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腦出血錯開左腦：手術臺上的低級錯誤何以層出不窮？

“右腦出血，錯開左腦”，包頭市中心醫院這起匪夷所思的醫療事故今日沖上熱搜榜。

包頭市的王先生，是家里的頂梁柱，工作是跑運輸。2023年1月31日早上8時許，王先生準備出車，在收拾家中垃圾準備帶出去時，不慎摔倒后被送往包頭市中心醫院。CT顯示右腦出血并進行了手術。幾天后，其妻女發現，原本應該開右腦的手術，卻被先開了左腦，醫生發現出錯后縫合好左腦，又開了右腦。

近三年過去，患者王先生仍躺臥病榻，喪失生活自理能力，曾經的家庭頂梁柱淪為終身需照料的病人；這個家庭在病痛與維權的雙重重壓下步履維艱。

這起事件絕非簡單的“手術失誤”，而是醫療安全流程全面失守、責任意識嚴重缺失的典型案例，其暴露的問題值得全行業深刻反思。

類似“左右之誤”并非孤例，近年來多起醫療事故反復印證，醫療安全防線的漏洞已到非補不可的地步。

2021年，江蘇鹽城朱女士因左側輸尿管狹窄伴腎積水就診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術前確診需對左側病變部位手術，手術知情同意書亦明確標注左側。但術后兩個月復查，CT顯示健康的右輸尿管被植入支架，需治療的左輸尿管未獲任何處理。上海市醫學會鑒定認定醫方構成四級醫療事故，需承擔完全責任，可僅有手術第一助手受到警告處罰，主刀醫生未被追責。截至2025年9月，朱女士的維權已歷經四年，仍在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請訴訟。

2024年3月，廣西百色17歲體育特長生小羅的遭遇令人同情。他因左膝長有雞蛋大小的骨軟骨瘤，就診當地三甲醫院右江民族醫學院附屬醫院，醫學影像報告與手術知情同意書均明確標注手術部位為左膝。然而手術進行到一半，醫生突然告知家屬“切錯了”，健康的右膝已被切開并切除部分組織，左膝腫瘤仍清晰可見。術后小羅右膝留下永久疤痕，上下樓梯疼痛難忍，平衡感嚴重受損，原本立志成為體育教練的人生軌跡徹底被打亂。

該醫院2024年5月通報僅將事件定性為“部位差錯”，對6名相關人員作出撤銷職務、暫停處方權等處理。在2025年4月庭審中，院方拒絕承認構成“醫療事故”，僅同意醫療損害鑒定，與家屬訴求形成尖銳分歧。小羅因心理陰影拒絕后續手術，左膝腫瘤未能及時切除，其母親何女士明確表示“不接受和解，只求一個真相”，維權之路仍在繼續。

2024年10月，河南新鄭4歲女童因右眼眼瞼囊腫，在當地人民醫院接受切除手術，術前檢查、手術同意書均明確標注“僅右眼手術”。然而術后家長發現孩子雙眼均被包扎，追問后醫生才稱“術中發現左眼也有囊腫，順便處理”。

家屬反駁術前從未檢查左眼，也未收到任何術中加項通知，質疑醫生先錯做左眼，發現后才補做右眼，以“好心”掩蓋失誤。新鄭市衛健委介入調查，認定醫院溝通嚴重不足、操作不規范，涉事人員被處理，但雙方就賠償與責任定性仍存分歧，女童后續心理疏導與眼部護理還在持續，維權未息。

這四起案例橫跨神經外科、泌尿外科、骨科、眼科四大科室，地域覆蓋內蒙古、江蘇、河南、廣西四地，呈現出驚人共性：術前診斷明確、手術部位清晰，卻因醫護人員疏忽導致“左右顛倒”；均對患者造成身體傷害與人生軌跡改變；均存在術后隱瞞、責任認定模糊、維權周期漫長等問題。

這些本可避免的悲劇，根源都在于醫療核心制度執行流于形式。

根據《手術安全核查制度》與2023年9月實施的《手術部位標識標準》，術前必須完成“書面標識、影像標識、體表標識”三重確認，再由手術醫生、麻醉醫生、巡回護士“三方核查”，患者清醒時還需共同參與確認。但這四起事件中，這些制度均淪為走過場。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術后醫院均試圖淡化責任，其避重就輕的態度，比手術失誤本身更傷人心。

根據《民法典》第1218條，醫療機構未盡合理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應承擔全額賠償責任，包括醫療費、后續康復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但實踐中，患者往往面臨舉證難、鑒定久、賠償低的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據國際醫療期刊《質量與患者安全聯合委員會期刊》統計，2022年全球上報的重大醫療事故中，手術部位錯誤占比達6%，其中骨科（35.3%）、神經外科（22.1%）為高發區，主要原因包括制度執行不力、術前未閱病歷、溝通不暢等，這印證了“左右之誤”并非偶然，而是行業普遍存在的系統性風險。

重建醫患信任需醫療機構以行動擔責：正視失誤不淡化責任，依《刑法》嚴肅追究涉事人員刑責，主動回應患者合理賠償訴求。同時剛性落實醫療安全制度，將“三重標識”“三方核查”納入手術強制流程，構建全鏈條監管體系。

唯有以嚴制度、硬問責、真態度筑牢安全防線，方能守護生命尊嚴，重塑行業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