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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行動攪動拉美,中國車企在委內瑞拉、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國布局遭遇更多不確定性。
文 / 張恒
近日,美軍生擒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拉美由此進入動蕩狀態。
受局勢影響,委內瑞拉部分物流通道、產業運轉和對外貿易面臨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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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拉美重要經濟體,巴西、墨西哥、智利等汽車市場雖未直接卷入事件,但在地緣格局變化下,外部風險也在上升。在美國加強對拉美事務介入力度的背景下,中國汽車企業在拉美市場的經營環境,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
風暴眼中的委內瑞拉
在拉美汽車版圖中,委內瑞拉并不算核心市場。但在局勢升級前,這里恰恰是中國汽車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
2025年1-11月,中國對委內瑞拉汽車出口17099輛,同比增長130%;乘用車出口增速更是達到166%。
從結構上看,中國汽車在委內瑞拉的高增長,更多是對存量市場的替換。當地約73%的車輛車齡超過15年,新車長期供給不足,而中國品牌主打的經濟型乘用車和重載商用車,正好填補這一缺口。這種剛性需求是確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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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江淮、宇通等車企在委內瑞拉扎根時間較早,產品定位也更貼近當地現實需求。對不少消費者和企業用戶而言,車輛首先是生產工具,其次才是消費品。所以能跑、耐用、維修成本低,對當地消費者來說比配置和品牌更重要。這一特點,讓中國車型在當地迅速建立起存在感。
江淮汽車的路徑尤為典型。面對長期存在的外匯管制和結算障礙,江淮并未堅持整車出口,而是轉向KD組裝模式,在當地形成相對完整的生產體系。目前,其約95%的產品實現本地組裝,月產能保持在500輛左右,主要服務于基建和物流領域。這類需求對宏觀波動并不敏感,即便局勢緊張,基礎運輸和工程建設仍需運轉。
本輪沖擊中,相比依賴整車進口的歐美品牌,本地化程度較高的企業顯現出較強的韌性。部分外資品牌已壓縮人員和業務規模,而江淮的工廠仍維持基本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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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貿易的不確定性依然無法忽視。隨著美方加強對委內瑞拉能源和航運的限制,港口效率下降、運輸周期拉長,汽車散件的供應節奏已受到影響。部分港口石油庫存接近上限,也對物流體系形成擠壓。
更大風險來自政治層面。若政權更迭,對外合作方向可能隨之變化。此前在能源供應和工程結算上的摩擦,已為中國企業敲響警鐘。訂單履約、關稅安排以及資金回收,正在成為新的不確定變量。
拉美博弈的“主戰場”
委內瑞拉局勢變化,使巴西、墨西哥和智利這三個拉美汽車產業的關鍵市場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它們在美國政策影響下的選擇,將對中國汽車在拉美的布局產生重要影響。
巴西仍穩居拉美最大汽車市場的地位。2025年前十個月,該國新車銷量約達205.6萬輛,預計全年將穩步逼近255萬輛,其中,中國品牌增長顯著——累計銷量達18.6萬輛。
在新能源和混動領域,伴隨本土工廠投產、本地供應鏈構建,中國車企的市場參與度持續提升。市場格局正在從過去以歐美和日系品牌為主,向更多元化方向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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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部分國家不同,美國并未對巴西采取直接施壓策略,而是通過區域貿易規則和資源博弈間接施加影響。一方面,《美墨加協定》對周邊國家的產業布局形成示范效應;另一方面,美國持續關注巴西的鋰礦資源——作為全球第五大鋰儲量國,巴西在新能源產業鏈中的戰略價值不斷上升。
中國車企在巴西選擇的是“深度本土化”。長城汽車啟動“巴西智造計劃”,規劃十年內投入超過130億元,在完成原戴姆勒工廠升級的同時,引入12家中國核心供應商共建工業園,目標到2027年實現60%以上的全產業鏈本地化率。比亞迪則投資約71億元建設超級工廠,除整車制造外,還涵蓋電池Pack和關鍵零部件生產,并逐步將本地零部件采購比例從40%提升至70%。
這種圍繞制造、供應和市場形成的本地閉環,降低了關稅和政策波動的影響,也讓中國車企成為巴西汽車產業升級中的重要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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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汽車市場在2025年也回歸增長軌跡,全年預計接近152萬輛的輕型車銷量,是近幾年較高水平。但在《美墨加協定》及新的關稅安排背景下,供應鏈的“近岸化”和貿易規則的復雜性,正在迫使中國車企調整布局思路。
一些中國供應商選擇深度進入當地制造,如寧德時代在墨西哥建立電池模組廠、寧波拓普在當地生產核心底盤總成,通過在生產環節中提升本地化比例,有效規避部分關稅并進入北美供應鏈。這使得中國企業在墨西哥的出口附加值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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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與巴西、墨西哥相比,市場規模更小,但在新能源轉型和資源端擁有戰略意義。該國推動新車零排放政策以及作為全球重要鋰資源國的位置,讓其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中具有獨特價值。
中國車企在智利市場的布局,既包括針對高原氣候與路況的技術適配,也涵蓋與當地礦業合作以鎖定鋰資源供應。盡管美國也在加大對鋰資源的爭奪力度,但在技術成熟度和中智自貿協定帶來的關稅優勢加持下,中國汽車已在這一市場取得先發位置。
全球產業鏈重構邊界
美國加大對拉美事務的介入力度,目標之一是通過政治影響和規則塑造,強化其在區域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對中國汽車而言,這一變化在客觀上推動產業布局方式發生調整。
一是布局結構的分散化。委內瑞拉局勢波動,讓中國車企再度清晰地意識到單一市場風險的現實存在。
拉美布局結構逐漸清晰,巴西承擔本土化制造和規模市場的角色,墨西哥作為連接北美的供應鏈節點,智利則成為新能源技術和資源合作的重要支點;秘魯、哥倫比亞等市場,作為補充力量進入視野。通過多點分布,中國汽車在拉美的經營風險不再集中于個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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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產業鏈向更具韌性的閉環結構推進。在巴西,中國企業嘗試打通從鋰資源、電池到整車制造的完整鏈條;在墨西哥,則圍繞零部件生產、整車組裝和出口形成穩定分工。這種結構,使企業在面對關稅調整、貿易壁壘或資源博弈時,擁有更多緩沖空間。
本地化生產可以削弱進口限制帶來的沖擊,資源端合作有助于穩定關鍵原材料供應,通過參與當地配套體系建設,中國車企逐步形成以自身核心技術為支點、結合本地供應能力的產業生態。
三是規則適配能力。面對以《美墨加協定》為代表的貿易和產業規則,中國汽車企業的策略轉向主動調整:在墨西哥滿足本地化比例要求,在巴西通過環保與安全認證,在智利對接更高排放標準。
對規則的理解和執行能力,已成為進入市場、擴大規模的前置條件。人民幣結算在拉美地區的使用增加,也在為跨區域運營提供了更多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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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忽視的是,此次地緣風險也劃出了一道全球產業鏈重構的現實邊界。自川普第一任期起,美國便試圖通過關稅、制裁和規則調整削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但多輪嘗試后,產業鏈高度耦合的特征反而更加清晰。
中國制造已深度嵌入全球生產體系,尤其在汽車和新能源領域,任何單向切割都會在上下游產生連鎖反應。
汽車產業的競爭,已轉向產業鏈完整度、本地化能力與規則適配力的綜合較量。中國汽車能否在不同政治環境中保持產業鏈的持續運轉,才是能否走遠的關鍵。【版權聲明】本文系《汽車人》原創,出版方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或部分復制,違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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