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北京中南海的一間會議室里,幾位曾在草嵐子監獄并肩度過艱難歲月的中央干部圍坐討論,一張泛黃的名單被反復傳看,其上“OX”三個字母格外醒目。與會者深知,若沒有這位神秘看守,許多人恐怕再也走不出牢門。
為了找到“OX”,人事部門通過公安系統層層下發查詢函,最終落到了山東無棣縣委組織科干部張學德的案頭。紙上只給出三條線索:姓牛、曾當監獄看守、現年約六十有余。有人搖頭覺得太過含糊,可張學德還是決定立即著手——畢竟對當年那段地獄般的日子,有過親歷的領導都說“必須把他請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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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寶正此刻并不知道京城的動靜。自1949年底因為舊履歷被舉報,他被臨時羈押在無棣縣城關公安分局,等待“復查”。64歲的他穿著舊棉襖,日夜守著鐵窗,對未來毫無把握。第三次被帶進訊問室時,張學德開門見山,“老人家,請想想,草嵐子監獄里別人是不是叫您OX?”牛寶正一愣,隨即警惕,“你是誰?怎么知道這個名字?”短短一句問答,讓張學德幾乎可以斷定,自己找對了人。
時間回到幾十年前。1886年冬,牛寶正出生于無棣縣鹽堿地旁的一個貧苦農家,家里常常以紅薯干充饑。為了活命,他十八歲參軍,做過清廷巡防騎丁,也在北洋政府的警察系統里混日子。1928年,奉系張宗昌兵敗濟南,山東戰云翻滾,他趁亂退伍回家,卻因饑荒再度外出,輾轉在北平謀生,兩年后進入草嵐子監獄當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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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方地下黨遭重創,大批骨干被捕關押。草嵐子監獄里,安子文、劉瀾濤、薄一波等61名黨員以木板為黑板、鐵鏈當書桌,硬是在高墻內辦起秘密黨校。牛寶正在值勤時常見這些“犯人”被押去審訊,卻沒見過他們低頭。他本就是窮苦出身,又見對方寧挨皮鞭也不屈,心里生出敬意。一次,他為重病在鄉的老母籌醫藥費,囊中羞澀,只得悄悄請囚室里識字的楊獻珍代筆寫信。楊獻珍不僅答應,還湊錢幫他解燃眉之急。這友誼的火苗,就在那晚點燃。
獄中黨支部抓住機會,通過“小額接濟+思想感化”方式贏得了牛寶正的信任。楊獻珍給他起了暗號“OX”,既取“牛”的諧音,又方便在暗號里傳遞。自此,牛寶正利用點名、開鎖、送飯等時機,替關押者傳遞紙條,帶進馬列譯本,甚至安排妻兒做外線聯絡。地面組織每月探監,他總故意把名單報得混亂,幫同志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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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秋,國民黨察覺草嵐子監獄“氣氛不對”,加設暗哨并清查看守。牛寶正的舉動終于引起懷疑,被押入單間審訊。銬環勒得手腕出血,他只是低聲一句:“不知道你們說什么。”經地下黨營救,他連夜逃離北平,輾轉回到無棣,靠做小買賣糊口。從此與組織失去聯系,他也以為那三年獄中時光會被歷史塵封。
1937—1945年,華北淪陷,他曾短暫躲進家鄉鹽田。國共合作抗戰期間,有八路軍挺進渤海區時找過他,但因形勢動蕩沒留下證據。1945年后,他更謹慎,從不提舊事,只盼一家安穩度日。建國前夕,他在鄉鄰眼里不過是個脾氣溫和的老木匠。
沒想到1950年這場“復查”,竟成了命運拐點。張學德兩次談話后,向省里發電報,報告牛寶正能準確說出“徐子文”“劉華甫”“張永璞”的相貌和典型口音。中央很快回電確認:這三名化名者即安子文、劉瀾濤、薄一波。謎底揭開,縣公安局當天撤銷對牛寶正的全部限制,改為專車護送。臨行前,他捧著一張介紹信,手指止不住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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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那天的記憶,在草嵐子舊獄門前刻下新的注腳。安子文快步迎上,握住他的手說道:“老牛,你辛苦了!”曾經的看守與囚犯,角色在新政權下翻轉,卻唯有信義未變。政務院人事部隨即發文,任命牛寶正為北京市公安局草嵐子監所預審員,行政十八級;其子牛建中進入首鋼機修車間見習。三居室宿舍很快落實,街坊們才驚覺,這位沉默寡言的老漢竟得中央直接安排。
1954年8月,牛寶正因病去世,終年68歲。北京市公安局在草嵐子院內為他舉行簡樸追悼會,挽聯上寫著一句話:“一枚小小鑰匙,打開無數同志新生之門。”有人感慨,如果說彼時的革命是一條巨流,“OX”不過是一朵浪花,但正是這浪花托起了許多后來改變國家命運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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