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康克清與朱德重上井岡山，途徑吉安想到一故人：王泉媛在哪

1962年4月28日清晨，細雨籠罩的井岡山云霧繚繞。車隊沿著盤山公路緩緩上行，朱德元帥推開車窗，深山的杜鵑花帶著潮濕的泥土味涌進車內。同行的康克清突然望向窗外嘆道：“老朱，吉安快到了吧？不知王泉媛現在怎樣。”短短一句話，讓車廂里安靜下來——這名久未露面的西路軍女團長，竟成了此行繞不開的話題。

朱德記得她。1935年長征途中，那個扎著麻花辮、說話爽朗的江西妹子，總在夜色里給傷員端藥送水。不少人以為她早已犧牲，直到康克清此刻提起，才猛地想起：她若健在，應已四十八歲。

時間撥回1914年。江西吉安縣敖城鄉廬富村，一個女嬰呱呱墜地，取名歐陽全全——圖個“圓滿”之意。八歲那年，因家貧被送去吉安做童養媳，改口叫王泉媛，艱辛自此種下伏筆。誰料1929年敖城農民暴動掀開了天幕，槍聲震碎舊秩序，她的命運就此拐彎。16歲的她加入共青團，成了少年先鋒隊隊長，敢在祠堂里高喊“婚姻自由”。

1934年1月，她肩背包袱趕往瑞金參加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途中遇白軍封鎖，她縱身躍入贛江，憑一口氣游向對岸。瑞金的夜，油燈搖曳，馬列學院的黑板粉塵飛揚。董必武見她識字不多，每晚教兩個字，“別急，小妹子，先把‘人民’寫會。”這句樸實話，前前后后陪她整整五個月，足夠她讀完教材、學會排兵布陣。

井岡山的風吹不走青春心事。1935年1月遵義，毛澤東抱著兒子散步，見她上前逗娃，隨口問：“你叫什么？”“王泉媛。”毛澤東笑道：“婦女能頂半邊天，你可忙活多半邊。”輕描淡寫，卻讓她心里翻騰大浪。

同年2月，遵義城外暮色將沉。蔡暢拉著她到軍醫處，開門見山：“王首道那人，你看怎么樣？”一句玩笑話，卻把她的臉燒得通紅。第二天夜里，山城鐘聲未息，兩人草草拜別戰友，自作主張結為夫妻。婚禮只有一盞馬燈、一張行軍床。天微亮，各自隨部隊啟程。臨別，王首道緊握她手：“活著，再見。”這四字，比誓言更厚重。

可惜命運掌心翻覆。1936年10月，西路軍渡過黃河，她被任命為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帶一千三百名女兵沖擊高臺、山丹。梨園口一戰彈盡糧絕，她掩護總部突圍，親手炸掉最后一箱手榴彈后被俘。涼州牢房陰冷深不見底，馬家軍抽鞭逼供，仍未撬開她口。后來被強迫做侍妾，已是斷崖絕壁般的屈辱，她心里卻記著兩句：“組織還在，我未死。”

1939年春夜，牧馬人鼾聲四起，她借女傭掩護翻墻而逃，三百里風雪狂奔，終于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門口摔倒。接待員猶豫再三，僅給五塊銀元請她“先回去等通知”。這一刻，刀子一般的寒風，比拒絕更疼。她轉身踏上逆向長征：雪山、草地，靠討飯走回吉安，足足用去一千零九十多天。

家鄉早已認不出她。父母把她當叛徒，鄉鄰側目，她只得流落泰和縣偏僻山村。1948年，與同樣有紅軍經歷的劉高華成婚，帶著繼子繼女默默耕種。解放后，她主動到區公所登記，被安排到敬老院。身份只是“普通干部”，報酬微薄，卻足以讓她重新端起公家茶缸。

1962年那趟井岡山行，康克清在吉安停留不到三小時。縣里派人順江尋找，在泰和縣一個破舊堂屋里找到了王泉媛。她穿著洗白的藍布衣，一見康克清，撲進懷里大哭。康克清幫她落實工作，調到禾市鄉敬老院任院長，還親口說明：“她是好同志，中央有記錄。”有人不信，她只淡淡一句：“去問朱老總。”

日子像老式座鐘，滴答又滴答。1978年起，王泉媛陸續撫養六名烈士遺孤，自己仍膝下空空。1981年12月，全國婦聯將她請到北京。得知她來了，王首道拄著拐杖趕到招待所。隔窗相望，兩人頓時淚濕衣襟。王泉媛問：“延安那年，你不要我了嗎？”王首道搖頭：“等了你三年，后來聽說你犧牲，才……。”話未說完，兩位花甲老人已泣不成聲。

1989年9月，組織恢復她黨籍，參照副地級待遇，從1949年算起黨齡。紙面上的十六級工資條，她看了足足半小時才放下。旁人調侃“遲來的榮譽”，她只是笑笑：“活著，就好。”

1996年9月24日晚，泰和縣老干區燈光昏黃。新聞聯播19點15分的哀樂驟響，屏幕出現王首道的靈柩。她雙手顫抖，低喊一聲“首道！”便暈倒在地。醒來后，她對護工輕聲說：“請幫我剪幾朵白菊，明日上墳。”那一夜，她整晚坐在窗前，沒有再開電視。

次年，王首道之女王維濱攜補品探望，喚她“媽媽”。老人摸著那袋紅棗，久久未語。暮色里，她把棗一粒粒分給鄰居孩子，如同五十年前在前線分干糧。有人問她圖什么，她擺擺手：“欠他的，總算還了一點。”

王泉媛終于在2000年冬天安靜辭世。遺照是1995年與老戰友在河西合影，背景里山風正勁，旌旗如火，像極了她二十歲時的目光：倔強、清亮、不言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