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結婚那年二十七歲,不算早,也不算晚。婚禮很簡單,婆婆坐在主桌,臉上掛著一種得體而疏離的笑。她沒有夸我一句,也沒有挑剔我什么,只是在敬茶的時候,說了一句:“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那句話聽著溫和,其實沒有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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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一年,我就明白了這個家里的秩序。小叔子比我丈夫小七歲,還在讀書,婆婆一句話里有三句是圍著他轉的。飯桌上,雞腿永遠在他碗里,哪怕他已經三十歲。逢年過節,紅包給他是厚的,給我們的是象征性的。婆婆說,老大已經成家了,要懂事。
我懂事得很早,也懂事得太久。
我和丈夫都上班,工資不高,但穩定。婆婆身體不好,卻堅持不和我們住,說怕打擾。轉頭就住進了小叔子的新房,說年輕人熱鬧,她不孤單。那房子首付是我們夫妻湊的,她記得清清楚楚,卻從不提。
有一年春節,小叔子帶女朋友回來,婆婆忙前忙后,像換了一個人。我站在廚房洗菜,她在客廳笑得聲音很亮。那天晚上,她把我叫到房間,說家里錢緊,小叔子結婚壓力大,讓我們多擔待。
我點頭,沒有反駁。那時我還相信,忍一忍,總會輪到自己被看見。
二十年里,我忍過太多小事。孩子生病住院,婆婆說她腿疼來不了,卻能第二天陪小叔子看車。我們換房子,她說沒錢幫忙,小叔子買車,她拿出了存折。丈夫偶爾也不平,但每次都被一句“她是我媽”壓下去。
我不是沒有怨,只是覺得怨沒有用。
真正讓我心里起變化,是她住院那天。
那天是凌晨,醫院打電話來,說婆婆突發腦梗。丈夫慌了神,我披著外套跟他跑出去。到醫院時,小叔子已經在了,臉色蒼白,手抖得厲害。婆婆躺在病床上,意識不清,卻在看見小叔子的瞬間,努力抬了抬手。
醫生交代病情,說需要人陪護,也要簽字。婆婆睜著眼,含糊不清地說了一句話,護士湊近聽了半天,轉頭對我們說:“老人家說,讓小兒子簽。”
那一刻,我忽然很冷靜。
后面的幾天,我們輪流守著。婆婆清醒后,第一句話是問小叔子有沒有吃飯。第二句,是叮囑他工作別耽誤。她看見我,只是點了點頭,像點一個路人。
我給她擦身、喂水、換尿袋,她都沒有一句謝謝。有一次我動作慢了點,她皺眉,說我不熟練。那語氣,和二十年前我第一次進她家時一模一樣。
住院第三天,醫生說要做手術,風險不小。婆婆讓小叔子單獨進病房,談了很久。出來時,他眼圈紅了,說媽把存款和房子的事都交代清楚了。
我站在走廊,看著窗外的天,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慢慢浮上來,不是憤怒,也不是委屈,更像是一種確認。
原來這么多年,我不是被忽略,我只是從來不在她的世界里。
手術那天,我簽了陪護單,卻沒簽家屬責任書。丈夫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手術很成功,婆婆醒來后,第一時間找小叔子。發現他不在,就開始發脾氣,說沒人管她。
我站在床尾,忽然開口,說:“你不是一直說,老大要懂事嗎?我懂事了二十年,也該輪到別人了。”
病房里很安靜。婆婆看著我,像第一次認真看我這個人。她張了張嘴,什么也沒說。
出院那天,小叔子接她回家。我沒有跟去。丈夫問我是不是太絕情,我說不是絕情,是終于不再幻想。
后來我們很少再見面。逢年過節,我依舊準備禮數周全,但不再往前湊。婆婆身體慢慢恢復,卻再沒有主動找過我。
有一次她打電話來,說想吃我做的湯。我沉默了幾秒,說:“您讓小兒子做吧,他做得比我好。”
掛掉電話,我沒有難過,也沒有輕松,只是覺得一切終于回到了它本來的位置。
二十年,我學會了一件事:有些偏心不是誤會,也不是一時糊涂,而是一種選擇。你再努力,也換不來改變。
看清楚了,反而能活得簡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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