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輸傅抱石，撐起新金陵半壁江山，竟鮮有人知

在那幾年風聲最緊的時候，江蘇省里有位領導把桌子拍得震天響，指著對面人的鼻子吼：“名單呢？

怎么還是空的！”

在那之前，暗示早就遞過去了，只要把那個整天醉醺醺的傅抱石交出來，也就是個典型，這事兒就算過去了。

所有人都覺得，這時候丟卒保車是聰明人的做法。

可對面這人脖子一梗，眼皮都沒抬一下：“要抓就先抓我，別人，一個沒有。”

誰也沒想到，就因為這幾塊硬骨頭，讓江蘇畫壇成了那個荒唐年代里，唯一沒被大雨淋透的地方。

你要是覺得他光是個會做官的好人，那就太小看他了。

這人的履歷翻出來能嚇人一跳，他是新四軍出身，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

上世紀50年代，他把槍一扔，轉頭就拿起了畫筆。

這操作在當時看簡直就是瘋了，好好的前途不要，非去搞什么封建殘余。

但天才這種事，真的沒法講理。

他在博物館盯著那一千多年前的《步輦圖》看了兩眼，回家連原圖都沒有，硬是憑腦子里的印象給復刻了一張，連人物胡須的抖動都分毫不差。

這股子聰明勁兒要是用在鉆營上，早飛黃騰達了，可他偏偏用在了“吵架”上。

1952年華東美協籌備的時候，有個大人物公開發話，說中國畫就是垃圾，沒存在的必要了，不如直接取消。

這話一出，底下一片死寂，誰敢觸這個霉頭？

結果半路出家的亞明站起來了，嗓門比誰都大，當場就懟了回去。

那時候他才多大？

也就是個二十幾歲的愣頭青，敢跟權威叫板，憑的就是骨子里那股沒被磨平的野性。

1953年江蘇建省，上面看中了他的沖勁，讓他去管江蘇國畫院。

這活兒不好干，那時候上海那邊那是真有錢，變著法兒想把傅抱石挖過去當副院長。

江蘇這邊為了留人，除了給待遇，最重要的就是派了亞明這個“保鏢”。

這一老一少特別有意思，傅抱石狂得沒邊，亞明就負責給他平事兒。

為了證明國畫不是只能畫死山死水，1960年，亞明拉著傅抱石、錢松嵒這幫老先生，搞了一次“二萬三千里寫生”。

聽著挺浪漫，其實就是遭罪。

經費那是真緊張，有時候連招待所都住不起。

你能想象嗎？

傅抱石這種級別的大師，半夜實在沒地兒睡，最后是在女澡堂子的更衣室里湊合了一宿。

那幾個月，亞明就跟個保姆似的，又是安排行程，又是還要陪著傅抱石在板凳上通宵下棋解悶。

這趟苦旅雖然把人折騰得夠嗆，但也逼出了真東西。

到了三峽，亞明突然開了竅。

亞明偏不信這個邪，他的《川江夜色》，墨色用得極淡，掃出江水的急，但最絕的是江面上那三盞紅色的航標燈。

這一筆下去，整個畫面都活了，那種現代的、工業的、生機勃勃的感覺一下就出來了。

這畫后來送到北京，連葉淺予都看傻了，直呼這是“新筆墨”。

可惜啊，才華在那個年代救不了命，能救命的是人品。

運動一來，上面要抓典型，亞明就開始了“拖字訣”。

領導發火要親自抓人，頭號目標就是傅抱石。

亞明立馬把臉一抹，換上一副嬉皮笑臉的模樣：“老傅這人我了解，就是愛喝兩口貓尿，酒一下肚嘴上就沒把門的，但他心是紅的啊。”

領導點一個名字，他給駁回一個，反正就是不交人。

最后被逼急了，才有了開頭那一幕。

那時候的人，是真的講義氣。

不光是護著傅抱石，對其他人也是一樣。

書法家高二適那是出了名的窮，家里連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寫字都費勁。

亞明聽說了，第二天就扛了張大書桌送過去。

高二適感動的什么似的，但他不知道，那買桌子的錢，原本是亞明老婆攢了很久，準備換掉家里那張破木板床的。

后來下放勞動，有個農村孩子掉水里了，亞明連衣服都沒脫，一個猛子扎下去把人撈上來，看孩子沒事，轉身就走了，連個名字都沒留。

這人到了晚年，更是活成了個傳說。

他搬到了蘇州東山的“近水山莊”，那地方偏得連路都不通，也不裝電話，擺明了就是不想見人。

好多權貴提著重禮想去求畫，都被擋在門外。

反倒是有個窮學生，大雪天在門口凍得哆哆嗦嗦，亞明披著衣服出來，把人領進屋，還手把手地教。

這學生叫張偉，有次偷懶沒畫夠速寫，撒了個謊。

亞明沒罵人，就淡淡地講了個理：“人這輩子就像撕日歷，撕一張少一張，你撕不滿一百本就得走人，時間是最無情的。”

這話把那年輕人說的，臉紅得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后來這個窮學生，也成了南京書畫院的副院長。

真正的教養，不是掛在嘴上的道理，是刻在骨子里的分寸。

2002年，亞明走了。

這位護了一輩子國畫、救了一輩子畫家的老人，臨終前留下的最后一句遺憾卻是：“中國畫未能畫出點名堂。”

其實他哪知道，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他就像他畫里的那盞航標燈，在漆黑的江面上，守住了最后一點光亮。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