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蒸發 280 億的攜程，有一位精神老板和分裂的公司價值觀

2007年以前，梁建章的履歷是“天才少年”和“商界傳奇”。13歲在第一屆全國中學生計算機競賽上獲獎；15歲進入復旦“少年班”；20歲獲得佐治亞理工學院計算機碩士學位；28歲創辦攜程旅行網，4年后上市……

如果繼續沿著“天才的路徑”一直往前走，他大概會是下一個張朝陽。但人生路由分叉，2007年之后，事業如日中天的梁建章卻突然選擇了辭去職位，去斯坦福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人口和創業以及中國勞動力市場。當時他師從有“管理經濟學之父”之稱的愛德華·拉澤爾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蓋瑞·貝克。

至此，他成了中國公共輿論場里最積極的“勸人生娃”者。從2012年開始，梁建章便開始四處演講呼吁“中國人要多生孩子”的理念。甚至提出諸如降低生育成本，掏5億港元設立生育基金會，在攜程內部推行慷慨的育兒補貼，把“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掛在嘴邊，活脫脫一個商界少有的“理想主義者”。

但如果你不看這位市值千億公司的老板，把目光從他的公共人設移到他掌舵的攜程，就會看到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一家被指靠壟斷地位收割商家、用大數據殺熟壓榨消費者的公司。

2026開年的反壟斷立案調查，不過是這幅分裂圖景的集中曝光。當勸生的“精神老板”與收割用戶的“分裂公司”事實上是一體同生時，我們很難不產生疑問，梁建章的理想主義是真的信仰，還是精心包裝的人設？攜程的商業邏輯與他的公共主張背道而馳，是企業運營的失控，還是他默許的必然？這場貫穿個人與企業的分裂，本質上是商業利益對公共責任的碾壓，還是理想與現實的無奈妥協？

一邊勸生減負，一邊收割加碼

梁建章的核心主張從來都很清晰，低生育率是國之大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為家庭減負、為生育松綁。但攜程的商業行為，卻在實實在在地給民生加碼，這種強烈的反差，讓他的勸生言論顯得格外蒼白。

梁建章說“減輕家庭負擔才能提振生育意愿”，可攜程正在用高抽成擠壓商家利潤，最終這些成本還是會變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云南民宿老板的控訴頗具代表性，他們要面對攜程高達30%-40%的綜合抽成，賺的血汗錢大半流入平臺口袋；更無奈的是平臺的“技術霸權”，強制開啟的“調價助手”不經允許就篡改房價，敢在其他平臺上架房源就被屏蔽流量，訂單量瞬間銳減90%。

中泰證券的數據顯示，攜程對住宿商家的普遍傭金率達8%-10%，頭部商家更是高達12%-15%，在酒店行業競爭激烈、利潤微薄的背景下，這種抽成幾乎是在斷商家的生路。

當商家被擠壓得只能縮減用工、降低薪酬，當家庭出行的酒店費用因為平臺抽成居高不下，梁建章口中的“減負”，在攜程的商業邏輯面前成了一句空話。

更諷刺的是，梁建章呼吁“讓家庭有更多精力養育孩子”，攜程卻在用大數據殺熟消耗普通家庭的信任與錢包。

社交平臺上，#攜程殺熟#話題常年熱度不減，有用戶5分鐘內查詢同一間酒店，價格從737元飆到943元；不同賬號查同款房型價差超百元；甚至刷新兩次頁面，房價就漲了122元。

這種濫用數據優勢的收割，精準命中了有出行需求的家庭群體——本想趁著假期帶孩子出游，卻被平臺當成“待宰的羔羊”。

更過分的是，勾選保險才能買機票、五星酒店虛假標注等套路層出不窮，2025年上半年相關投訴就逼近5萬件。

梁建章設立生育基金會給家庭發補貼，金額不過數萬元；可攜程一次大數據殺熟、一筆不合理抽成，就能讓一個普通家庭的出行成本增加數百元，這種“一邊給糖一邊搶錢”的操作，把分裂二字刻在了骨子里。

最值得玩味的是梁建章在公司危機中的“選擇性沉默”。

2026年1月，攜程剛經歷全員離職短信烏龍，緊接著就被市場監管總局立案調查，按2025年前三季度營收測算，頂格罰款可能高達47億元。

但就在立案前三天，梁建章還在和專家對談“AI+教育”，大談創新與生育的關聯，對攜程的壟斷爭議、商家維權等核心危機只字未提。

他可以為了人口議題四處奔走，卻在自己公司傷害民生利益時保持沉默；他可以為員工生育福利慷慨解囊，卻對千萬商家和億萬消費者的被收割視而不見。

這種沉默不是疏忽，而是對分裂狀態的默認——公共人設要立住“勸生圣人”的形象，企業運營要保住“壟斷暴利”的基本盤，兩者不可兼得時，只能選擇性回避。

分裂的根源是商業利益對公共責任的碾壓

攜程與梁建章的分裂，從來不是簡單的“人設與行為脫節”，而是背后深刻的利益博弈——當企業的盈利邏輯建立在“收割式壟斷”之上，當公共人設能為企業帶來隱性價值，這種分裂就成了必然選擇。

攜程的壟斷暴利，是分裂存在的物質基礎。2025年三季度，攜程單季凈賺199億元，凈利率高達32%，甚至超過了貴州茅臺。

這份亮眼財報的背后，不是技術創新帶來的增量價值，而是對OTA行業上下游的深度收割。

靠著56%的市場份額、高星級酒店近80%的統治力，攜程構建起了“流量霸權”：商家離不開它的流量，只能被迫接受高額抽成和“二選一”條款；消費者依賴它的便捷，只能忍受大數據殺熟和套路營銷。

這種“躺著賺錢”的壟斷模式，讓攜程失去了優化服務、創新模式的動力，也讓梁建章的勸生主張失去了立足的根基——畢竟，維持壟斷暴利，遠比踐行公共責任更能帶來短期收益。

梁建章的公共人設，本質上是企業的“遮羞布”與“加分項”。在互聯網平臺普遍面臨監管壓力、公眾信任度下滑的背景下，“人口專家”“勸生圣人”的形象，能極大地美化攜程的企業形象，弱化其壟斷收割的負面標簽。

當外界質疑攜程“壓榨商家”時，梁建章的生育公益能轉移焦點；當消費者吐槽“大數據殺熟”時，攜程的員工育兒補貼能營造“溫情企業”的假象。這種人設與企業行為的錯位，成了攜程應對輿論危機的“緩沖墊”。

有公關行業人士直言，梁建章的公共活動看似與企業無關，實則都是精準的品牌公關——用個人的理想主義，掩蓋企業的功利主義。

資本市場的態度，更暴露了這種分裂的本質。盡管攜程被立案調查后市值蒸發280億港元，但海通國際等投行仍維持“跑贏大市”的評級，核心邏輯是“短期罰款不影響長期盈利”。

在資本眼中，梁建章的勸生人設是“加分項”，但真正決定估值的，還是攜程的壟斷地位和盈利能力。有投資人私下表示：“只要攜程能維持市場份額，繼續賺錢，創始人的人設是否分裂并不重要。”

這種冰冷的資本邏輯，也進一步縱容了攜程與梁建章的分裂——只要商業利益足夠大，公共責任和人設一致性都可以被犧牲。

但市場的反饋已經開始顯現裂痕。云南民宿協會的集體維權、社交平臺上的消費者吐槽、監管部門的立案調查，都在戳破攜程的壟斷泡沫和梁建章的人設濾鏡。

當勸生的口號遇上現實的收割，當溫情的人設遇上冰冷的商業邏輯，公眾的信任正在一點點崩塌。

這種信任的崩塌，遠比短期的罰款和市值蒸發更致命——它會讓攜程失去商家的合作意愿，失去消費者的選擇，最終失去長期發展的根基。

勿用雙重面孔再刺痛市場了

攜程和梁建章的分裂，是當下部分商業巨頭“功利主義至上”的縮影——為了商業利益可以收割民生，為了品牌形象可以打造虛假人設，卻忘了企業存在的根本價值，是創造社會價值而非掠奪社會價值。

梁建章的勸生主張沒有錯，錯的是他沒有讓自己的企業踐行這份主張；攜程追求盈利也沒有錯，錯的是它選擇了最粗暴的壟斷收割方式。

這場反壟斷調查，或許是彌合分裂的契機，也可能是分裂代價的開始。

對攜程而言，想要挽回信任，就必須徹底重構商業邏輯，把“收割者”的身份換成“賦能者”，用公平的抽成、透明的定價、規范的運營，取代壟斷和套路；對梁建章而言，想要保住自己的公共形象，就必須讓攜程的行為與自己的主張保持一致——真正的勸生，不是靠基金會和演講，而是靠企業少一些收割、多一些擔當。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精神老板+分裂公司”的模式，正在侵蝕商業社會的信任基礎。當消費者不敢相信平臺的定價，當商家被迫依附平臺的霸權，當公共人物的主張與企業行為背道而馳，最終傷害的是整個商業生態的健康發展。

終究，分裂是無法長期維系的。梁建章要么讓攜程跟上自己的理想主義步伐，要么承認自己的人設只是商業包裝；攜程要么放棄壟斷收割回歸良性競爭，要么在監管和市場的雙重壓力下走向衰退。

而市場和公眾最終會做出選擇：我們需要的不是只會喊口號的精神老板，也不是只會收割的分裂公司，而是真正兼顧商業價值與社會責任感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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