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 | 新科技浪潮中的世界考古與社會文明

新的考古發現進一步擴展了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研究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紅山文化人群已經抵達桑干河流域，與本地人群的交流融合將紅山文化核心區的信仰體系、禮儀秩序也帶到了這一區域，成為紅山文化向南影響的前沿。考古發現進一步拉近了史前考古與歷史文獻記載之間的關系，為紅山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直根系”提供了新的證據。紅山社會以自己的制度創造和精神信仰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注入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紅山文化時期形成的禮制成為歷史時期完善禮制的源頭，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實證了世界稻作農業起源地位于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也確立了考古學研究稻作農業起源的重要地位。嚴文明先生在《長江文明的曙光》中對稻作起源研究有過“兩次飛躍”的闡述：“第一次飛躍”是從20世紀50年代在湖北京山屈家嶺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現稻谷遺存到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最豐富的史前稻谷遺存寶庫”。“第二次飛躍”是從河姆渡遺址發現到20世紀90年代湖南澧縣彭頭山、八十垱等遺址發現距今約9000年的栽培稻遺存，與此密切相關的還包括同一時期發現的湖南道縣玉蟾巖、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它們把稻作起源的時間線索提早至距今1萬年前。“兩次飛躍”的觀點基本奠定了稻作農業長江中下游起源的考古學認識格局。

夏商時期中原王朝勢力的南下對贛鄱流域產生了深刻影響。早商時期，商文化勢力擴張至長江以南，并開啟了對江西北部銅、錫礦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原文化勢力的南下帶來了先進的物質文化與青銅生產技術，不僅推動了江西北部地區生產技術的變革與青銅工業的萌芽，也促進了該區域青銅文化的發展與演進。江西地區是夏商時期我國青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江西地區豐富的銅、錫資源源源不斷輸入中原，為璀璨的青銅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撐。（）

長期以來，中亞的中世紀歷史被描繪為兩種根深蒂固的政治—經濟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一個是城市化的農業帝國，另一個則是游牧部落聯盟（汗國）。考古與歷史證據表明，作為生產、貿易、宗教傳播以及政治權力的核心樞紐，中亞的城市數千年來一直是區域帝國發展與政治霸權的推動力量。然而，從概念上來說，草原與高地上的游牧政體通常被視為與城市化無關，其政治力量被認為源自快速機動的騎兵部隊與農業區之外的部族聯盟網絡。同時，高地地區及其人口亦常被不加批判地假定為依附于低地中心的農業與科技生產力，并與低地中心的政治經濟結構相對立。然而，考古研究者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

線型地畫與浮雕型地畫并非對立形式，實乃互補的空間媒介，協同構建引導朝圣、感知與儀式實踐的宗教景觀。線型地畫指示通往神廟與圣地的朝圣方向，由此建立大尺度行進秩序；浮雕型地畫則憑借僅能在古道近距離識讀的微妙輪廓，引導行進者關注圖像本身，并在行走中實現感知的連續轉化。通過這兩種不同尺度空間引導形式的層級化布局，納斯卡潘帕形成多層次宗教景觀，行進過程與感知體驗的流動均在空間中獲得有序組織。除空間闡釋外，尚需強調本研究的方法論意義。本研究引入的AI技術，系統性、廣域性地獲取傳統調查技術難以識別的浮雕型地畫，為重新審視其在景觀中的功能提供新的基礎。尤其在坡地等低能見度地形條件下，AI發揮聯接大規模預測與實地調查的重要中介作用，顯示出重建納斯卡潘帕宗教景觀的方法論潛力。

大神廟項目為理解墨西加宇宙觀、國家形成、儀式實踐與城市組織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解釋框架。從建筑層面看，大神廟可以視作一個具象的宇宙模型。維齊洛波奇特利與特拉洛克的雙神殿，將太陽與雨水、戰爭與豐饒、火與水等核心二元對立物化于石。臺階、朝向與平臺布局共同構成了宇宙平衡的空間表達。祭品組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對應關系。其內部結構與埋藏位置表明，建筑與禮儀是在同一符號體系下互相呼應、共同闡釋神學原則的。大神廟同時也是儀式表演的舞臺，其建筑設計有序組織著參與者的行走路徑與觀眾的視線，許多儀式以從地面向塔頂的隊列攀登為核心動作。科約爾沙烏基石雕被發現于維齊洛波奇特利神殿臺階之下，這一事實證實了關于神話故事在臺階上通過犧牲行為再現的解釋。

考古學研究的核心任務之一是將“什么時候發生了什么”盡可能理清楚，比如，聚落何時出現擴張？稻作與家畜的利用何時強化？禮制與權力結構何時成形？這些問題看似宏大，但最終都要落到一條準確的時間軸上。因此，年代框架的可靠性對討論技術傳播、社會復雜化、區域互動等非常重要。

在眾多測年手段中，碳十四測年因可直接測定有機體中碳交互的停止時間，而長期作為考古學研究中的關鍵測年方法之一。但傳統碳十四測年也面臨很多挑戰。一方面，海洋及淡水碳庫效應會使一些人骨、動物骨年代在檢測中“偏老”。另一方面，在中國南方等酸性土壤環境中，骨骼內的骨膠原常被強烈降解，導致可供測年的有機組分極少甚至沒有。近年興起的單體氨基酸碳十四測年技術，為破解這些難題提供了新路徑，也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帶來精度更高、適用性更強與更可解釋的證據鏈。

在考古出土文物中，紙質文物始終是一類特殊而脆弱的存在。相較于青銅器、陶瓷器、玉器及漆木器等較為常見的遺存，它們既脆弱又稀少。正是這種“少而珍”的特征，幾乎每一件經由考古發掘提取的紙質文物都承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信息。

由于以植物纖維為主要構成，紙質文物本身的物理力學性能脆弱。在長期地下封閉或半封閉環境中，紙質文物極易發生結構塌陷、微生物侵蝕等劣化現象。而且，紙質文物出土時往往處于高度不穩定狀態，不僅難以安全展開與讀取，也顯著增加了后續保護修復的難度。

正因其稀有性與不可逆的脆弱屬性，考古出土紙質文物的保護修復無法簡單套用一般意義上的文物“延壽”模式。傳統書畫裝裱修復雖為紙質文物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基礎，但在應對嚴重劣化的考古出土紙質文物時已顯示不足，需要在尊重傳統修復理念的前提下，引入科學檢測分析手段，探索更加溫和、可控且可逆的保護修復路徑。

基于這一現實背景，考古出土紙質文物的保護修復已不僅是技術層面的操作問題，而要在傳統修復經驗與現代科學手段的融合中重構保護思路，以探索更加安全、穩妥且具有可持續性的保護路徑。

這項研究的意義，不止于彩陶記錄技術層面的效率提升，更在于它為考古學方法論帶來的啟示。首先，它推動了考古資源的資產活化。基于單張照片的三維重建技術使得大量封存在圖錄甚至歷史老照片中的文物影像，都可以被低成本地轉化為可交互、可測量的三維數字資產。其次，它促進了“計算考古學”的發展。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得大規模的定量分析成為可能，當成千上萬件彩陶或其他文物被轉化為標準化的三維模型后，計算機就可以輔助學者發現人類肉眼難以察覺的形態演變規律，從統計學的角度揭示史前工匠的技術標準化程度及區域間的文化互動強度等問題。最后，它重塑了公眾與文化遺產的交互方式。讀者不再是被動地觀看圖錄中的靜態照片，而是可以在虛擬空間中任意翻轉、縮放那些由歷史影像復原而來的文物，觀察其器型或紋飾特征。這種具身性的認知體驗，極大地拉近了現代人與史前文明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