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楊懷定看報發現秘密，2萬買國庫券一年賺百萬

1988年深秋，上海一家稅務局的大門被推開時，沒人知道即將發生啥。

一個戴黑框眼鏡的中年男人，懷里死死抱著個破皮箱，汗都要滴下來了。

他不是來交稅的，是來“自首”的。

張嘴就是一句嚇死人的話：“同志，我倒騰國庫券賺了幾十萬，我是不是得坐牢？

要抓就抓我吧。”

這不就是古代版負荊請罪嗎？

哪怕在今天，你抱著幾十萬現金去派出所說這話，警察叔叔都得懵圈，更別提那個連萬元戶都稀缺的年代了。

這個神色慌張的男人叫楊懷定，后來人們都叫他“楊百萬”。

但在當時，他覺得自己離把牢底坐穿只差一步。

說起來，把時鐘撥回幾個月前，這哥們還是個在倉庫看大門的。

本來在上海鐵合金廠端著鐵飯碗，日子過得挺滋潤，結果倒霉催的，廠里丟了東西賴他頭上。

楊懷定那個脾氣也是倔，一氣之下直接裸辭。

那時候辭職可不像現在這么灑脫，那是真沒飯吃。

但這下好了，沒人管了，他反而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錢。

那時候國家為了搞活經濟，在7個城市搞了個國庫券轉讓試點。

這消息印在報紙那個犄角旮旯里，老百姓忙著買米買油誰看那個？

偏偏楊懷定沒事就泡圖書館，讓他給看見了。

這事兒吧，越琢磨越有意思。

當時的銀行系統那是真落后，根本沒聯網，這就搞出一個巨大的BUG：同一張100塊面值的國庫券，在缺錢的合肥可能97塊就能收到，但在上海這種大城市，銀行回收價能給到112塊。

楊懷定雖然不懂啥高深經濟學，但他小學算術還是會的：只要把國庫券從合肥“搬”到上海，這一張紙就能賺十幾塊。

這哪里是做生意，簡直就是在撿錢。

但他心里也犯嘀咕。

那個年代，“投機倒把”這四個字可是懸在頭頂的一把刀，搞不好就要進去吃窩窩頭。

楊懷定咬了咬牙，心一橫，把家里攢了一輩子的兩萬塊錢全取出來了，連老婆藏在枕頭底下的私房錢都沒放過。

這就是咱們常說的，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

于是京滬線的綠皮火車上，就多了個怪人。

穿得破破爛爛，跟個逃荒的一樣，但那個破箱子里裝的全是真金白銀。

這生意做的，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那時候治安可沒現在這么好，車匪路霸橫行霸道。

楊懷定每次出門都跟特工搞情報似的，從來不敢在火車上睡死，困極了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有一次也是驚險，他實在太累了打了個盹，醒過來一看，箱子正被人拎著往車廂那頭走。

幸虧他反應快，沖過去一把奪了回來。

那個小偷估計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剛剛跟幾十萬現金擦肩而過。

這種“螞蟻搬家”的干法，讓他的錢像滾雪球一樣瘋漲。

第一趟去合肥，除去路費凈賺2000塊，這在工廠得干兩年。

后來他膽子肥了，安徽、河南、山西到處跑。

因為腰上纏滿了鈔票，走路姿勢都變了，跟個企鵝似的晃悠。

短短一年，兩萬塊變成了還是那個年代的一百萬。

錢賺多了，人就容易慌。

周圍鄰居指指點點，社會上都在罵“倒爺”，楊懷定徹底失眠了。

他覺得自己這就是在犯罪邊緣瘋狂試探。

這不，實在扛不住心理壓力，才有了開頭跑去稅務局自首的那一出。

這事兒最后的反轉也是絕了。

再去問公安局，人家說這是國家鼓勵的試點，不算投機倒把。

這一刻，楊懷定那顆懸著的心才算是落回了肚子里。

但他并沒有得意忘形。

這人最聰明的地方就在這兒，他沒去大吃大喝，反而干了件誰都看不懂的事——花錢請私人律師。

一個倒騰國庫券的個體戶請律師？

大家都笑話他是燒包，錢多燒的。

可楊懷定說了句大實話：“我是在花錢買平安，我知道紅線在哪里，才能走得更遠。”

等到大家都反應過來，一窩蜂去倒騰國庫券的時候，利潤早就薄得像紙了。

楊懷定這會兒早就撤了，他盯上了個新玩意兒——股票。

1990年上交所成立，大家都說是騙人的紙，甚至有人說是這就跟這就跟以前的這種大煙館一樣害人。

楊懷定偏不信邪。

他覺得國家既然開了交易所，就不可能讓它黃了。

他把倒國庫券賺來的幾百萬，全砸進了一只叫“電真空”的股票。

跌到幾十塊沒人要的時候他買，漲到幾百塊大家搶破頭的時候他賣。

這一波操作直接封神，“楊百萬”的名號也就是這時候叫響大江南北的。

回顧他這一輩子，真不是一般的精彩。

他不是那種盲目的賭徒，他是個天天讀報紙的“政治經濟學家”。

他家里訂了幾十份報紙，雷打不動地研究政策。

他說：“跟著國家政策走，大概率不會錯。”

那個年代草莽英雄多了去了，多少人起高樓又樓塌了，唯獨他，歷經幾輪牛熊，始終屹立不倒。

2021年6月，楊懷定走了，享年71歲。

他留給那個激蕩年代的，只有一個扛著舊皮箱、在綠皮火車上瑟瑟發抖的背影。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