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給她穿上羽絨服

今年央視跨年晚會的舞臺上，人們注意到一些不一樣。當鏡頭掃過，主持人、演員們沒有穿著以往那些單薄華麗的禮服，而是換上了羽絨服，系上了圍巾，裹緊了保暖的外套。這個變化簡單，直接，卻被無數觀眾一眼捕捉。

彈幕和評論區里，一句話反復出現：“這次跨年，是暖的。”

這“暖”，當然首先是指身體。告別了瑟瑟發抖的優雅，物理上的溫暖得以回歸。

但這句話里，還藏著另一層溫度——一種被看見、被容許的寬慰。

當女性不必為了符合某種舞臺形象而犧牲最基本的舒適，當“美觀”的標準終于向“人”的本能感受微微傾斜，那些長久以來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犧牲，便在這一件件平常的冬衣面前，顯出了它的不必然。

這個夜晚因此顯得不同。

然而，當掌聲與贊譽為這份“暖意”升溫時，也難免產生疑問：我們為之歡呼的，究竟是一種根本性的解放，還是一份遲來太久、本該如此的正常？

此刻的溫暖，映照出的，或許是過往長久的寒意。

從“要風度”到“要溫度”

聚光燈下，一個微小卻足以打破慣例的舉動，往往比宏大的宣言更具力量。

前不久，乒乓球運動員孫穎莎在一次戶外活動中的一個細節，便引發了持續討論。

當天氣溫偏低，一旁身著單薄禮服的女主持人在寒風中明顯有些不適。孫穎莎注意到這一點后，并沒有多說什么，只是自然地示意對方穿上事先準備好的羽絨服，再繼續完成采訪。

整個過程沒有被強調，也沒有被賦予額外意義，只是一個順手的提醒。

活動結束后，當事女主持人在視頻中表達了感謝：“感謝莎莎，這是我第一次穿著羽絨服上臺，身心都很暖。”這段話很快在網絡上傳播開來。

起初，討論停留在對孫穎莎的體貼與善意上。但隨著討論展開，越來越多聲音開始提出疑問：

在這樣的戶外場合，女主持人為何長期被默認要穿著單薄？為什么“忍著寒冷完成工作”，會被當作一種無需解釋的職業狀態，而且這種忍耐往往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不久之后，央視2026 年跨年晚會的舞臺給出了一個直接的回應。

觀眾注意到，主持人和演員們穿著厚實的外套、圍著圍巾，坦然站在冬夜的舞臺上。“這次跨年，是暖的”成為刷屏的感慨。沒有解釋，也無需說明，羽絨服就這樣自然地出現在舞臺中央。

從遞出的一件羽絨服，到集體選擇的冬裝，這一變化戳破了長期存在的一個誤區：吃苦并不等于敬業，忍耐也不必然代表專業。職業形象，本就應該服務于人，而不是反過來要求人去適應不必要的消耗。

同樣引發共鳴的，也并不是“誰提醒了誰”，而是提醒本身的自然程度。沒有人需要為保暖道歉，也沒有人為這一選擇附加道德標簽。正是這種無需解釋的狀態，反襯出過往的反常——為什么女性在類似場合照顧身體，反而需要被說明、被權衡，甚至被猶豫？

在很長一段公共敘事中，“體面”常常意味著克制。意味著收緊身體、隱藏不適，把個人感受放在場面之后。而女性，往往被默認承擔著執行這套標準的責任。她們的衣著、妝容和狀態，被視作構成“場面”的一部分，只要站在鏡頭前，身體就仿佛進入了一種必須被管理的狀態。

而這一次，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體面并不必然建立在身體的犧牲之上。穿得暖和，并沒有削弱采訪的嚴肅性，也沒有破壞跨年的秩序感。相反，它讓這一切顯得更真實，也更符合常識。

也正因為如此，討論的焦點很快不再只是一件衣服。穿衣這件再日常不過的事，背后牽動的，是女性對自身身體究竟擁有多少決定權。

當“穿得暖和”被當作一種值得稱贊的進步時，我們便該聽見，那根捆綁女性身體已久的無形繩索，正在發出崩裂的聲響。

但它同時也提醒著我們，有些尚未消失的束縛依然存在：必須踩著高跟鞋才顯得專業，被要求以全妝示人以示尊重，因為身材不符合標準而難以找到合適衣物，甚至因為身體的自然輪廓而承受不必要的審視。

拒絕“美麗刑具”

如果說“穿羽絨服上舞臺”是改變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畫面，那么“服美役”這個詞被越來越多的人討論，則意味著一種共同的意識正在從想法變為行動——

它不再滿足于對個別“美麗凍人”場景的批判，而是將矛頭直指一整套將女性外貌工具化、標準化的社會規訓體系。

這場靜默的革命，正從虛擬世界的熱烈辯論，漫溢至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實實在在地沖刷并重塑著那些曾被視為“金科玉律”的規則。

近年來，“服美役”從一個帶有自嘲色彩的網絡詞匯，迅速演變為一個嚴肅的公共議題，其核心是質疑那些被包裝成“職業素養”、“社交禮儀”甚至“女性本分”的外貌要求，是否本質上是強制性的、且常常伴隨身心不適的隱形勞動。

社交平臺上，“今天不想化妝”、“與素顏和解”等話題反復成為熱點，其背后的集體情緒已從技術性的“如何變美”，轉向了根本性的“為何必須美”。

這場討論催生了一個清晰的共識：女性的舒適感與健康權，不應成為所謂“職業形象”或“視覺愉悅”的廉價犧牲品。

觀念的水位一旦上漲，便會漫過堤壩，尋找現實的出口。

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對形象有著嚴格傳統要求的航空服務業。

2025年，山東航空推出新制服，明確女乘務員可自選褲裝或過膝裙，并以輕便的平底鞋全面取代高跟鞋。褲裝便于空中作業，平底鞋則能減輕長時間站立與行走的負擔，降低在顛簸航班上受傷的風險。

緊隨其后，湖南航空、春秋航空、吉祥航空等也紛紛推行類似政策，“去高跟鞋化”與“自選褲裝”成為中國民航業一股強勁的新風向。

相關行業規范也開始明確要求，中國民用航空局在相關細則中明確提出，在飛機滑行至下客完畢期間，“客艙乘務員不應穿高跟鞋”。這意味著，對乘務員職業安全與健康的保護，正從企業自發行為升級為行業強制規范。

類似的變化，也出現在公共審美的選擇中。

不久前，在 2026 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禮服設計大賽中，近 6 萬名網友參與投票。結果顯示，人氣最高的女款方案，采用的是褲裝搭配平底鞋的設計，傳統的裙裝與高跟鞋不再占據主流。

設計方在說明中提到，該方案參考了北宋時期運動競技中男女皆著褲裝的歷史慣例，強調行動便利與身體舒適。

更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大量普通人的認可。

而在職場，盡管成文的硬性規定正在減少，但無形的壓力依然存在。不少銀行、酒店、高端零售場所的女性員工，仍可能面臨必須化全妝、穿高跟鞋的隱形要求。

不同的是，這些要求開始被更多人質疑。

一位女教師因長期穿平底鞋授課被領導批評“不夠端莊”后，選擇在社交媒體發聲，旋即獲得潮水般的輿論支持。公眾支持捍衛的，并非一雙平底鞋的選擇權，而是“職業尊嚴不應與身體痛苦掛鉤”的基本權利。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例子來自考場。

在河北定州，當地教育部門一直有一個不成文卻嚴格執行的規定：所有參加高考監考的女老師，都不能穿高跟鞋進考場——這是為了防止鞋跟聲打擾考生。

這個細節讓人看到：當“不穿高跟鞋”不是為了別人看著順眼，而是為了不影響他人（考生）、做好本職工作的時候，一種更體貼、也更專注的專業態度就自然浮現出來了。

這些自上而下的規則調整與自下而上的輿論聲援相互激蕩，共同松動著舊秩序的基石。

脫口秀演員的表達，讓這種壓力被更直白地說了出來。

無論是“化妝是盔甲，但我想當逃兵”的疲憊共鳴，還是“高跟鞋是當代刑具”的尖銳諷刺，她們的段子之所以引發轟堂大笑，只因道破了千萬女性共同的日常體驗——那份隱藏在精致妝容與挺拔身姿下的、難以言說的身體性疲憊與不自由。

關于“服美役”的討論也不僅停留在著裝和妝容上，而是如水銀瀉地般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每一處細微里。

其中，“內衣自由”的討論尤為典型。女性開始公開探討不穿傳統鋼圈內衣的舒適體驗，坦然面對可能出現的身體輪廓。

韓國作家韓江在其獲得布克國際獎及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素食者》中，就刻畫了女性身體與外在規訓的激烈沖突。

小說主人公英惠在決定素食后，一系列“反常”行為中便包括“不穿胸罩”。在丈夫眼中，這一行為與“不吃肉、不做愛”一樣，是其精神“失常”、脫離“正常”妻子軌道的駭人征兆。

他認為，女性的身體及其修飾（如穿胸罩）并非自主領域，而是服務于婚姻秩序與觀看期待的“應盡之責”。英惠拒絕的，正是這種將女性身體工具化的隱形契約。

在小說中，英惠的胸部被她自己視為“全身唯一沒有殺傷力的器官”。

這個想法本身令人心痛——它暗示，在充滿規訓的社會里，女性身體中最被強調“女性特質”的部分，反而成了唯一讓她感到可以接納、不具威脅的部分。

“不穿胸罩”這個行為，于是成了一種微小卻根本的反抗：她試圖收回對自己身體的主權。

如今，社交媒體上關于“內衣自由”的探討，正與英惠在書中的“反叛”遙相呼應。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根本問題：當一位女性說“我不想穿內衣”時，她談論的遠不止一件衣物。她實際上是在問：我是否有權為自己定義舒適？我是否有權決定，自己身體的真實樣貌，該怎樣被看見，或不被看見？

越來越多女性開始在這些選項中，堅定地勾選代表“自我感受”的答案。她們實踐著一種溫和而有力的宣言：“我可以不符合某種標準，而這絲毫不減損我的專業、我的得體與我存在的價值。”

這些涓滴般的個人實踐，其集體力量不容小覷，它們正在重新勘定“身體自主權”的邊界——這不僅關乎“做什么”的權利，更關乎“不做什么”的自由：不化妝、不穿高跟鞋、不掩飾衰老、不迎合特定身體審美的自由。

當“必須美”的規訓，從一個不容置疑的命令，逐漸變成一個可以商量、可以拒絕的選項時，一種更珍貴的東西便在這些具體的勇氣中生長出來——

那是一種讓身體先于目光、讓感受先于評價的，活生生的自由。

從“服美役”到“脫美役”

要理解女性為何長期以來甘愿“服美役”，必須回到一個更早的起點。

對女性的規訓，并非成年后才突然降臨，而是從童年就已經開始。從被反復強調的“公主裙”“要像個小姑娘”，到青春期被提醒“注意形象”“別太邋遢”，女性逐漸學會一件事：身體并不完全屬于自己，它同時承擔著被觀看、被評價的功能。

進入職場后，這種要求被重新包裝成“形象管理”。妝容是否得體、身材是否緊致、衣著是否合乎期待，被納入專業判斷的邊界之中。美在這里開始承擔超出審美的功能，它影響社交關系，牽動職業評價，甚至在無形中被賦予道德意味。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服美役”才顯得順理成章。它并不總以強制的方式出現，更多時候是通過獎懲機制被內化——符合標準的人更容易獲得認可，不符合的人則需要為自己的選擇承擔額外成本。

久而久之，服從被理解為理性選擇，而拒絕則被視為風險行為。

哲學家福柯曾用“身體規訓”來解釋類似的現象。他認為，現代權力并非總是通過暴力鎮壓來運作，而是更善于通過制定標準、區分正常與反常，來規訓個體，使其主動服從，甚至自我監督。

女性在漫長歲月里對“美役”的遵從，正是這種規訓的典型體現。社會制定了關于女性美的單一、嚴苛模板（白皙、苗條、年輕化），并通過媒體、職場、乃至日常人際比較，將其內化為女性的“自我要求”。

于是，女性打扮時要應對外界的眼光，很多時候也在用同樣的標準審視自己：我的小腿是不是太粗？毛孔是不是太明顯？

但規訓的堡壘一旦出現裂痕，覺醒的力量便會涌入。今日女性廣泛的“不服美役”，正是對這套規訓體系的集體反抗。

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精準地捕捉了這種新狀態的核心，她在書中寫道：“女性主義，就是讓女人坦然愛自己，包括愛那個不符合標準的自己。”

這里的“坦然”，是一種巨大的力量。

它意味著將評價體系的坐標，從外部移回內部，用“我是否舒適、健康、自在”取代“他者是否覺得我美、得體、年輕”。

這股力量因名人的坦誠而愈發可見。演員凱特·溫斯萊特多次拒絕雜志對其照片進行過度修圖，堅持展示皮膚的紋理；

舒淇在社交媒體上隨意分享帶著白發與雀斑的自拍；

王菲被路人拍到穿著拖鞋自在逛街……

這些畫面之所以會被反復傳播，并不是因為它們有多特別，而恰恰因為它們違反了公眾對“女明星”這一處于視覺規訓最嚴苛階層的身份預期。

她們用行動宣告：即使在這個最需要販賣“完美幻象”的行業，女性也有權選擇真實與舒適，并依然獲得尊重。她們的“坦然”，為無數普通女性提供了一種珍貴的“許可感”。

然而，這條“坦然”之路絕非坦途，每一步都可能踩中現實的痛點。

一個女性不化妝去參加重要面試，即便能力出眾，仍可能面臨因“氣色不佳”而導致的第一印象扣分；選擇穿著寬松舒適的衣物，可能被誤解為“放棄身材管理”，進而與“懶惰”、“不自律”等負面評價掛鉤；若在社交媒體上坦然展示產后未恢復的腹部、不再緊繃的臉部皺紋，更可能招致刻薄的嘲諷與羞辱。

這些風險真實存在，使得每一次“不服”的嘗試，都像一場需要權衡代價的微小冒險。

但正是這無數微小的冒險，匯聚成不可逆轉的潮水。它們讓社會逐漸意識到，那種建立在疼痛、疲憊與自我壓抑之上的“美”，其內核是脆弱的、非人本的。

真正的美，理應擁有更寬廣的維度——它可以關乎健康紅潤的氣色，關乎舒適自在的體態，關乎因熱愛生命而綻放的笑容，更關乎那份忠于自我、不懼審視的從容。

這場從“服美役”到“脫美役”的轉變，其終極目標并非簡單地拋棄所有裝飾，而是奪回選擇的自由：我可以為取悅自己而盛裝，也可以為尊重感受而簡樸；妝扮與否，緊身與否，皆應出于我的意志，而非無形規訓的恐嚇。

當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實踐這種自由，一種更健康、更包容的審美文明，便在其堅定的身影中，透出了最初的曙光。

作家娜奧米·沃爾夫在《美貌的神話》中的論斷，此刻聽來已非遙遠的理想：“美麗不應是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真正的解放，是允許女性擁有‘不美’的權利。”

它將“權利”的范疇，從“追求某種美的自由”，拓展至“不參與這場追求的自由”。

我們此前討論的“羽絨服上舞臺”、拒絕高跟鞋、與素顏和解，其最深層的訴求，正是這項“不美”的權利——允許身體疲憊而不強打精神，允許面容衰老而不強行掩飾，允許姿態松弛而不強繃曲線，允許存在本身先于一切觀賞價值。

這并非意味著對美本身的否定，而是對單一審美霸權的反抗，是對將女性價值牢牢捆綁于外貌之上的社會契約的撕毀。

從福柯揭示的“身體規訓”到上野千鶴子呼喚的“坦然自愛”，再到現實中無數個體微小的“不服”，其共同指向的終點，正是沃爾夫所描繪的“解放”圖景：當一個女性的社會接納度、職業尊嚴與自我價值，不再需要通過疼痛、偽裝與自我消耗來兌換時，真正的自由才會降臨。

所以，這些討論的意義，從來不只關乎穿什么、化不化妝，而在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一個人是否擁有對自己身體的決定權。

當“允許她只是她自己”不再只存在于書里，而是慢慢變成日常選擇中的默認前提，那些曾被視作理所當然的要求，才真正開始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