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一直被監聽”：新規背后的隱私焦慮與理性認知

當“網信辦禁止APP偷聽偷拍”的新規登上熱搜，一條網友留言迅速擊中了公眾的情緒：“是不是說明，我們現在其實一直在被監聽？”

這句話像一根針，刺破了互聯網時代人們藏在手機屏幕后的隱秘焦慮——當我們在地鐵里刷短視頻、在臥室里聊語音，口袋里的手機，真的只是“工具”嗎？新規的出臺，究竟是對“普遍監聽”的變相證實，還是對隱私邊界的重新校準？

其實，把新規解讀為“現在一直在被監聽”，更像是焦慮情緒下的認知偏差。新規的核心，從來不是“實錘”普遍的監聽行為，而是回應“權限濫用的風險”——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們不得不承認，移動互聯網發展至今，APP權限的“越界”早已是公開的行業痛點。打開一個天氣類APP，它索要“麥克風權限”；啟動一款修圖軟件，它要求“相機始終允許”；甚至某些購物應用，會在后臺悄悄調用定位與麥克風。這些行為，本質是APP對權限的過度索取，是商業利益驅動下的“風險前置”——不是所有索取權限的APP都會“監聽”，但這種不加約束的權限獲取，確實給“偷聽偷拍”留下了灰色空間。此前曝光的個別APP后臺調用麥克風的案例，正是這種風險的具象化，也讓公眾的焦慮有了現實依據。

但“存在風險”不等于“一直被監聽”。事實上，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早已明確禁止非法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真正有組織、大規模的“普遍監聽”，既不符合法律框架，也與互聯網行業的基本倫理相悖。多數APP的權限索取，更多是出于“功能冗余設計”或“數據收集慣性”——比如某些APP默認開啟全權限，只是為了省去后續彈窗的麻煩，而非刻意監聽；只有少數違規應用，才會利用權限漏洞實施侵權。新規的出臺，恰恰是把這種“模糊的風險”關進規則的籠子，而非證實“籠子外早已布滿監聽”。

公眾會產生“是不是一直被監聽”的疑問，本質是隱私安全感的缺失。當我們無法直觀看到手機后臺的權限動態，當“偷聽偷拍”的案例反復沖擊認知，“寧可信其有”的焦慮便會蔓延。新規的價值，正在于用明確的規則消解這種不確定性：它要求APP“僅在用戶主動使用功能時調用權限”，相當于給手機的相機、麥克風裝上了“場景鎖”——只有當你點開拍照按鈕，相機才會被喚醒；只有當你按住語音鍵，麥克風才會啟動。這種“按需調用”的規則，其實是把權限的控制權還給用戶，讓“被監聽”的隱憂，有了可感知的制度防護。

當然，新規不是隱私保護的終點。對普通用戶而言，與其陷入“是否一直被監聽”的自我內耗，不如主動掌握一些防護手段：在手機設置里關閉非必要的APP權限、從正規應用商店下載軟件、定期查看權限調用記錄——這些動作，是個人層面的“隱私防火墻”。而新規的推進，會讓更多APP不得不收斂權限濫用的行為，讓“按需調用”從“規則要求”變成行業習慣。

當我們再問“是不是一直被監聽”時，答案或許是：過去，你可能面臨權限濫用的風險；但從新規推進開始，這種風險正在被一點點壓縮。手機不是“監聽工具”，它該是能讓我們安心使用的生活助手——而這份安心，需要規則的兜底，也需要理性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