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皇帝：韋昌輝是太平軍首領，地位比洪秀全高

1851年咸豐帝發出一道奇怪通緝令：頭號反賊竟然不是洪秀全，而是一個土財主，這背后全是算計

一八五一年，廣西前線那個爛攤子，簡直沒法看了。

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廷寄，帶著咸豐皇帝的怒火，火急火燎地送到了兩江總督李星沅的大營里。

這時候李星沅正被那幫“拜上帝教”的叛軍折騰得血壓飆升，特別是剛在牛排嶺，清朝名將向榮被人家按在地上摩擦，臉都丟盡了。

李星沅顫顫巍巍地打開圣旨，周圍一圈幕僚都屏住呼吸，以為皇上這次肯定要指著洪秀全的鼻子破口大罵。

結果呢？

大家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

咸豐皇帝御筆親批的“頭號通緝令”，排在第一位的那個名字，居然不是洪秀全，而是一個叫“韋政”的人，也就是韋昌輝。

這事兒特有意思。

不是皇帝老眼昏花寫錯字，也不是軍機處那幫大爺搞混了情報。

方略上寫得清清楚楚：“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政、洪秀全等…

務必全力攻剿。”

你看，還得是先抓韋昌輝，再抓洪秀全。

在我們現在的歷史書里，洪秀全是妥妥的男一號，但在當年，不管是紫禁城里的咸豐，還是前線的清軍統帥，看問題的角度那是相當毒辣。

在他們眼里，洪秀全充其量就是個搞傳銷的精神領袖，在那跳大神忽悠人；真正要把這群烏合之眾變成殺人機器，還得靠韋昌輝。

這看似不起眼的排名顛倒，其實把太平天國早期的老底都給揭穿了。

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回拉一拉，看看這支隊伍到底是個啥成分。

很多人覺得金田起義就是洪秀全大手一揮，萬千農民納頭便拜。

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早期的拜上帝教，說白了就是一個隨時可能倒閉的“草臺班子”。

洪秀全拿著“拜上帝”這個概念入了干股，是個掛名董事長。

而且這哥們兒早起特別不靠譜，因為考秀才考不上，心情郁悶，關鍵時刻竟然跑回廣東老家寫詩去了，直接玩起了“掛機”。

真正干臟活累活的是“總經理”馮云山。

這人是真能忍，一頭扎進紫荊山的大山溝里，跟礦工、燒炭工同吃同住，好不容易拉起了一支三千人的隊伍。

但問題來了，這三千人全是窮得叮當響的流民，手里拿的是燒火棍，肚子里沒二兩油水，指望這幫人去跟大清的正規軍硬剛？

那純屬是想瞎了心。

就在這節骨眼上，韋昌輝“帶資進組”了。

這就是為什么清廷把他視作心腹大患。

韋昌輝跟別人不一樣，他不是苦哈哈的礦工，他是金田村實打實的大地主，家里有良田、有莊園，還有功名在身。

馮云山是個明白人，他知道造反這事兒，光有情懷是填不飽肚子的，得有真金白銀往里砸。

韋昌輝這一加入，整個局面瞬間就不一樣了。

這人不光是把家產全變賣了充入“圣庫”，解決了起義軍早期的吃飯問題，最狠的是，他利用宗族勢力，把韋家兩千多號族人、佃戶、打手，全副武裝帶進了隊伍。

你想想，咸豐皇帝坐在北京城里看奏報：那邊洪秀全講得云山霧罩，什么天父下凡，聽著就虛；而這邊韋昌輝，又是出錢又是出槍，連起義的大本營都設在他家院子里，所有的糧草器械都從韋家往外流。

在講究實務的清關（官）看來，誰掌握了財權和軍械，誰才是真正的老大。

清軍那邊也不傻，向榮被打得滿地找牙后，立馬就摸清了門道：這支隊伍的骨頭就是韋昌輝。

所以把韋昌輝列為“賊首”，不但沒判錯，反而是精準打擊。

但這事兒還有個更深層的邏輯，就是太平天國內部那點破事。

韋昌輝能上位，其實是馮云山搞的一次“股權稀釋”。

當時洪秀全在廣東摸魚，紫荊山里出了幺蛾子——楊秀清突然搞了個“天父下凡”，蕭朝貴緊跟著搞了個“天兄下凡”。

這兩個燒炭工出身的大老粗，靠著裝神弄鬼，一下子把話語權搶走了。

馮云山一看這不行啊，再這么下去公司要被神棍奪權了。

他必須拉進一股強大的世俗力量來平衡局面。

韋昌輝這種讀書人出身、不信鬼神只信實力的地主，就是最好的籌碼。

可是吧，歷史總是愛開玩笑。

咸豐皇帝看準了韋昌輝的軍事和后勤能力，卻沒看懂太平天國內部這團亂麻。

韋昌輝確實是早期起義的發動機，連后來的李秀成都不得不服，說他有“機靈便急促之才”。

定都天京后，也是韋昌輝負責京師防衛，把天京守得鐵桶一般。

但他這個“頭號股東”吃虧就吃虧在沒有神權加持。

楊秀清借著“天父”的名義，今天打洪秀全屁股，明天逼韋昌輝下跪。

那種羞辱，是個男人都忍不了。

結局大家都知道了。

那個被咸豐皇帝視為“第一賊首”的韋昌輝，沒死在清軍手里，反而死在了內訌里。

天京事變，他殺紅了眼，把楊秀清全家屠了個干干凈凈，最后被洪秀全反手一刀，剁成了肉泥。

現在回過頭再看1851年那份方略，咸豐皇帝把韋昌輝排在第一，好像冥冥中看穿了本質：對于大清來說，那個能搞錢、能管人、能把農民訓練成軍隊的韋昌輝，確實比只會寫打油詩的洪秀全要可怕得多。

只可惜，這幫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韋昌輝死的那年，才三十多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