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德國人來中國談合作,帶著技術、資本,還有那么點“老師”的姿態。
可如今,德國外長訪華,連議程都由中方主導,話還沒說完就被“請到一邊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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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短短十幾年,中國對德國的態度變了?真的是“瞧不上”了嗎?這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大家好呀,小漢這篇觀察,就帶大家看看一個扎心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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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德國外長瓦德富爾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后,在公開場合表示:
“德國需要迎頭趕上,克服對中國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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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聽起來像是自我警醒,但緊接著他又補充了一些“告誡”。
仿佛中國仍然是那個幾十年前為德國代工、等待技術輸入的制造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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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行記者在《星期五》日報上寫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我們在當地的所見所聞,告知這一情況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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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看似平淡的陳述,卻戳中了德國輿論界最敏感的神經。
曾經被視為全球制造業標桿、技術輸出國的德國,如今在對華關系中頻頻陷入認知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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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態度轉變,并非出于情緒或外交姿態,是基于實實在在的發展節奏和產業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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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退場,新賽道已開
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約1600萬輛,占新車總銷量的一半以上。
更關鍵的是,這一年,中國政府正式停止對電動汽車的購車補貼。
這不是市場萎縮的信號,反而標志著一個成熟階段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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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焦點》雜志對此評論稱:“中國已經為電動車這個話題畫上了句號。”
這不是夸張修辭,是政策層面的真實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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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五”規劃中,“電動汽車”已不再被列入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目錄。
這意味著國家資源將不再傾斜于該領域,市場進入“適者生存”的淘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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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切換速度令歐洲措手不及。
當德國還在議會里爭論“是否應在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車”時。
中國早已完成從電池、芯片、電驅系統到整車制造、銷售與售后的全產業鏈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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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汽車年產能接近5000萬輛,是實際銷量的兩倍以上。
過剩產能帶來的不是浪費,而是殘酷的價格戰和行業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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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以來,超過400家電動車企倒閉,剩下的80%也面臨淘汰壓力。
更重要的是,這場洗牌的結果之一,是外資品牌在中國市場的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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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靠品牌溢價和渠道優勢立足的德系車企。
如今不得不面對本土企業在成本、智能化、供應鏈響應速度上的全面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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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蔚來、小鵬等中國品牌不僅在國內站穩腳跟。
還大舉進軍歐洲市場,甚至成為慕尼黑車展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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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沒有停留在“電動化”這一階段。
而是迅速將資金和政策重心轉向量子計算、人形機器人、核聚變、氫能、生物醫藥等下一代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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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任務完成即切換”的節奏。
體現的是一種高度理性的產業戰略邏輯—不戀戰、不拖延、不依賴政策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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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乃至整個歐盟。
仍陷在“公平競爭”“市場開放”的舊話語體系中,未能看清中國已進入全新的競爭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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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滯后二十年
德國政界對中國的理解,似乎還停留在2000年代初。
那時,中國是“世界工廠”,德國是“技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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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合作建立在一種隱含的等級秩序之上:
德國提供高端設備、核心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提供勞動力、市場與組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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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實早已打破這一幻想。
今天的中國不僅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還在多個前沿領域實現技術自主甚至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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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G基站數量,到工業機器人安裝量,再到造船業出口份額。
中國制造已從“量”的優勢轉向“質”與“標準”的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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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德國企業焦慮的是,中國不再為外資提供“特殊待遇”。
過去,為了吸引德國投資,地方政府常給予稅收優惠、土地支持甚至定制化政策。
如今,這種“緩沖帶”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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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越來越強調規則統一、效率優先和本土創新。
外資企業若無法適應快速迭代的生態,就會被自然淘汰。
這種變化在德國政界卻未被充分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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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富爾訪華期間,仍反復強調“制度分歧”“減少依賴”等陳舊議題。
甚至試圖就臺海、人權等問題對中國施壓。
這種言行與德國企業的實際訴求嚴重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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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在華德企高管私下表示,他們最需要的是政策的可預期性和長期穩定的營商環境。
而不是柏林政客在媒體上表演式的“價值觀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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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日報指出,德國企業界普遍認為,“聯邦政府對中國的認知至少滯后了20年”。
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已完成產業升級、正切入新周期的中國。
而政界仍在用冷戰后的思維框架,把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卻拿不出可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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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知斷層,正在削弱德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戰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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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還是對立?
中德經貿關系的本質,從來不是意識形態的對決,而是利益的深度交織。
2024年,中國從德國進口商品約95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汽車、機械設備、化工產品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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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國從中國進口的規模更大,涵蓋電子元件、電池、稀土、光伏組件等關鍵物資。
國互為重要貿易伙伴,產業鏈高度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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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綠色轉型和數字化升級方面,中德存在巨大合作空間。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場和最完整的綠色技術應用場景。
德國則在高端裝備、工業軟件、節能減排技術上具備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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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形成“技術+市場”的良性互動。
完全可以在電動車、氫能、智能制造等新賽道上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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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于,德國部分政客將經貿問題過度政治化。
所謂“去風險”口號,往往演變為對華“脫鉤”的變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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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實數據并不支持這種幻想。
2023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創下119億歐元的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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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雖退出新疆項目,卻在廣東湛江投資100億歐元建設新基地。
大眾計劃在合肥設立除德國總部外第二個整車研發中心。
這些真金白銀的投入,說明德國企業清楚:脫離中國市場,等于放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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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的危機在于,德國自身的工業基礎正在動搖。
能源價格高企、勞動力短缺、中小企業破產潮加劇,使得“工業4.0”戰略難以落地。
許多德國工廠因成本壓力被迫減產或外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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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工廠卻在高效運轉,甚至用德國設備實現了更高自動化水平。
有德國專家參觀后坦言,中國工廠僅需兩名工人即可監控整條智能生產線,效率遠超本土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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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反差讓德國媒體不得不承認:質量管理不再是德國不可替代的優勢。
中國制造已從“廉價代工”走向“技術碾壓”。
其核心競爭力不再是勞動力成本,而是系統集成能力、供應鏈韌性與政策執行力。
回看瓦德富爾那句“需要迎頭趕上”,其實道出了一個殘酷事實:
德國不是被中國輕視,而是被時代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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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未主動“瞧不上”德國,只是不再需要仰視。
當一個國家完成了從追趕到并跑、再到領跑的跨越。
它自然會按照自己的節奏設定議程,而不是繼續扮演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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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真正的出路不在于重提“價值觀優越感”,而在于放下傲慢,重新理解這個已經變了的世界。
中國崛起不是為了取代誰,是為了掌握自身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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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愿意平等合作的伙伴,始終會被歡迎。
而固守舊地圖、拒絕更新認知的國家,終將發現自己走錯了方向。
中德關系的未來,不取決于誰教訓誰,取決于誰能看清現實、尊重規律、務實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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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在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已占據32%的份額,遙遙領先。
而德國的4.6%,還在持續下滑。
數字不會說謊,歷史也不會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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