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對伊朗的亂局過于驚訝，他們只是在直面屬于自己的歷史周期律

　　作者：觀雨者

　　顧問：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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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注：自制音頻在次條。

　　今年一開年，伊朗就搞了個大新聞，多地爆發嚴重騷亂，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以至于美國都興奮的搓起了小手，隨時準備“趁他病要他命”。

　　造成這個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經濟危機。

　　伊朗貨幣里亞爾兌美元的匯率從2015年的3.2萬里亞爾兌換1美元一路狂崩到現在的145萬里亞爾兌換1美元（黑市價格）。

　　十年貶值40多倍，其中僅2025年一年，伊朗的食品價格就上漲了70%多。

　　這確實很難頂得住。

　　那么伊朗到底是怎么了？

　　很多專家在分析伊朗的困局時都會提到這么幾點：

　　社會結構擰巴、經濟模式低效、政治集團腐敗、社會族群撕裂、內部滲透嚴重、對外首鼠兩端等。

　　這些問題確實都存在，但很少有人能說清楚伊朗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

　　今天我就來給大家深度解讀一下伊朗的困局。

　　解讀前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既然伊朗的經濟這么脆弱，他為什么還要拼命和西方對抗呢？像沙特那樣老老實實做個賣油的富家翁不好嗎？

　　這個問題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它的答案其實就是伊朗現在所有困境的根源。

　　第一節·石油大佬的折騰之路

　　1908年，伊朗的第一個油田被英國人發現，從此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和石油緊緊的綁在了一起。

　　當然了，西方列強跑到中東的沙漠里勘探油田，肯定不是為了精準扶貧的。

　　那個時候的伊朗正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愷加王朝末期，對殖民掠奪毫無反抗能力，英國人便趁這個機會一舉控制了該國的石油命脈。

　　而一海之隔的沙特情況也差不多，他們的第一個油田是在1938年被美國人發現并控制的，當時他們才剛剛建國。

　　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沙伊兩國政府都無權參與本國石油產業的運營，只能通過收取“租金”或“稅款”的方式從產業利潤里分到一小杯羹。

　　而當地百姓參與該產業的唯一途徑就是干苦力，管理層永遠屬于外國人。

　　這就是中東石油國的宿命，如果不反抗，連自己家里的石油都不是自己的。

　　相對沙特而言，伊朗人的反抗更激烈一些。

　　這是因為他們的人口更多、生存壓力更大，而且他們的油田被占據的時間更長、英國人在分配利潤時也更小氣。

　　于是在1950年，要求石油國有化的呼聲響遍伊朗全國。

　　然而當時的伊朗統治者——國王巴列維卻并沒有響應民眾的訴求。

　　這和他登上王位的方式有關。

　　巴列維的老爹在二戰期間和法西斯國家曖昧不清，結果在1941年被盟軍一腳踢去了非洲。

　　當時年僅21歲的巴列維只好在盟軍的監督下戰戰兢兢的提前上崗。

　　如此繼位的國王自然不敢“冒西方之大不韙”去收回外資控制的石油產業。

　　1950年6月，巴列維頂著全國的抗議聲任命了一個反對石油國有化的首相——拉茲馬拉。

　　注：當時的伊朗首相由國王直接任命，不需要經過選舉。

　　而伊朗老百姓也不慣毛病，僅9個月后，他們就用兩顆子彈把這個新首相送上了天。

　　這波“物理換帥”讓巴列維非常震驚，他瞬間意識到自己其實已經沒有選擇。

　　洋人的利益是洋人的，自己的老命是自己的。

　　于是在拉茲馬拉遇刺一個月后，即1951年4月，巴列維就任命了堅決支持石油國有化的伊朗民族陣線領袖摩薩臺為首相。

　　于是伊朗便正式開始了對抗西方的石油國有化進程。

　　與此同時，他們在石油時代的歷史周期律也悄然啟動。

　　我們可以稱之為“石油抵抗周期”。

　　摩薩臺收回石油產業的手段非常簡單粗暴，主要就兩個步驟：

　　沒收石油資產、驅逐外籍人員。

　　一通秋風掃落葉的操作后，1951年底，在伊朗吃香喝辣多年的外國人基本都被趕回老家直面斬殺線了。

　　不過伊朗并沒能就此靠石油過上幸福的生活。

　　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伊朗還不具備自主運營石油產業的能力。

　　畢竟伊朗人之前干的都是苦力活，西方殖民者也不會推廣義務教育，所以全國上下懂技術的沒幾個。

　　另一方面，列強也不是吃素的。

　　被趕走的英國人轉頭就聯合西方世界對伊朗發起了全面制裁。

　　伊朗當時也找過蘇聯幫忙，但由于蘇聯提出的條件過于苛刻，最終未能達成合作。

　　失去石油收入后，孤立無援的伊朗很快就陷入經濟危機。

　　1952年，在惡性通脹的壓力下，伊朗全境爆發騷亂，政府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1953年，英美瞅準伊朗國內動蕩的機會，策劃了一場代號為“阿賈克斯行動”的政變，一舉推翻了摩薩臺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與摩薩臺政府保持合作關系的伊朗左翼政黨也遭到了大面積清洗。

　　政變后的英美將實權交回到小老弟巴列維手上，伊朗也就此退回到君主專制國家（僅在名義上存在憲政結構）。

　　至于石油產業，自然是重新落入英美主導的西方集團手中。

　　至此，在西方勢力的推波助瀾下，伊朗的石油抵抗周期1.0結束。

　　從1951年到1953年，持續時間2年。

　　1.0周期證明了簡單粗暴的抵抗策略很容易因為脫離實際情況而翻車。

　　當然了，西方集團也怕伊朗再冒一個摩薩臺出來，所以就在后來的“合作”中給予了伊朗更多的權利。

　　而巴列維雖然是西方的小老弟，但也不完全是個提線木偶，雄心還是有一點的。

　　他在執政期間一直通過各種手段提升伊朗在石油產業的利潤分成，并逐步控制了整個產業的生產和銷售流程。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時候，伊朗其實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石油產業的主導權，而這也引起了美國的不滿。

　　我們現在回到剛才提出的問題：為什么伊朗不學沙特？

　　第二節·富家翁的奧秘

　　其實沙特干的事情和伊朗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1962年，沙特國王費薩爾任命親信亞馬尼為石油大臣，命其“用巧妙的方式”爭奪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簡稱阿美公司）的控制權。

　　1968年，亞馬尼以搞石油國有化為威脅，要求阿美公司允許沙特政府參與該公司的管理。

　　有了伊朗的“前車之鑒”，美國人不得不認真考慮這個要求。

　　從這個角度看，當年摩薩臺搞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也不能說是完全失敗，它至少向西方列強宣示了一個中東國家的底線，就連十幾年后的沙特都能從中獲益。

　　經過4年的博弈，歐美石油巨頭終于在1972年同意向沙特和其他一些海灣國家出售石油公司的股權。

　　后來又經過幾次贖買，沙特政府最終在1980年獲得了阿美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在8年后將其正式更名為“沙特阿美公司”。

　　所以現實并不是伊朗不學沙特，而是沙特一直在吃伊朗的抵抗紅利。

　　甚至可以說伊朗就是領先版本的沙特，伊朗人在前面的每一次浴血街頭，都是沙特日后和西方談判的籌碼。

　　當然了，盡管沙伊兩國的國王都拿回了石油產業的控制權，但他們和西方集團在總體上還是保持合作的關系。

　　西方集團依然可以從兩國的石油產業中分到巨大的利潤。

　　這條路線看起來皆大歡喜，但現實中只有沙特走到了現在，伊朗走到1978年的時候就走不下去了。

　　他們的歷史周期律又動了。

　　第三節·岔路口

　　石油產業是一個天上掉餡餅的產業，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勞動就能獲得巨大的財富。

　　這種事少錢多的工作是每個打工人的終極夢想，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它必然會造成這么一個結果：

　　分配不均。

　　由于不需要太多基層勞動者的參與，所以石油產業創造的財富很容易集中到中上層精英的手中。

　　國家只能通過稅收和補貼之類的方式來盡量維持平衡，但依然難以阻擋貧富差距的持續拉大。

　　而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源本來就不夠分，就會連短時間的平衡都難以維持。

　　那么伊朗的資源夠不夠分呢？

　　不太夠。

　　伊朗人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已經達到了3500萬左右，相比之下，當時沙特的人口僅為700多萬。

　　另一方面，伊朗的石油儲備只有沙特的一半，產量最高的時候也依然比沙特少三分之一。

　　僧多粥少了屬于是。

　　這就是為什么沙特可以靠石油躺贏很長一段時間，而伊朗不行。

　　巴列維“王者歸來”20多年后，這個中東大國已經遍地破產佬。

　　伊朗在上世紀70年代的貧困率超過25%，嬰兒死亡率中東最高，兒童免疫接種覆蓋率僅為30%，本土醫藥研發能力幾乎為零，稍微復雜點的手術都得出國解決。

　　而且當時的城鄉基礎設施差距極大，比如說當時伊朗城市自來水的普及率已達80%，而農村只有8.5%。

　　糟糕的基層經濟狀況導致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以至于巴列維政府不得不在1977年開展“拆除德黑蘭棚戶區”的專項行動。

　　然而這并沒有什么用，到1979年的時候，德黑蘭的貧民窟已經涌入了接近100萬人，要知道當時該城市的總人口還不到500萬。

　　巴列維時代的美好只存在于德黑蘭的富人區，喝西北風才是大多數伊朗人的常態。

　　那么問題來了，僧多粥少的國家要怎么做才能不挨餓呢？

　　工業化。

　　因為只有大規模的工業體系才能創造巨大的財富并承載大量的就業人口。

　　所以國家體量大到一定程度后，發展工業就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而這個“體量”的分界線大致就在70年代的伊朗和沙特之間。

　　難道巴列維不懂這個道理嗎？

　　他當然懂，他也想發展伊朗的工業。

　　只是后進國家追趕世界工業化進程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幾個精英坐在一起侃侃而談就能輕松實現的。

　　你必須在短時間內普及基礎教育、建設基礎設施、推動科技研發......同時還要付出巨大的犧牲。

　　這是一場需要破釜沉舟、調動所有資源畢其功于一役的大決戰。

　　然而伊朗的大部分資源都掌握在外國資本和本國權貴的手上。

　　要把這些資源都拿出來投入國家建設，光靠一紙政令肯定是不行的，你得革他們的命。

　　而巴列維自己就是最大的權貴，他總不可能對自己動手。

　　那資源從哪來呢？

　　機智的巴列維盯上了伊朗農民口袋里的那點仨瓜倆棗：

　　他讓農民貸款去贖買地主的土地，以此來為地主轉型“廠長”提供啟動資金。

　　這就是著名的“白色革命”。

　　具體過程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這波微操的最終結果是地主的工廠沒建起幾家，因為還不起貸款而破產的農民倒是成片成片的出現。

　　德黑蘭的貧民窟更擁擠了。

　　于是走投無路的伊朗百姓再次使出了壓倉底的大招：上街。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

　　第四節·革命

　　1978年，伊朗開始爆發全國騷亂，到年底的時候，整個國家已經基本癱瘓。

　　而早就對巴列維回收石油控制權不滿的美國也趁機動手，支持長期流亡海外的77歲宗教學者霍梅尼領導這場運動。

　　1979年1月中旬，大勢已去的巴列維提桶跑路。兩周后，霍梅尼乘法國專機回到伊朗。

　　1979年4月1日，伊朗經過全國公投成為伊斯蘭共和國，正式進入神權共和時代。該事件也被稱為“伊朗伊斯蘭革命”。

　　至此，在西方勢力的推波助瀾下，伊朗的石油抵抗周期2.0結束。

　　從1953年到1979年，持續時間26年。

　　2.0周期證明了無論統治者的微操水平有多高，只要選擇了和殖民者“共存”，國家最終會走入死胡同。

　　值得一提的是，沙特未來的問題也不會比伊朗少多少，不過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伊朗伊斯蘭革命最戲劇性的一幕是霍梅尼的突然“翻臉”。

　　美國人原本想當然的認為這個70多歲的老頭只是個“軟弱可欺”的吉祥物，接下來建立的新政府應該會是一個很容易控制的西式民主政府。

　　結果霍梅尼一下飛機就反手建起了一個由宗教集團主導的反美政權。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這場為伊朗底層民眾爭取利益的革命最終會由保守的宗教集團來領導呢？

　　很多專家喜歡討論細枝末節的政治手腕，其實根本的原因很簡單：

　　本該代表底層民眾利益的伊朗左翼團體，早在二十多年前的“阿賈克斯行動”中就被西方勢力突突掉了。

　　此時能廣泛代表底層民眾利益的只剩宗教集團。

　　這也是中東地區的一個特色：

　　精英權貴對底層不聞不問，基礎的社會公共服務往往由宗教集團來提供。

　　中東百姓和教士的關系遠比和政客親密。

　　革命后的宗教集團徹底清算了西方資本和皇家資產，回收了大量的資源。

　　雖然后來又經歷了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但新政權還是有效提升了伊朗底層百姓的生活水平，并大力推動了伊朗的工業化進程。

　　他們的成績包括但不限于：

　　伊朗識字率從巴列維時期的36.5%提升到了現在的超過90%（2017年數據）；

　　婦女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3年提升到了9.7年；

　　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已好于中東和世界平均水平，兒童免疫接種覆蓋率超過95%；

　　成為亞洲高科技藥品（包括生物制劑）的主要生產國之一，可自主生產絕大部分市場所需藥品；

　　可提供包括心臟手術在內的大量高質量醫療服務；

　　貧困率降至10%以下；

　　成為世界第16大汽車制造國；

　　修建了超過8000公里的鐵路，是革命前的2倍；

　　糧食自給率接近90%，基本解決溫飽問題.；

　　城市自來水普及率超99%，農村自來水普及率超82%，位列中東第一、世界前列；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能夠存續這么多年，并不是單純的依靠宗教信仰，根本原因還是它真的提升了底層百姓的福祉。

　　從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伊朗貧困階層的人口占比在革命后大幅降低，同時中間階層實現了大幅擴張。

　　那么伊朗的天是不是亮了？

　　亮了，但又沒全亮。

　　第五節·屎山代碼

　　伊朗伊斯蘭革命并沒有出現革命力量和反動勢力的長期武裝斗爭，而是大家一通上街后就完成了改朝換代。

　　完事后甚至還能繼續上班。

　　跟我們歷史上的革命比起來，實在是太輕松了。

　　那它為什么這么輕松呢？

　　因為它做的事情本來就不多，既沒有消滅剝削階級，也沒有重塑社會結構，主要的成果只是把巴列維趕下臺而已。

　　所以很多機構在革命后依然可以照常運轉，這里面甚至包括了之前效忠巴列維王朝的舊軍隊。

　　總的來說，這場革命非常不徹底。

　　而這也意味著新的社會共識無法建立，伊朗國內各個集團的立場分歧和利益沖突在革命后依然存在：

　　他們中有想繼續和西方做生意的、有想關起門來自己發展的、有想擁抱現代社會的、有想恪守宗教傳統的、有想堅持反帝反殖斗爭的、有想放棄抵抗追求“小確幸”的......

　　這個局面很亂，但沒辦法，宗教集團的水平就這樣了。

　　巴列維時期的伊朗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舊木船，在快沉的時候被宗教集團奪取了船長的位置。

　　但宗教集團并沒有建造新船的能力。

　　于是他們只能用膠水黏住破碎的框架，并到處給船上的漏洞打補丁。

　　這個“膠水”就是宗教。

　　宗教共識是伊朗社會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共識，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經常看到伊朗政府用強制措施維護宗教秩序。

　　雖然這個做法違背現代常理，但現實就是如果伊朗連宗教共識都保不住，那他們就可能會隨時散攤子。

　　至于“補丁”，就是各種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特殊機構。

　　這些特殊機構可以彌補舊系統的缺陷。

　　但經常給系統打補丁的碼農大佬都知道，補丁這種東西打著打著就會打成一座巨大的代碼屎山。

　　其中最大的兩個補丁是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Bonyads）。

　　革命衛隊不僅是一支軍隊，還擁有大量的產業，可以憑借特權廣泛參與國家工程的建設，儼然一個國中之國。

　　而他們賺到的錢只會用于自己的發展，和體系外的人關系不大。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這種系統的經濟效率肯定是很低的，而且也不公平。

　　但它又不可或缺。

　　正如上文所說，曾效忠巴列維王朝的舊軍隊在革命后繼續保留，成為了新伊朗的正規軍。

　　在新政權看來，這哪里是一支保衛自己的軍隊，簡直就是一把懸在自己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要知道巴列維家族只是跑路了，又不是死絕了，誰知道以后會不會再來個“王者歸來”。

　　在美國生活的巴列維之子：

　　所以宗教集團不得不在這里打一個補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革命、只聽命于自己的軍隊。

　　即革命衛隊。

　　這支部隊的前身是保衛霍梅尼的500人團，硬件起點很低。要把他們迅速發展起來，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

　　而伊朗的國防預算本來就不多，還要分一部分給正規軍，自然是不夠用的。

　　所以宗教集團只能給予革命衛隊自己賺錢的特權。

　　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革命衛隊消耗了伊朗大量的資源，但也確實為保衛伊朗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比如說在“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成功建立抵抗之弧后，伊朗就基本實現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重要目標。

　　現在的伊朗雖然還會時不時遭到空襲，但已經不需要擔心兩伊戰爭那樣的大規模地面決戰了。

　　可以說革命衛隊就是伊朗新政權的軍事支柱，不管它的“能耗”有多大，伊朗當局都只能支持。

　　至于宗教基金會，那就是伊朗新政權的社會支柱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網絡，由上百個宗教慈善基金會組成。

　　其中的一個基金會：

　　它們大多建立在被沒收的巴列維家族資產的基礎上，成立的初衷是照顧社會弱勢群體和革命衛隊烈士家屬。

　　乍一看好像沒什么問題，但仔細一想很不合理。

　　革命沒收王室的錢，不應該收歸國庫嗎？

　　至于“照顧弱勢群體和革命衛隊烈士家屬”，不應該是國家的職責嗎？為什么會交給慈善機構來處理呢？

　　其實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和建立革命衛隊一樣，宗教集團雖然建立了新政權，但因為革命不徹底，他們并不能完全控制國家機器。

　　這就導致他們在行動時很容易受到各個利益集團的掣肘。

　　于是只能再打個補丁，也就是宗教基金會。

　　這些基金會只聽命于最高領袖，享受國家撥款而不接受國家監督，涉足大量產業而不用追求盈利，還不用交稅。

　　妥妥的一個資金黑箱。

　　這個黑箱很好的解決了國家機器不聽話的問題，為宗教集團提供了靈活的資金渠道。

　　在這些資金渠道的支持下，宗教集團不僅能更好的實施自己的計劃，還能進行很多秘密行動，包括資助中東各地的抵抗組織。

　　但還是那個問題，如果從經濟角度看，這個系統的經濟效率低下且很不公平。

　　現在伊朗的經濟改革舉步維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伊朗政府沒辦法觸動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的利益。

　　而這兩個系統的體量加起來已經占了伊朗一半以上的GDP。

　　如此大的壓力，伊朗經濟那孱弱的身子骨確實頂不住。

　　這時候外交方面的問題又來了：

　　既然內部壓力這么大，為什么伊朗不考慮和西方緩和一下關系，降低自己的外部壓力呢？

　　其實伊朗不是不想，而是西方不給機會。

　　第六節·首鼠兩端的真相

　　2024年5月19日，伊朗前總統、強硬派代表人物萊西墜機身亡。

　　彼時正值巴以沖突最激烈的時候，而作為抵抗之弧老大哥的伊朗卻非常意外的選出了一個追求和西方和解的新總統——佩澤希齊揚。

　　于是就出現了抵抗之弧還在前線死磕，伊朗卻已經在后方開始向西方拋橄欖枝的奇葩場面。

　　頗有死道友不死貧道之風。

　　很多吃瓜群眾對伊朗的嫌棄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不過嫌棄歸嫌棄，在這里我們還是要客觀分析一下伊朗面臨的實際困難。

　　對于伊朗來說，無論他們和西方的關系如何敵對，有一個現實都是他們躲不開的：

　　在當下這個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里，他們只能在美元體系下生活。

　　既然生活在美元體系下，就要隨時面臨被美國制裁的風險。

　　而當今世界只有三種國家不怕美國制裁：

　　第一種是自己的生產力極其發達，全球市場對他的依賴大于他對全球市場的依賴。

　　第二種是自己的生產力極其低下，本來就沒什么機會參與全球貿易。

　　第三種是有美元體系之外的大國給自己撐腰，不需要參與全球貿易。

　　很顯然，伊朗三種都不是。

　　它和大多數普通國家一樣，只有一定的資源和工業能力，還需要和各國互通有無才能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

　　在這種情況下，全面的經濟制裁就是滅頂之災了。

　　所以站在伊朗政府的立場上看，解除制裁就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目標之一，其重要性僅次于保衛國家安全。

　　所以他們雖然會為了對抗美國而與中俄合作，但又不會完全倒向中俄，因為中俄無法解決他們的美元困境。

　　只不過他們每次的示好都會被打臉。

　　佩澤希齊揚上臺釋放善意后，伊朗的盟友和本土就遭到了美以聯軍更猛烈的打擊，連核設施都被炸飛了好幾個。

　　典型的伸頭一刀縮頭也一刀。

　　而造成這個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伊朗在西方眼里沒有合作價值。

　　這其實就是資源型國家的宿命。

　　伊朗工業雖然在革命后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還不足以參與國際競爭，他們現在能在國際市場上賺錢的產品仍以石油為主。

　　而石油產業是一種存量財富，你分多一點我就只能分少一點，不存在合作共贏的效果。

　　這一點和能夠創造增量財富的制造業有本質的不同。

　　所以資源國和西方所謂的“合作”從來就不是真正的合作，而只是在資源分配上達成一種妥協而已。

　　沙特就是這么做的，但伊朗做不到，因為他自己都不夠分。

　　伊朗政府如果選擇滿足西方的要求，那國內就會餓肚子，必定被反對；但如果按自己能接受的方式和西方合作，那西方壓根就看不上。

　　資源國的處境就是這么尷尬：親美不徹底，就是徹底不親美。

　　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只能通過經濟以外的手段來逼迫美國對自己“網開一面”：

　　你不放松制裁，我就在中東搗亂。

　　也就是說對于伊朗統治集團而言，對抗西方的一大目的就是爭取談判的籌碼。

　　既然是籌碼，那自然會打打談談，甚至隨時把盟友擺上桌，于是人們就看到了伊朗首鼠兩端的一面。

　　這種策略雖然在道義上站不住腳，但叢林世界就是這么殘酷：

　　只要伊朗無法降低內部的資源損耗，又無法擺脫資源國的定位，那么拿將士和盟友的鮮血當籌碼就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在現實中，蘇萊曼尼們的浴血奮戰也確實為伊朗高層積累了大量的籌碼。

　　然而西方雖然對此很頭疼，但也一直沒有“服軟”。

　　這是為什么呢？

　　西方世界為什么就不能“退一步海闊天空”？他們就那么想要伊朗家里的那點石油嗎？

　　其實對于現在的西方世界來說，伊朗和伊朗的石油都不重要，沒有伊朗才重要。

　　因為這關系到整個中東的殖民秩序。

　　當年摩薩臺一個失敗的石油國有化運動就能激起中東各國爭奪石油主權的勇氣。

　　現在如果放任一個反美的伊朗做大做強，那中東肯定會失控。

　　君不見最近連沙特都開始不老實了。

　　所以在西方世界看來，不管伊朗的手上有多少籌碼，它都必須死；除非它能成為一個由西方代理人控制的親美國家。

　　說到底，西方世界不允許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強國在中東出現。

　　這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局面，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于是在巨大的壓力下，伊朗又站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上。

　　石油抵抗周期3.0岌岌可危。

　　不過不管伊朗這次能否扛住，3.0周期都持續了40多年，至少從時間上看比之前進步了不少。

　　而他們現在面臨的困局則證明了這么一個道理：

　　如果革命不徹底，那么特權集團就會重新生長或者卷土重來，給國家的發展造成巨大的負擔。

　　所以就算伊朗扛過了眼前的危機，也不代表伊朗的未來就是一片坦途。

　　因為美元體系依然掐著他們的喉嚨，宗教集團的兩大“補丁”也依然會消耗他們大量的資源。

　　這些問題不解決，翻車就是早晚的事。

　　那么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呢？

　　第七節·未來的方向

　　在現在這個伊斯蘭共和國的框架下，伊朗人要逆天改命就必須做到以下兩點：

　　對內：大力改革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提升他們的運營效率，降低他們對伊朗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

　　這很難，但不做就沒有前途。

　　對外：加大對中東盟友的支持和對以色列的打擊力度，不惜一切代價奪取對以斗爭的全面勝利。

　　這里面的邏輯很簡單：以打促談的前提是打贏。

　　如果仗還沒打贏就縮回到談判桌上，那只會暴露自己的虛弱，然后被敵人“趁你病要你命”。

　　伊朗現在就是這個狀態，教訓非常深刻。

　　不過退一萬步來說，就算伊朗這次真的翻車了，西方也不可能把伊朗變成一個“長期親西方”的國家。

　　別忘了，即使是當年的巴列維，也最終因為“不夠親美”而被美國拋棄。

　　伊朗的資源不足以兼顧國內發展和喂飽殖民者，大部分伊朗百姓也不愿做西方的走狗，這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面。

　　當然，不會被西方控制不代表現政權倒臺對伊朗沒有沖擊。

　　對于伊朗來說，現政權倒臺的最壞結果是國家分裂。

　　正如上文所說，伊朗社會并沒有建立起屬于新時代的共識，他們的社會框架是在靠宗教這個“膠水”勉強維持。

　　一旦現政府倒臺，他們就很容易因為民族、階層以及宗教等因素分道揚鑣，甚至像敘利亞那樣陷入軍閥割據的狀態。

　　那么伊朗還有別的出路嗎？

　　理論上是有的，那就是進行更加徹底的革命。

　　只有通過徹底的革命消滅剝削階級、重塑社會結構，才能從根本上降低社會的資源損耗，為反帝反殖斗爭贏得更多的時間。

　　而時間站在反抗者的一邊，因為美元體系的壽命是有限的，未來美元體系外的貿易機會會越來越多。

　　甚至連美國干預中東的日子也不會持續太久了。

　　因為隨著美國國力的衰弱和戰略的轉向，中東地區在全球體系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美以聯軍現在的瘋狂輸出并不能改變美國逐步退出中東的大勢。

　　所以對于伊朗來說，未來的外部環境不會變得比現在更差，至于能不能看到曙光，就取決于自己內部的改革能否成功了。

　　結 語

　　最后我們再來聊一下，伊朗的動蕩會對我們造成什么影響？

　　在傳統的世界棋局中，伊朗對于我們的意義主要有兩個：

　　一是在政治上對美國形成制衡，簡單的說就是開會的時候多一個跟美國唱反調的。

　　二是在軍事上阻擋美軍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直接威脅，可以理解為我們在西亞方向的肉盾。

　　但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過的那樣，現在的世界已經變了。

　　（參考閱讀：）

　　首先，能在政治上制衡美國的前提是美國遵守基本的國際秩序。

　　他首先得來開會，你才有機會在會上和他唱反調。

　　而現在的美國已經擺明了不再遵守秩序，這時候再扯什么政治制衡就沒意義了。

　　一個完全不要臉的人你怎么制衡？

　　只有揍他一頓，這顯然不現實。

　　所以未來基于基本國際秩序的全球博弈將逐漸退潮，大國“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時代正在到來。

　　而中東不是我們的“門前”，亞太才是。

　　其次，我國現在的軍力已經是“你們一起上吧我趕時間”的水平，有沒有這個“西亞肉盾”其實已經沒有什么區別。

　　就算美國能在西亞隨意建立軍事基地，他們能夠在這里投入的兵力也不可能超過中印邊界的印軍。

　　他們可以問問印度人，敢不敢和我們打熱戰。

　　所以站在現實的角度上看，伊朗對我們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不過新中國畢竟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

　　高級就高級在新中國的人民會自發的同情世界上其他反帝反殖的民族，哪怕他們的理念和我們不一致，甚至和我們存在利益沖突。

　　所以盡管伊朗的結局和我們已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我們也仍然希望他們能把反帝反殖的斗爭堅持下去。

　　每個文明都有自己的萬里長征，中途翻車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否繼續走在這條道路上。

　　這里面的關鍵從來就不是統治集團的微操，而是每一個普通人的選擇。

　　所以只要伊朗人民拒絕做殖民者的奴隸，他們就會一直在路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