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伊朗的抵抗經濟之路！

伊朗這個國家，地處中東要沖，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得讓人眼紅，國土面積跟新疆差不多大，人口八千多萬，本來有條件成為地區強國。

可惜從上世紀中葉開始，它的經濟政策就像過山車一樣，從一個極端擺到另一個極端，先是巴列維王朝的西化模式，靠石油美元大搞工業升級，結果底層老百姓沒沾到多少光，反而積下怨氣，導致1979年革命爆發。

革命后又轉向霍梅尼主導的伊斯蘭化經濟，強調公平分配和國有化，可遇上兩伊戰爭和西方制裁，經濟直接倒退幾十年。

現在又推行抵抗經濟，試圖自力更生擺脫石油依賴和外部壓力，但實際效果有限，貧富差距和民生問題還是老樣子。

先說巴列維時代，那時候伊朗經濟走的是全盤西化的路子。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從1941年上臺后，尤其在1953年靠美國和英國支持的政變推翻摩薩臺總理，鞏固權力，就開始大肆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

石油收入暴增，特別是1973年石油危機后，伊朗油價翻倍，國家外匯儲備堆得像山一樣。

政府簽下大筆合同，從美國買來150億美元的軍火和技術，從蘇聯和西歐進口機器建廠，工業產值蹭蹭上漲。

197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500美元，差不多快趕上發達國家門檻了。那時候城市精英們過得風生水起，德黑蘭高樓林立，工廠流水線轉個不停，海陸空軍裝備齊全，全是美式貨色。

巴列維還夢想伊朗到20世紀末成為世界五強之一，在印度洋上稱霸。

但這種發展模式有大問題，因為它只顧頂層建筑，忽略了底層民生。

伊朗本來是農業國家，六成人口靠種地維生，可土地大半掌握在地主、貴族和寺院手里。農民分到的地塊小得可憐，一年勞作下來，只能拿回五分之一的收成。

巴列維搞過土地改革，可執行不力，后來干脆提出“不要農業”的想法，把資金全砸到城市工業上。

1971年農業投資只占預算的5%，大部分錢還進了農場主兜里。糧食和化肥靠進口，農民日子苦哈哈，只能涌進城市打零工。

結果農村青年一到城里，看到滿街西化生活，心理落差巨大，社會撕裂開來。

1976年全球經濟衰退，石油需求減，伊朗工廠倒閉，外匯耗光，罷工和游行就開始了。

1979年士兵倒戈，巴列維帶著家當逃到美國，伊朗從君主立憲國變成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革命后，經濟政策擺到另一個極端，霍梅尼推行神學經濟，基于古蘭經原則，核心是公平、平等和互助。

政府沒收王室和貴族資產，大規模國有化金融、交通、礦產和公共事業，限制私有企業。

新政權強調財富再分配，讓底層窮人受益，但實際操作亂成一鍋粥。

企業管理混亂，開工率不足，西方制裁切斷原材料和零件供應，銀行推行無息貸款，結果資金外流，國家經濟一落千丈。

霍梅尼還輸出革命理念，1980年和薩達姆的伊拉克開戰，八年戰爭打得兩國元氣大傷。

伊朗損失了3000億美元，石油產量銳減，對外貿易停滯，旅游業崩盤。

1989年戰爭結束時，GDP只剩1000億美元，人均1500美元，通脹17%，失業超16%。

工業基礎設施毀壞，國企效率低下，日用品短缺，經濟整體倒退。

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伊朗經濟才有點轉機。

憲法修正案允許有限自由化，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時期放松外匯管制，鼓勵私營企業，試圖擴大私有化，改變石油主導結構。

那時候伊朗獲得了相對寬松的環境，成為了中東經濟大國。

GDP增長，石油收入占財政從1974年的70%降到1986年的40%，但本質沒變。石油出口占比仍高，2012年西方加碼制裁，石油收入大降，但出口占比高達95%。

到2015年石油占比降到54.7%，2020年石油出口200億美元，占財政近一半。

國有企業耗費預算70%，賬目不透明，政府靠提高稅收和貶值匯率轉嫁壓力。過去十年，伊朗貨幣貶值2700%，物價漲12倍，家庭消費能力回落到了20年前。

面對制裁，伊朗2014年推出了抵抗經濟，由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提出，強調本土產能發展，擺脫石油單一結構，減少外部影響，促進社會公平。

政策包括結構性改革，構建封閉內循環，鼓勵私營出口非石油產品如地毯和干果。

但實際85%經濟由官方或半官方控制，伊斯蘭基金會和革命衛隊握有隱藏利益，反對私有化。

抵抗經濟本質上是被動應對美國制裁，通過獨立自主降低全球貿易依賴。

可它沒解決精英壟斷怪圈，石油財富仍集中在少數人手里，普通人分不到紅利。

過去40年，伊朗經濟結構沒本質變化，盡管礦產豐富，工業體系完善，但改革停滯不前。

伊朗的崛起之路還長，需解決神權與發展的矛盾，真正讓經濟增長惠及民眾。

伊朗擁有豐富資源和完善工業，卻因內外因素困在循環中。

未來若能深化改革，融入國際體系，或許能打破怪圈，但制裁陰影下，這條路充滿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