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甲150萬年薪加入新東方任顧問，俞敏洪為何會請他“入伙”？

這一場“我加入新東方，他加入恒暉”的雙向奔赴，說到底，是兩個中年男人，在經歷過命運的起伏、人性的考驗、輿論的裹挾之后，仍然愿意選擇一條更難走的路。

如果只看新東方發布的人事公告，你可能會以為，這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挖高管”動作：陳行甲，1971年生，本科湖北大學，碩士清華大學，曾任鎮長、市長、巴東縣委書記，2015年獲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后來辭職做公益。

他出身湖北興山縣的小山村，家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靠著一路苦讀，他先是考上湖北大學，再踮著腳尖擠進清華公管碩士班，還曾被公派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學。

可真正讓他“出圈”的，卻不是頭上的學歷光環，而是那五年巴東縣委書記的經歷。

2011年，他被空降到湖北恩施州巴東縣。這里是典型的深度貧困縣：山高路遠，窮得刻進骨頭里，貧困和腐敗攪在一起，讓老百姓看不到希望。

剛上任那陣，陳行甲一年接待了三十批集體上訪，最多一次兩百多人把他圍得里三層外三層。他沒有把矛盾往上推，也沒有用官腔糊弄過去，而是干了一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公開自己的聯系方式，讓群眾直接給他舉報，紀委大門徹底敞開。

從那一刻開始，巴東官場的“風向”變了。

五年時間，他一共把87名貪腐官員和不法商人送進了監獄，里頭有縣領導，有局長，也有盤踞多年的“老油條”。有人說他殺氣騰騰，他自己卻說：我只有公憤，沒有私憤，我就是代表五十萬巴東老百姓，對那些伸手的人表示憤怒。

他拒絕送禮、不收紅包，甚至公開撂話：誰敢打著我親戚名義辦事，有多遠滾多遠。貧困縣的財政緊張到發不出工資時，他拍賣公車，先保證教師拿到工資。他不是只會反腐的“硬茬子”，也是懂發展的人——修路、搞旅游、抓扶貧，幾條線一起推進，讓巴東真正一點點“抬頭”。

那幾年，他被叫“網紅書記”，被媒體形容為當代包青天。但比這些稱號更重要的是，巴東老百姓給他的那個稱呼：甲哥。

2015年，他拿到了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的榮譽。可這一年之后，他卻寫下一封再見，我的巴東，轉身離開體制。

很多人不理解：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怎么就走了？

陳行甲的選擇，表面看是“舍”，本質是“換賽道”，從“為一縣百姓做事”，變成“為更大范圍的弱勢人群探路”。

2016年底，陳行甲辭去公職，來到深圳，創立深圳市恒暉公益基金會，正式開啟人生“下半場”。

他盯上的第一個硬骨頭，是“因病致貧”。

在廣東河源、青海、甘肅等地，他發起“聯愛工程”，選定兒童白血病作為試點病種，干了一件聽上去有點“瘋狂”的事：兜底治療。簡單講，就是在醫保報銷之后，把孩子家屬那部分最沉重的自付費用，再通過公益、保險、政府等多方聯動，盡可能兜住。

有人以為這只是多掏點錢，實際上，他做的是一整套系統工程：一邊救人，一邊拉著醫生搞培訓、推動特效藥進醫保目錄、建立患兒數據庫，再往上寫報告、做評估，試圖以一個城市級實驗，推動國家層面的政策改進。

截至2024年前后數據，聯愛工程已累計救治數百名患兒，成功率約在八成以上，每年幫全國患兒節省醫療費用數億元級別。最典型的例子，是有的患兒做完復雜移植手術，家里自付只剩幾千塊錢。這在過去幾乎是想都不敢想的。

除此之外，他又做了知更鳥青少年心理項目、傳薪計劃、兒童安寧療護等，瞄準的都是最脆弱、最容易被忽視的人：重癥兒童、英烈子女、長期抗壓的家庭。

到了2024年以后，他開始嘗試更前沿的路徑——把AI拉進公益。

在杭州，他發起“智能向善社會創新網絡”，聚合北大、清華、北師大等高校學者，加上一些大廠的工程師，一起做齊家AI家庭心理教練，目標是讓三四線城市、偏遠地區的普通家庭，也能以極低門檻獲得比較專業的心理支持。

用他自己的邏輯講，過去的公益，往往停留在“幫一幫、救一救”；而他想做的，是通過系統設計和技術加持，把“得到幫助”這件事，變得更容易、更有尊嚴。

那70萬年薪爭議之后，為何還能拿到150萬？

這樣一個履歷亮眼、故事密集的人，在這之前，其實已經因為另一件事沖上過熱搜——年薪爭議。

恒暉基金會公開年報顯示，2023年他在基金會領取的稅前收入約90萬多，2024年為73萬多。這在市場化機構里并不夸張，但在不少人印象中，“做公益就該清水里的月亮”，一分錢都拿都有點“別扭”。

質疑聲涌來：你不是為愛發電嗎？怎么拿這么高工資？

面對這陣風，他沒有躲，也沒有裝委屈，而是講得相當直白：公益人應當獲得體面、合理的報酬，關鍵不是“拿不拿”，而是“公開不公開、合不合規、值不值這份錢”。一味要求公益人不要拿薪水，是一種道德綁架。

隨后，民政部門對恒暉的財務進行問詢核實，給出的結論是：合規。恒暉也拿下了5A級社會組織評價——在國內社會組織體系里，這是專業化和透明度的一個重要背書。

更關鍵的是，在爭議最熱的時候，他宣布將啟動交接程序，把恒暉交棒給年輕人，自己不再從基金會領薪水。這一步，有人解讀為“退場”，也有人看到的是：他在給公益機構本身留空間，把個人影響力和機構運轉嘗試分離。

就在不少人還停留在“他是不是要慢慢淡出公眾視野”的猜測里，新東方的人事公告直接打臉所有猜想：不僅沒有淡出，反而以150萬年薪，亮相了一家全國知名的教育集團。

表面看，是數字對數字：70萬爭議之后，接150萬高薪。但如果把時間線鋪開，就會發現，這更像是一場更大范圍的“角色重組”。

最后，新東方想找一個總顧問，候選名單可以排得很長，為什么偏偏是他？

第一，是同頻的底色。

俞敏洪和陳行甲，一個北大，一個清華，一個從農村考到燕園講臺，一個從山村走到縣委書記，兩人都是典型的“草根逆襲型”人物，命運軌跡不同，但底色相近。

早在2022年的一次公開對談里，俞敏洪就說過，在他眼中，陳行甲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并不幼稚。他認可的是對方那種：既敢做艱難選擇，又愿意為結果負責的勁頭。

第二，是能力的互補。

新東方它從教培行業震蕩中殺出一條路，靠的是靈活調整和強執行力。但在邁向未來十年的路上，它需要的不僅是會算賬的職業經理人，還需要一個能把“社會價值、公益探索、組織文化”這幾塊重新整合的人。

而陳行甲過去二十多年的履歷，剛好橫跨三個維度：一是公共治理，二是公益創新，三是個人口碑。

當新東方在直播、文旅等新業務里不斷擴張時，一個被普遍認為“敢說真話、肯干實事”的公共人物入場，對修復信任、穩住價值觀，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三，是價值觀的對接。

別忘了，這次合作不是單向聘用，而是雙向動作，這意味著，兩人不是簡單的“老板雇顧問”，而是把各自最重要的“孩子”牽了過來，放在一起養。

對于新東方來說，這既是市場布局，也是品牌自救——在商業化飛奔的時代，誰能更真誠、更系統地把社會責任做實，誰就更能站穩腳跟。

也許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都會被質疑、被放大、被解讀，但如果幾年之后，有人因為這一場互相加入而受益，有項目因為這場牽手而落地，那么今天所有的爭論，都會變成一句云淡風輕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