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范紀曼和組織提出恢復黨籍，這一心愿為何84年才實現

1975年10月的一個陰雨午后，64歲的范紀曼踏出上海提籃橋監獄，十根手指因為長期勞役顯出灰褐色痕跡。街面冷風掠過，他卻只用半秒環顧四周，旋即抬頭辨認方位，迅速消失在弄堂深處——在隱蔽戰線上摸爬滾打幾十年，謹慎早已成為第二天性。

他來到陜西南路的一間老教員宿舍，推門時輕聲提醒屋內的馮和法：“是我。”

馮抬頭，看清來人，壓低嗓子說：“外面眼線不少，先暖口茶再談。”短短兩句對話，寫著彼此的信任，也暴露了上海依舊殘存的暗流。

回想1925年黃埔軍校那堂刺殺課，19歲的范紀曼一臉稚氣，偏偏動作利落。三年后，他在北伐前線負傷，隨后轉戰川北建立地下組織，情報與武裝兩手抓。誰能料到，崢嶸歲月抹不掉的身份，卻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斷了線——組織被破壞，他成了“單線漂浮者”。

正是那段“失聯”時期，范紀曼靠木簡書屋這塊招牌在法租界撐起聯絡點，既賣進步書刊，又遞送緊急密碼報。1938年，他準確捕捉到日軍重炮南下圖謀，消息傳到莫斯科前線，張鼓峰炮火當天夜里就把三山鎮打成焦土。新四軍、八路軍內部談起“那位姓范的書店老板”，皆豎大拇指。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忙著接收，國統區卻滿城風雨。范紀曼搖身一變少將專員，汽車一鳴，闖進提籃橋監獄硬把楊樹田帶走，活像映畫片里橋段。也是這身軍裝，讓他在1947年滲入國防部第二廳，源源不斷地把戰區兵力部署、后勤補給走向遞回華東局情報組。淮海、平津兩大戰役開打前夕，解放軍參謀部案頭就有厚厚一摞范紀曼的手跡。

1949年春，白色恐怖彌漫。中統在一名落網交通員身上搜到范紀曼送出的線裝本，順藤摸瓜將他抓走。審訊室里，燈泡直晃，他咬緊后槽牙一句不吐。4月11日凌晨，他用洗臉木板頂開竹籬笆，臉頰劃出血口，翻墻而去。兩周后，解放軍入城，上海光復。

新中國成立后，范紀曼被安置在華東軍政委員會聯絡局。那一年他43歲，心里盤算的卻不是職務，而是遺失了十多年的黨籍。1950年春，他第一次鄭重遞交“恢復黨籍申請書”。檔案科回復：需調查早年黨內履歷及失聯成因，材料不全，暫緩審議。范紀曼理解，可還是憋著一股勁。

誰料1955年“潘楊案”席卷文化教育系統，他因與案中人員有舊被定“包庇”，判20年。那年他49歲，蹲號子前夜，在日記上寫道：“潮起潮落，惟盼清白。”沒有憤懣，只剩執念。

1975年刑滿后，他調至上海戲劇學院教舞臺美術，月薪不高，卻足夠他買顏料畫山水。熟人常見他在宿舍窗前攤開舊報，標出當年自己送出的軍事數字，“這組三個師團，那張是第三戰區兵力分布表”，嘴角不自覺揚起。沒人比他更清楚，那些數據背后是多少戰士撿回性命。

1983年底，全國開展歷史冤錯案復查。上海市高院重啟范紀曼卷宗，交叉比對當年“潘楊案”訊記錄，又向公安部調閱舊統戰口供，結果一致：牽連證據不足。同年11月，市委組織部派員登門，詢問恢復黨籍意愿。范紀曼只是端正坐著，雙手輕輕撫摩茶杯：“黨籍若在，胸中那口氣便順了。”

1984年1月，組織批文下達：范紀曼恢復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黨齡從1926年算起。文件送到他手中時，他沉默許久，只說了四個字：“終算歸隊。”那一年，他78歲，距離第一次申請正好34年，距離丟失組織關系已逾半個世紀。為什么前后耗到1984年？原因并不玄妙：

1. 早年地下斗爭線索缺失，多數證人戰亂中離散，取證困難；

1. 1950年代政治風浪頻仍，審查趨嚴，個人說法難以被采信；

1. “潘楊案”罪名懸而未決，成了檔案里的“硬傷”，必須先厘清。

只有等到平反運動全面啟動，檔案材料、幸存見證和中央政策三方同時“對齊”，恢復手續才能真正推進。

拿回黨證后，范紀曼依舊拎著帆布包去上課。有學生問他為何不徹底退休享福，他搖頭：“舞臺背后那點燈光，不調準照到演員腳下，觀眾看不清。”一句小話，卻像他畢生作風——人退到幕后，燈卻必須準。

1990年12月6日，84歲的范紀曼因病離世，骨灰安放在龍華烈士陵園。他的事跡一直低調，直到那年7月1日播放的《老先鋒隊員的今天》紀錄片揭開往事，孫輩才驚訝發現，樸素的“窮教授”竟攜帶如此傳奇履歷。鏡頭掠過時，老人曾笑說：“我只是把自己該做的補做完了。”

從1925年舉拳宣誓，到1984年黨籍歸來，漫長回環見證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堅守——偏差能夠校正，時間終會給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