卻在島內引發議論，足以說明情感牌并非無用。

致蔣經國的那封公開信起草時間頗長，對臺辦公室先后改稿十余次，遣詞極盡克制。1982年7月24日定稿，信中攬過往恩怨于一筆，重點放在兩岸前景：“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信電發后，臺灣方面反應冷硬，“投降”二字頻頻見諸報端，還出現人身攻擊。外界擔憂廖承志受刺激，他卻淡然一句：“冰凍厚，就慢慢化。”

與此同時，他托友人把蔣氏祖墓的最新照片寄往臺北。有人不解，他只說：“讓經國看看家鄉變化是好事。”照片到達時，蔣經國沉默良久。幾十年政治對立難消，但鄉土親情總能觸動心弦，廖承志抓的正是這一縫隙。

1983年春，僑務工作駛入正軌，廖承志身體卻出現反復。他依舊惦記一件事：國內沒有系統研究華僑史的機構。一次內部討論會上，他連用三個“可惜”——可惜資料散落、可惜年輕人不熟、可惜海外學者搶先。他拍板成立華僑歷史研究學會，親自擬章程，指定廣東、上海、云南先行試點。踏實的老學者被請回來，年輕助理填上空缺，短短一年內整理出初步年表、口述記錄數百萬字。

晚年，他常提兩句話：第一，要編出像樣的華僑通史；第二，希望全球華僑更加團結。朋友打趣：“老廖，目標太大了吧？”他擺手：“方向對，比速度重要。”

1983年6月6日，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準備確定國家副主席人選，各方一致把票投向這位白發僑長。會場外，他示意工作人員別扶：“我身體還行。”誰知四天后突發心臟病，搶救無效，于6月10日與世長辭，享年75歲。

靈堂里，僑辦墻上貼滿各地華僑寄來的黑白電報，從胡志明市到舊金山，郵戳密密麻麻。有人粗略數了數，三天內超過兩千封，最遠一封來自巴西馬瑙斯，信上只有一句簡短中文：“老家長一路好走。”

廖承志走后，華僑歷史研究學會并未停擺，首部《中國華僑史概論》于1984年底付梓；僑辦工作也沿既定方針繼續。二十世紀末，對臺交流大門逐步打開，當年那封信里提到的“骨肉團聚”變成現實圖景。熟悉他的人都明白，這些進展雖非一人之力，卻少不了他早年的推門動作與夜燈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