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的一個陰雨午后,64歲的范紀曼踏出上海提籃橋監獄,十根手指因為長期勞役顯出灰褐色痕跡。街面冷風掠過,他卻只用半秒環顧四周,旋即抬頭辨認方位,迅速消失在弄堂深處——在隱蔽戰線上摸爬滾打幾十年,謹慎早已成為第二天性。
他來到陜西南路的一間老教員宿舍,推門時輕聲提醒屋內的馮和法:“是我。”
馮抬頭,看清來人,壓低嗓子說:“外面眼線不少,先暖口茶再談。”短短兩句對話,寫著彼此的信任,也暴露了上海依舊殘存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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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25年黃埔軍校那堂刺殺課,19歲的范紀曼一臉稚氣,偏偏動作利落。三年后,他在北伐前線負傷,隨后轉戰川北建立地下組織,情報與武裝兩手抓。誰能料到,崢嶸歲月抹不掉的身份,卻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斷了線——組織被破壞,他成了“單線漂浮者”。
正是那段“失聯”時期,范紀曼靠木簡書屋這塊招牌在法租界撐起聯絡點,既賣進步書刊,又遞送緊急密碼報。1938年,他準確捕捉到日軍重炮南下圖謀,消息傳到莫斯科前線,張鼓峰炮火當天夜里就把三山鎮打成焦土。新四軍、八路軍內部談起“那位姓范的書店老板”,皆豎大拇指。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忙著接收,國統區卻滿城風雨。范紀曼搖身一變少將專員,汽車一鳴,闖進提籃橋監獄硬把楊樹田帶走,活像映畫片里橋段。也是這身軍裝,讓他在1947年滲入國防部第二廳,源源不斷地把戰區兵力部署、后勤補給走向遞回華東局情報組。淮海、平津兩大戰役開打前夕,解放軍參謀部案頭就有厚厚一摞范紀曼的手跡。
1949年春,白色恐怖彌漫。中統在一名落網交通員身上搜到范紀曼送出的線裝本,順藤摸瓜將他抓走。審訊室里,燈泡直晃,他咬緊后槽牙一句不吐。4月11日凌晨,他用洗臉木板頂開竹籬笆,臉頰劃出血口,翻墻而去。兩周后,解放軍入城,上海光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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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范紀曼被安置在華東軍政委員會聯絡局。那一年他43歲,心里盤算的卻不是職務,而是遺失了十多年的黨籍。1950年春,他第一次鄭重遞交“恢復黨籍申請書”。檔案科回復:需調查早年黨內履歷及失聯成因,材料不全,暫緩審議。范紀曼理解,可還是憋著一股勁。
誰料1955年“潘楊案”席卷文化教育系統,他因與案中人員有舊被定“包庇”,判20年。那年他49歲,蹲號子前夜,在日記上寫道:“潮起潮落,惟盼清白。”沒有憤懣,只剩執念。
1975年刑滿后,他調至上海戲劇學院教舞臺美術,月薪不高,卻足夠他買顏料畫山水。熟人常見他在宿舍窗前攤開舊報,標出當年自己送出的軍事數字,“這組三個師團,那張是第三戰區兵力分布表”,嘴角不自覺揚起。沒人比他更清楚,那些數據背后是多少戰士撿回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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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底,全國開展歷史冤錯案復查。上海市高院重啟范紀曼卷宗,交叉比對當年“潘楊案”訊記錄,又向公安部調閱舊統戰口供,結果一致:牽連證據不足。同年11月,市委組織部派員登門,詢問恢復黨籍意愿。范紀曼只是端正坐著,雙手輕輕撫摩茶杯:“黨籍若在,胸中那口氣便順了。”
1984年1月,組織批文下達:范紀曼恢復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黨齡從1926年算起。文件送到他手中時,他沉默許久,只說了四個字:“終算歸隊。”那一年,他78歲,距離第一次申請正好34年,距離丟失組織關系已逾半個世紀。為什么前后耗到1984年?原因并不玄妙:
1. 早年地下斗爭線索缺失,多數證人戰亂中離散,取證困難;
1. 1950年代政治風浪頻仍,審查趨嚴,個人說法難以被采信;
1. “潘楊案”罪名懸而未決,成了檔案里的“硬傷”,必須先厘清。
只有等到平反運動全面啟動,檔案材料、幸存見證和中央政策三方同時“對齊”,恢復手續才能真正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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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回黨證后,范紀曼依舊拎著帆布包去上課。有學生問他為何不徹底退休享福,他搖頭:“舞臺背后那點燈光,不調準照到演員腳下,觀眾看不清。”一句小話,卻像他畢生作風——人退到幕后,燈卻必須準。
1990年12月6日,84歲的范紀曼因病離世,骨灰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他的事跡一直低調,直到那年7月1日播放的《老先鋒隊員的今天》紀錄片揭開往事,孫輩才驚訝發現,樸素的“窮教授”竟攜帶如此傳奇履歷。鏡頭掠過時,老人曾笑說:“我只是把自己該做的補做完了。”
從1925年舉拳宣誓,到1984年黨籍歸來,漫長回環見證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堅守——偏差能夠校正,時間終會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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