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爾頓：奧斯丁絕非浪漫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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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愛簡·奧斯丁，正如人人都愛奧斯卡·王爾德和比利·康諾利。誠然，上世紀六十年代一位美國批評家曾稱她為冷漠的老處女，但那是個將濫交誤認為解放的年代——至少男性群體如此。

如今，在她誕辰250周年之際，奧斯丁與其說是作家，不如說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她更應歸屬于上議院和英格蘭銀行的體系，而非與薩克雷和特羅洛普并列。英國人對研究她著作的胃口像是無底洞，無論這些研究多么忸怩或矯情。

若想明日退休時擁有豐厚的銀行存款，不妨寫本名為《簡·奧斯丁與狗》的書。盡管她小說中其實并沒有狗，但這無關緊要。若愿厚顏杜撰幾百頁內容，《簡·奧斯丁的秘密性生活》將更暢銷。而關于奧斯丁同性戀取向的研究，自然已泛濫成災。

然而，正是奧斯丁與沃爾特·司各特、瑪麗亞·埃奇沃思一起，使小說在英國成為嚴肅的文學形式，不再僅是哥特恐怖或傷感浪漫的產物。在她動筆之前，上流社會看待小說這類文體，恰如牛津劍橋高級休息室里看待《太陽報》——被鄙視為虛張聲勢或多愁善感的垃圾，而非嚴肅道德探究的媒介。

奧斯丁清醒意識到自己正面對普遍對她創作內容的蔑視，但拒絕承認小說只是有閑上層女性的幻想讀物。

或可斷言，她還開創了典型的英語散文風格。讀她的作品，亨利·菲爾丁直率熱烈的語調相比之下顯得陳舊過時，塞繆爾·理查森道貌岸然的說教亦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幽默而不失分寸、理性克制卻暗藏鋒芒的文體。正是這種柔韌自信、充滿反諷與迂回的表達，從簡·奧斯丁傳承至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E·M·福斯特，甚至直至約翰·勒卡雷仍見回響。

這類小說講究風格卻不浮夸，尖銳諷刺卻始終保持冷靜。奧斯丁句式的精妙平衡與復雜對稱，映照出她秉持的社會道德觀。她的小說家前輩們慣于描繪史詩般的人物與事件，而奧斯丁是最早從諸如記得為他人臥房生火、或未等候取鑰匙的同伴這類細微卻關鍵處發掘道德意義的英國作家之一。亨利·菲爾丁們幾乎忽略的細節，對這位洞察秋毫的作者卻至關重要。

由于這種微觀視角（在當時女性中比男性更典型），奧斯丁常被指責忽視時代重大歷史事件（如拿破侖戰爭）。然而，對那個時代的社會史而言，沒有什么比土地貴族階級的興衰更關鍵。她的作品大多以這些男女為角色，且通常不以贊賞眼光看待他們。

這部分源于奧斯丁本非其中一員。她是一位收入微薄的牧師之女，寫作所得至多一千英鎊，但其家族與較富裕鄉紳有往來。因此，她處于所觀察社會秩序的邊緣，半融入半疏離——既熟稔到足以生動描繪其風貌，又疏離到為其自私傲慢驚心。《傲慢與偏見》中可怕的凱瑟琳·德·布爾夫人便是后者的鮮活例證。

后世英國小說家同樣身處這種曖昧境地。維多利亞時代主流小說——勃朗特姐妹、狄更斯、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皆出自中下層階級。作者們既貼近平民能深入展現其生活，又懷抱抱負、受過良好教育，能與上層人士交往。若說這種內在流放者因身份認同矛盾與長期焦慮而處境痛苦，它同時也孕育著獨特的創造力。自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以降，二十世紀“英國”寫作已由實際流亡者而非精神流亡者主導。

奧斯丁在她所處文雅社會中的位置頗為尷尬。作為半個局外人，她發現自己在實際屢屢違背理想價值觀的上層階級面前，反而堅守著鄉紳貴族的理想價值。她足夠融入那個階級，能敏銳察覺莊園規模價值及其主人的可能社會地位，筆下卻鮮見田間勞作者。

盡管如此，她所見周遭景象除卻理性與判斷力，更有一個日益加碼商貿金融市場的土地階級；盡管奧斯丁對誠實的商人并無偏見，卻視此為她所珍視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在她眼中，鄉紳不僅是企業家群體，更是整個家長式生活方式的基石。因而她小說中常出現探訪貧苦佃農小屋、盡責照料底層病榻的儀式化描寫。

但隨著社會流動性增強，身無分文的從男爵幼子們開始追求城市商賈之女。即便最封閉的家族也存在名為婚姻的裂隙，足以讓潛移默化的影響滲入。都市財富、道德輕浮、圓滑的都會作派與冷酷的利己主義，正侵襲著英格蘭鄉村的寧靜。英國文化的守護者們面臨被各種道德失序侵蝕的風險——從忤逆父母權威到盲目追逐時尚，從情感輕浮到金錢崇拜。

全英范圍內，金融資本正挽救即將沉沒的抵押地產；但在奧斯丁看來，這種城鄉聯姻需在行為禮儀層面付出高昂代價。于她而言，禮儀絕非遞送漢堡時不掉落到他人膝上這般簡單，而是整套正受圍困的道德價值：善意、體貼、耐心、同情與尊重。

優雅與良好教養關乎美德與自律，非任何江湖騙子皆可模仿的客廳姿態。當時新興的情感自發崇拜（后稱浪漫主義），在奧斯丁眼中實屬危險的主觀主義與自我放縱——情感固然重要，但須由理性牢牢制約。

通過追蹤英語中“紳士（Gentleman）”一詞的流變，足以書寫大半部相關歷史。在奧斯丁時代，商人或工業資本家無論多富裕、人脈多廣，都算不得紳士，但其受公學教育的兒子必然夠格。《愛瑪》中羅伯特·馬丁是位“紳士農夫”，被當地鄉紳領袖奈特利先生認為“可敬且有見識”；但這不意味奈特利會邀請馬丁狩獵或向其姊妹求婚，因其紳士成色尚不足。

公學制度正鞏固土地資本、商業資本與工業資本間的聯盟，公爵之子在此學會不居高臨下對待棉紡巨富的后代。貴族需學會減少傲慢，中產階級則需減輕偏見。由此形成的強大統治集團，在十九世紀后期輕易壓制并擊敗了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海峽對岸革命中的法國，貴族與資產階級在街壘兩端對峙；而在英格蘭，兩個階級以溫和精神結合，使該國以此著稱。倘若我們決定改為右側通行，也必將循序漸進。

盡管奧斯丁是上層社會的尖銳批評者，她卻以該社會秩序特有的優雅與輕盈筆觸完成批判。問題在于如何將審慎判斷與鮮活氣質相結合，《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和簡·班納特完美展現了這種融合。

理想境界是既善良又精致，需要活潑而非輕浮，思想獨立而非任性個人主義。《愛瑪》中的愛瑪·伍德豪斯過于活潑，《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范妮·普萊斯則過于沉靜。奧斯丁自身的散文正是教誨與娛樂的典范融合。

《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班納特坦言，她初見達西先生精心規劃的莊園時，方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情感。讀者瞬間懷疑這是反諷，仿佛伊麗莎白在透露初見對方存款數額時便墜入愛河。但此處并無反諷。伊麗莎白意指達西規劃莊園的方式關乎道德與審美——體現著可靠判斷力、分寸感、對庸俗景觀與無用裝飾的摒棄。一個人的品味是其靈魂的指南。

最終，道德與審美并無明確界限；奧斯丁本人的小說正是藝術愉悅與道德洞察的交融。然如其小說所揭示，世間確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有著天使般的儀態，卻懷著公貓般的道德。

作者：Terry Eagleton

編譯：栩

來源：Un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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