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物到生活：考古語境化的新視角——訪丹麥雅典研究院院長桑娜·霍夫曼

在雅典的外國古典研究機構中，丹麥雅典研究院雖然成立時間不長，但其組織的多個考古項目備受關注，尤其是水下考古。丹麥雅典研究院院長桑娜·霍夫曼（Sanne Hoffmann）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她倡導一種更具沉浸感、以人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在她看來，考古的真正價值不僅在于文物本身，更在于將它們置于制作者與使用者的生活、思維與行為之中加以理解。這是一種“少一些文物研究，多一些生活場景”的視角，強調古代日常生活的節奏、貿易與社會交流網絡，以及古代宗教實踐背后的現實面貌。霍夫曼表示，古典學研究仍有引入比較視角的空間，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有望通過不同文化框架的對話，為理解希臘古代及更廣闊的人類歷史提供新的詮釋路徑。

桑娜·霍夫曼 受訪者/供圖

一所“年輕”研究院的學術積淀

《中國社會科學報》：丹麥雅典研究院在推進希臘考古學發展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作為一個歷史悠久且在海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術機構，丹麥雅典研究院有哪些獨特的科研理念和學術特色？

霍夫曼：盡管丹麥雅典研究院在1992年才正式成立，但丹麥學者與希臘的考古交流歷史悠久，可追溯至1902年。當時，丹麥考古學家在羅德島林多斯開展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田野考古項目之一的雅典娜·林迪亞神廟遺址發掘工作。該項目成果豐富，對古希臘宗教與祭祀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丹麥雅典研究院具有長期研究西方文明發源地的歷史傳統。

強調合作是丹麥雅典研究院科研理念的一個鮮明特點。自成立之初，我們便積極推動與其他海外考古研究所、希臘本地機構、學者以及當地社區的緊密合作。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北歐圖書館（Nordic Library）的共享機制，它不僅是科研設施，也是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這種跨國界、跨機構的合作，是丹麥雅典研究院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持續影響著我們的科研實踐和日常工作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報》：丹麥雅典研究院在希臘開展了多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考古項目。您能否舉例說明這些重要項目在新發現、方法創新，以及對古希臘社會的再解讀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霍夫曼：要單獨挑出一個項目并不容易，因為每一個田野工作項目都在不同方面拓展了我們對過去的理解，每個項目都能帶來此前未知的知識。不過，卡呂冬（Calydon）項目尤為具有代表性。該項目最初始于1926年，2026年迎來百年紀念。在20世紀20—30年代進行了密集發掘后，卡呂冬項目于2001—2005年重新啟動，自2011年以來持續開展至今。卡呂冬項目的發掘主要集中在衛城、英雄紀念地（Heroon）以及阿爾忒彌斯·拉弗里亞神廟（Sanctuary of Artemis Laphria）等關鍵區域。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發現古城的使用時間遠比此前推測的要長，這促使學術界對卡呂冬的歷史發展及其區域重要性進行重新評估。同時，該項目也為丹麥大學的學生提供了重要的實地培訓機會，每年約有40名學生來到現場，獲得古典考古的寶貴實踐經驗——這種機會只有在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實地田野工作中才能真正獲得。

此外，我們的水下考古項目也頗具影響力。例如，比雷埃夫斯的澤亞港（Zea Harbour）考古調查，為認識古典時期尤其是公元前5世紀末至公元前4世紀期間的雅典海軍設施提供了新視角。我們發現可容納兩艘戰艦的船塢，這為了解雅典海軍的規模、組織及后勤管理提供了寶貴資料。同樣，在科林斯的萊凱昂港遺址（Lechaion Harbour），考古團隊發現了保存完好的木質結構遺跡，這些遺跡與古代碼頭建設有關，為研究古代港口的建造技術、長期使用情況及貿易模式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證據，也顯著豐富了我們對古希臘世界海洋貿易與經濟聯系的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雅典目前已有20個致力于古典學研究的海外學術機構。您對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有何期待？

霍夫曼：在雅典，總是存在新的研究空間。古典學研究并非一個封閉領域，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無疑會為雅典的學術格局帶來新的視角和研究議題。每一個在雅典設立的海外機構，除了開展符合本國學術研究方向的工作，也都承擔著更廣泛的使命：在界定自身學術價值的同時，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作出貢獻。

從我的角度來看，特別寶貴的是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有機會將真正的比較研究方法引入古典學研究。我的研究背景是古代小型雕像，因此長期關注秦代兵馬俑。這樣的跨文化經驗提醒我們，將希臘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并置，不是為了消弭差異，而是為了更清晰地理解各自的文化語境。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拓展我們對工藝技術的認知，也能深化對祭祀儀式、認知體驗以及感官經驗等方面的理解。

卡呂冬遺址 本報記者 楊雪/攝

古典學是“開放邊界”的研究領域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西方學術傳統中，古典學通常指古希臘和古羅馬研究。近年來，學術界提出一種更為開放、多元的“古典世界”理解路徑，也引發了關于是否應將其他古代文明納入古典學研究視野的討論。您如何看待這一轉向？

霍夫曼：從教學的角度來看，首先仍有必要讓學生清楚理解學科的基本邊界。傳統意義上的古典學，主要指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研究，也涵蓋那些在與希臘、羅馬互動過程中受其深刻影響的地區與文化。從這一層面而言，古典學依然需要一個清晰且可辨識的學科核心。但同時，這些邊界不應是僵化或封閉的。古典學更應被理解為一個具有“開放邊界”的研究領域，而非被嚴格限定在某一狹窄的地理或文化范圍之內。

中國古代文明無疑擁有悠久的經典傳統。我認為，在古典學研究中引入比較研究或并行研究路徑具有巨大的學術潛力。這類研究有助于我們考察相似的歷史現象——例如政治制度、儀式實踐、物質文化，或關于權威與道德的觀念——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意義與社會功能。這種更為開放、具有對話性的研究方向，對古典學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它促使學者更加自覺地反思長期以來形成的學術假設，并將希臘、羅馬古代文明置于更為廣闊的全球古代文明史框架中加以理解。通過這種方式，古典學既能夠保持其學術嚴謹性，也能夠變得更加包容、具有比較視野，并在一個日益互聯的學術世界中持續保持現實關聯性。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西方一些高校歷史學、古典學和考古學系相繼出現縮減甚至關閉的情況。在當前人文學科普遍面臨挑戰的背景下，古典文明研究是否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與學術生命力？哪些路徑有助于重新激發公眾參與、促進社會對這些領域的更多關注？

霍夫曼：學術關注的重心本身具有周期性，因此我對人文學科的未來依然抱有信心。人文學科的根本價值，在于教會我們如何進行批判性閱讀、清晰表達和理性思考，并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誰”。這些能力對于當代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引導意義。就古典學而言，盡管往往難以產出立竿見影、易于量化的成果，使其價值在政策討論或經費分配中被忽視，但其重要性依然不可替代。事實上，在社會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人們會重新回望古代思想。近年來，斯多葛哲學的再度流行，正是一個典型例證。如果缺乏對過去社會——包括其價值觀、制度結構與運行機制的深入理解，我們很容易以過于狹隘甚至去歷史化的方式來解讀當下所面臨的問題。

至于如何重新激發公眾參與，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值得關注的方向。其一，對新技術的合理運用，例如將虛擬現實等技術引入博物館。通過從“以單件文物為中心”轉向一種“生活場景化”的呈現方式，博物館能夠幫助觀眾更直觀地理解古人如何生活、勞動、思考與互動，從而彌補文物本身難以完整呈現歷史情境的不足。其二，對古典敘事的創造性重述。以神話為例，只要保留其基本結構，通過轉換敘事視角，便可以賦予古老故事新的時代意義。近年來，一些從奧德修斯之妻珀涅羅珀視角重述《奧德賽》作品，正生動展示了古典敘事如何被用來討論女性生活、勞動、堅韌與生存等當代議題，而這些議題在今天依然具有強烈的現實共鳴。通過這樣的方式，古典學既能夠保持其思想深度與學術根基，也能不斷拓展與當代社會建立聯系的新路徑。

考古中的語境化視角

《中國社會科學報》：古代文獻中常將希臘西部的埃托利亞（Aetolia）描繪為邊緣或欠發達地區。您認為，考古證據如何重塑我們對埃托利亞的理解？目前該地區的考古研究有哪些重要成果？

霍夫曼：古代文獻中所謂的“欠發達”，往往反映的是知識的局限，而不一定是真實的歷史狀況。確實，該地區出土的銘文較少，但埃托利亞卡呂冬的考古發現清楚顯示，這一地區并非文化孤立。相反，卡呂冬與希臘其他地區保持著穩固且持續的聯系，參與了從青銅時代到羅馬時期的廣泛交流與文化互動網絡。

因此，研究埃托利亞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對雅典或科林斯等知名中心的傳統關注，呈現一個更加完整、細致的古希臘整體圖景。它讓我們理解，那些常被視作邊緣的地區，實際上對政治、社會和文化動態有著重要貢獻。埃托利亞的另一大優勢在于考古層位保存完好，現代建筑干擾較少。這使我們能夠追溯該地區數千年的發展脈絡——從最早的聚落建設到防御工事與神廟的建立，再到城鎮的發展，直至文獻記載的晚期階段。這種連續性，使埃托利亞成為研究長期文化與社會變遷極其豐富的場域。

目前，在阿爾忒彌斯·拉弗里亞神廟遺址的發掘中，我們發現了一層夾有動物骨骼的灰燼層。這可能對應古希臘旅行家兼地理學家帕薩尼亞斯（Pausanias）所記載的祭祀儀式，即在神廟中焚燒活體動物。我們最感興趣的是，未來的研究是否能夠證實這一令人震驚的祭祀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報》：水下考古已經成為丹麥雅典研究院考古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您認為，是什么推動研究院在這一領域的投入？水下考古對理解古代社會及海洋實踐具有怎樣的意義？

霍夫曼：從地理條件來看，丹麥和希臘都有漫長的海岸線、半島和分散的島嶼，這自然促使人們對海洋環境產生濃厚興趣。在丹麥，潛水和水下探險文化由來已久，而這種興趣也與我們在希臘的工作產生了共鳴。

丹麥雅典研究院的許多水下考古項目，最初源于項目負責人個人的興趣與專業背景。但除了個人熱情之外，這些研究能夠提供陸地考古難以或幾乎不可能獲得的獨特信息。例如，對古代港口的調查，揭示了保存完好的木質結構和有機材料，這類遺存在陸地上極少能夠被保存下來。港口是貿易、交流和社會網絡的核心之一，研究它們不僅有助于理解貨物和商業，還能讓我們更好地把握古代日常生活的節奏與互動模式。

水下發掘，尤其是沉船考古，受限于實際操作條件、資金投入和專業技能要求，通常既耗時、復雜又成本高昂。盡管如此，這類研究的價值不可替代。它為理解古代社會、經濟以及跨海聯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豐富了我們對古代世界的整體認知。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陶俑研究中提出要考察其“生命歷程”的理念。您如何運用這一理論框架解讀希臘不同地區的獻祭品？這一方法又為古希臘宗教研究提供了哪些啟示？

霍夫曼：我的研究建立在其他學者的基礎上，例如考察陶土來源、模具選擇、顏料使用以及工藝水平等。雖然這些細節非常重要，但更關鍵的是將陶俑置于其社會與祭祀語境中進行理解——關注它們如何被制作、使用以及在社會和宗教活動中產生的互動。通過這種語境化方法，將物件還原到古人的生活經歷中，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他們的思維、情感和行為。

我喜歡使用“賦予過去以人性”（peopling of the past）這一表述研究古代文化，最終是為了理解人本身——他們的選擇、意圖與互動。以這種語境化的方式解讀獻祭品，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古希臘宗教，不將其視作抽象體系，而是作為融入日常生活和人類體驗的實踐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