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外談 | 邵孔發

我國文學有“文以載道”的要求與傳統，詞語具有“詞以載道”的特征。所謂“詞以載道”，指除了詞典詮釋的詞語本身的含義，詞語的詞面意義之外，還隱含著詞語的文化蘊涵。詞語的文化蘊涵大于詞典的詞義詮釋。前者標注在詞語的工具書中；后者意在詞外，常能給人更廣泛深刻的啟示。

一者如反映社會生活內在本質及其邏輯關系的。魯迅先生在《沙》一文中說：“人們又常常說‘升官發財’。其實這兩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為要發財，升官不過是一種發財的門徑。”

錢仲書先生《論快樂》說：“在法語里，喜樂（bonheur）一個名詞是‘好’和‘鐘點’兩字拼成，可見好事多磨，只是個把鐘頭的玩意兒。我們聯想到我們本國的說法，也同樣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樂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樂事的飄瞥難留，極清楚地指示出來。”

漢·劉向《說苑·正諫》云：“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后之有患也。”劉向只說“此三者（蟬、螳螂、黃雀）皆務欲得其前利”，而給那位“在其下”者留了面子。其實，此三者豈不正是人之化身？其實，在其下的彈弓者，不亦欲得其暴利乎？當然，劉向沒有說明彈弓者是否存在“其后之有患”；倘若彈弓者身后也有患，那就應該說“此四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后之有患也”。“彈弓者屏息凝神欲射黃雀，而不知官府在其上也”。彈弓者即使捕得黃雀，也不見得歸其所有，尚有官府在其上，還得上繳。史載捕得蛇、蟋蟀，須如期按例交官，有柳宗元、蒲松齡為證。甚至包括雞、貓、狗也在其列，因著宮廷斗玩好需要故也。自然，宮廷官員的奢靡造成民怨，又會引起朝代的更迭、歷史的變遷。由此觀之，萬物皆后之有患也。人與蟲鳥，性、境一致，故古人將“人為財死”與“鳥為食亡”相提而比論，對世間某些人，恐怕不無一定道理。倘民眾社會官府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后之有患，豈不悲乎？

塵世之名利權都可以爭奪到。爭即是斗，不擇手段，爾虞我詐，你死我活，故曰“爭名奪利” 、“爭權奪利”。學問靠抱著與世無爭的心態，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踏踏實實；十年寒窗，皓首窮經，持之以恒地去學習探索研究方能獲得，靠爭是爭不來的，故曰“做學問”、“求學問”。同樣，人之思想境界崇高也只靠修養心性，無法爭到。

二者如反映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和道德規范的。“姿色”即姿態、容貌。若拆開來，姿側重于姿態，色側重于容貌。從字形看，姿的要求對象主要是女性。姿色一詞的詞素是從來不倒置的，姿在前，色在后，主次重輕顯明。古人更重視姿是有道理的。姿標示品格，作用于精神，表明文明；色可作商品，作用于感官，用于職業。舊時，一無所長，無法立足于社會者方才被迫出賃自己的色，與之相關的是些低下的職業。依賴手腦吃飯的人，大多保有其姿。獨立性越強，其姿也越高雅。

“衣食住行”，詞素如此排序，因衣雖為物，是為蔽體冷暖，但于人側重精神文明，關乎“臉面”；古之所謂“男不露臍，女不露皮”。食乃側重物質文明，關乎“性命”。在關乎臉面與關乎性命的問題上，禮儀之邦，自古是精神文明放在首位的，國人把精神人格禮儀看得比性命還重要，故有“餓死者事小，失節者事大”。今人的生活，吃的住的越來越好，穿得越來越少，恐怕要改說“食住行衣”了。

我國自古為道德社會，提倡道德修養。國人云：德高望重，而不說權高望重、名高望重，甚至也很少說功高望重、年高望重，顯然是將“賢德”作為衡量人望、人品的主要價值標準，詞語的詞內肯定指向性，詞外否定指向性不言而喻。

先民為詞語提煉鑄造，經歷過漫長歷史，無數社會實踐體驗與檢驗，甚至為摸索其文明精義付出過巨大代價。詞語記錄著生活的要義、文明的創造，成為凝固的歷史、時代的標識、文化的軌跡、智慧的結晶、生活的測度、經驗的標記，在社會生活中發揮教化和導引作用，是認識民族文明歷史的重要途徑，觀察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戶窗，推斷民族價值觀念的重要尺度。我們在使用“為富不仁、上行下效、腐敗、君子固窮、窮忙、覺悟、”之類本身具有載道性的詞語時，不能忽視詞語所載負的詞外人文蘊涵要義。人們想要學習古代文化，認識社會，準確使用詞語，則需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掌握詞語中積淀的文化底蘊。

作者簡介

邵孔發，教師、學報編輯。出版作品《襄水文集》《故園屐痕》《瑯琊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