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被俘后有多慘？日本女軍醫：一個白俄女人遭遇了禽獸暴行

1945年8月9日深夜，哈爾濱平房區的大火燒紅了半邊天。

就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石井四郎，那個731部隊的頭號惡魔，下了一道讓后來人聽了都背脊發涼的死命令：實驗室全部炸毀，剩下的“圓木”一個不留全宰了，但有三箱核心數據，必須拼死帶回日本。

這些數據可不是什么金條古董，那是用無數條人命堆出來的“絕密檔案”。

這哪里是科研，分明就是披著白大褂的屠宰場。

很多人都知道731部隊拿活人做實驗，這事兒現在提起來大家都恨得牙癢癢。

但在這個被稱為“食人魔窟”的大院里，女性受害者經歷的那才叫真正的地獄。

你要是以為她們僅僅是被當成了普通的實驗材料，那真太高估這幫所謂“醫學博士”的底線了。

在這群惡魔眼里，女性特殊的生理構造，那是他們開發下一代細菌武器的“黃金樣本”，值的被反復壓榨。

要聊透這事兒，咱們得先回那個冷冰冰的年代看看。

在那圈鐵絲網圍起來的禁區里，關著好幾千個被叫作“圓木”的活人。

有咱們中國的抗日戰士、老實巴交的農民，還有被日本人抓來當“高加索人種對照組”的俄羅斯人。

女性在里頭雖然只占兩成，但她們扛的那些實驗項目，簡直就是滅絕人性。

你根本想象不到，這群平時看著人模狗樣的醫生，進了實驗室就把良心喂了狗。

他們最上心的一個項目，居然是梅毒的母嬰傳播。

這可不是為了治病救人，純粹是為了看病毒的“破壞力”有多大。

檔案里寫的清清楚楚，日本軍醫先把高濃度的梅毒螺旋體注射進女性身體里，這還沒完，接下來的操作簡直就是畜牧業配種。

他們強行把感染的女性和健康的男性關在一起，甚至拿槍頂著腦袋逼他們發生關系，就為了記錄病毒是怎么一步步傳下去的。

更讓人窒息的是針對孕婦的實驗。

在平房區那個陰暗的地下室里，慘叫聲幾乎就沒斷過。

為了搞清楚細菌能不能穿過胎盤弄死胎兒，這幫人給被迫懷孕的女性注射炭疽或者鼠疫菌。

他們根本不在乎孩子能不能活，他們只關心圖表上的數據波動。

那一串串冰冷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還沒出生就在娘胎里被溶解的小生命。

等數據采完了，當媽的也不是送去治療，而是直接拉上解剖臺。

在這群瘋子的邏輯里，生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那一堆堆帶血的實驗數據。

說到這，有個特殊的群體經常被歷史的大敘事給淹沒，那就是流亡哈爾濱的白俄婦女。

1917年俄國鬧革命那會，一大幫白俄貴族和平民跑到了東北，哈爾濱那時候都被叫作“東方莫斯科”。

這幫沒了祖國的人，本來想著在異國他鄉混口飯吃，誰知道撞上了更狠的日本關東軍。

在731部隊看來，這些身材高大、皮膚白皙的俄羅斯大洋馬，那可是千金難買的“歐洲人種樣本”。

他們特想知道，針對亞洲人體質搞出來的細菌武器，要是用到歐美人身上，效果是不是一樣？

于是，這群沒娘家護著的婦女，就成了最慘的犧牲品。

戰后有一份被扒出來的證詞，是一個日本女軍醫留下的。

她在1944年被調進去打下手，筆記里記了個大概30歲的白俄女人。

這人原本是哈爾濱教鋼琴的老師，那天出門買個菜，就被憲兵隊以“蘇聯間諜”的名義給抓了。

這哪是抓間諜啊，這分明就是“進貨”。

在吉林街15號的那個地下室里，這名女教師經歷了地獄般的十天。

先是被剝得精光，像牲口一樣量遍了全身尺寸。

接著，為了模擬戰場上所謂的“混合感染”，五個得了不同性病的士兵輪流對她進行了侵犯。

那幫醫生就站在單向玻璃后面，面無表情地記錄她精神崩潰的全過程。

到了第七天，她身上淋巴腫得跟拳頭一樣大，燒得人都不清醒了。

第十天，實驗結束，活體解剖。

注意，是沒有麻醉的——因為石井四郎覺得麻醉藥會影響臟器血液循環，導致數據“失真”。

那個女軍醫在日記里手都在抖：“直到心臟停止跳動前，她的眼睛都死死盯著天花板上的燈?！?/p>

這種事兒在當時根本不是個例，那就是流水線作業。

從1939年到1945年，光是有記錄的受害者就有3000多人，但這也就是冰山一角。

更可怕的是，這些用人命換來的“尸體數據”，轉頭就被做成了實戰武器。

1942年，日軍在浙江、湖南那邊扔帶有鼠疫跳蚤的陶瓷彈，幾萬中國老百姓就這么不明不白地染病死了。

那些爛腳病、鼠疫村的悲劇，根子全在哈爾濱那個冒黑煙的大煙囪里。

但最諷刺、最讓人意難平的大結局，還得是戰后。

按正常人的邏輯，這幫披著白大褂的惡魔，槍斃一百回都不嫌多。

但在那個利益至上的冷戰前夜，正義直接缺席了。

美國人為了獨吞這批“珍貴”的細菌戰數據，特別是那些人體耐受極限的絕密資料，居然跟石井四郎做了筆臟得不能再臟的交易：只要把數據交出來，所有人免責。

于是，極其荒謬的一幕出現了：東京審判那邊，東條英機他們在受審，而731這幫核心成員卻拿著美軍給的津貼，大搖大擺回日本過好日子去了。

他們脫了軍裝，搖身一變，成了戰后日本醫學界的泰斗。

有的當了大學校長，有的成了制藥公司的大老板，甚至還有人拿了日本政府發的勛章。

這里有個細節特值得玩味，足以證明罪惡這東西要是不清算，它就像病毒一樣會變異。

戰后，由731部隊幸存成員創辦的“綠十字”制藥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為了賺錢，明知道血液制品可能被艾滋病毒污染，還照樣往外賣。

結果導致好幾千名日本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死了。

你看，當年在哈爾濱那種漠視生命的邏輯，哪怕過了四十年，依然流淌在這些人的血液里，從未改變。

那個記錄下白俄鋼琴教師慘死過程的女軍醫，晚年其實想過公開這段記憶，但她的聲音實在太微弱了。

那幾本被美國人拿走的數據筆記，到現在還有一部分鎖在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基地里，不見天日。

在那片曾經的廢墟上，現在已經建起了罪證陳列館。

我們沒法復活那些生命，但咱們活著的人有責任，把這頁沾血的歷史，一字一句地讀給后人聽。

因為遺忘，就是對犯罪者的第二次赦免。

參考資料：

謝爾頓·H·哈里斯，《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