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正部級干部主動離休，婉拒組織的安排：我要回鄉還債

1969年冬夜，西長安街上的路燈泛著橘黃，中央專線電話驟然響起，接線員匆匆通知：糧食部副部長喻杰請示工作，內容“十分緊急”。

這位生于1902年的老人此刻站在辦公桌旁，手里卻不是公文，而是一封薄薄的請求書。字跡有些抖，卻寫得分外堅定——他要提前離休，立即返回湖南老家。

第二天一早，周總理見到他。簡單寒暄后，總理直言：“身體還行，再干幾年吧？”喻杰低頭，沉默片刻，輕聲回了八個字：“我要回鄉，把債還清。”

“什么債？”很多人疑惑。賬面上他沒欠分毫；相反，清苦半生的喻杰幾乎把工資都捐了。可他認定，自己背著另一筆賬：兩百多位同鄉的犧牲，幾十年風餐露宿的囑托。那是情義債，國庫也還不了。

組織挽留與摯友勸阻接踵而至。王震拍著他的肩：“再等等，北京需要你。”喻杰只是笑，“白飯有人管得了，荒山誰來種樹？我不走，心里發慌。”一句話，把去意釘死。

回鄉的車廂里，他抱著一卷舊棉襖。那是長征時同村老伙伴塞給他的保命衣。棉絮已經板結，他卻像揣著一口熱炭，越走越燙。火車穿山越水，他攥著那件棉衣，仿佛能握住舊日兄弟的手。

到家鄉那天是1970年二月，群山褪了雪，田疇卻仍荒。農舍低矮，井臺干裂，山坳里只有稀疏的柴草。村民圍攏來，高喊“喻部長回來了”，更多人瞄著他肩頭的挎包，以為這位大官能變出糧票和化肥。

“給錢容易，給法子更難。”喻杰把人聚在祠堂里，說話言簡意賅：先栽樹，再修電，再修路。眾人面面相覷，木柴和柴火是眼前所需，誰肯等十年、二十年？

他不爭辯，當晚便扛鋤上山，隨身只帶干饃。頭一日，僅有幾個少年跟去；三天后，扛著樹苗的人隊伍已排成長龍。愣是把兩千畝荒坡全部劃為封育區。

護山得立規矩。喻杰擬出“十條山約”，最狠一條：偷砍一棵樹罰五元。那會兒五元是半月口糧。偏偏首犯就是他大侄子。鄉親們看熱鬧，想瞧老干部怎么收場。喻杰當場讓侄子交錢，并把那件舊棉襖抵作質押。鄉親們服氣了，山約生效。

樹苗扎根的同時，另一個難題擺上桌：沒電。煤油燈搖搖晃晃，娃娃們寫字鼻尖都熏黑。喻杰盯上了山腳那條急湍的小河：“有落差，就能發電。”

他跑到縣城，掂著文件袋在走廊里等領導。反復闡述方案，畫草圖，算造價。半年里進出省里十幾趟，硬是拿下150萬元撥款。錢雖到手，卻仍少了近百萬元。

省里讓他回去再等等。喻杰卻在招工棚里對工程師說：“扣掉虛耗，自己湊一點，準夠。”于是青石替代工字鋼，木架改為竹架，連發電機的基座也用燒制青磚代替水泥澆筑。精打細算，每袋水泥都稱重記錄。

1975年盛夏，電站并網。那天夜里，全村第一次亮起白熾燈。年邁的祖母抹著淚說燈亮得像過年。孩子們圍著二手收音機聽《東方紅》，笑聲傳出很遠。喻杰站在河堤上，抬頭望向北方夜空，沒說話。

電來了，可路還是泥。下雨一腳深一腳淺，挑擔人要滑倒。喻杰又去借推土機、籌集炸藥，在懸崖峭壁上鑿出一條五公里長的盤山公路。完工那天，外地客商第一輛卡車開進來收竹筍，村口的老人激動得拍打車廂板：“咱這窮溝溝，也能賣東西咯！”

收入增加，莊稼漢最關心的是娃兒讀書看病。喻杰把那筆節省下的水電盈余，投向小學、衛生室。教室里掛起了日光燈，黑板干凈發亮。縣醫院的年輕醫生每周定點坐診，麻疹、腸炎不再要小命。

小山村的變化很快傳開。鄰縣干部慕名而來，爬上青翠的山坡，看一棵棵櫧樹、香樟，像屏風般護著梯田；再看那口老井，清水自涌。大家驚嘆，卻更驚嘆那位拄著竹杖、衣衫洗得發白的老人，曾是正部級。

1980年代初，南方鄉鎮企業風起。喻杰卻謹慎，強調“有電不代表隨便招廠”，他堅持辦茶葉、林副產品加工合作社，讓森林不至再遭大砍伐。有人私下嘀咕他守舊，他擺手：“錢再多，山塌了，還是窮。”

偶爾，他會捧著泛黃的名冊，坐在竹林邊念那些犧牲同鄉的名字。小輩問他為何常掉眼淚，他答：“叔公在跟他們說，欠的日子正一點點補回來。”

1989年春，喻杰在病榻上接到縣里報告：第五座小水電站立項通過，年底即可開工。他笑了，“好，好。”聲音輕得像風。傍晚，他合上眼，手仍抓著那件綴滿補丁的長征棉襖。

治喪那日，山路上擠滿了人。有人特意挑來兩簍竹筍放在靈前，說這是當年山約結出的“利息”。也有人點亮電燈，整夜不熄——這燈，本身就是他的還債簿。

如果一定要給這位老兵的一生寫一個注腳，大伙只提兩個數字：二百多條失落在風雪槍火中的生命，一座座點亮夜空的水電站。債已清，可那份“欠”始終懸在人們心里，提醒后來者——有信有義，方能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