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正兵團離休，提出一些要求，領導認為事多：算什么待遇賬！

1980年深秋，西安城頭的風起得格外早。李赤然夾著早報，沿著環(huán)城公園慢慢踱步。十年前，他從南京來到這里，身份從副兵團級領導變成普通離職干部，日子安靜得甚至有些冷清。

回想1969年那個節(jié)點，軍內(nèi)整頓尚在深入，他被免去南京軍區(qū)空軍副政委職務，編入南京空軍政治部。第二年春天，組織安排他“外地休養(yǎng)”，地點落在陜西。那時別人問他去哪兒，他只笑笑：“西北風硬，磨刀利。”一句玩笑，背后卻是幾乎斷了的薪金和連帶扣留的個人物品。

在西安，最初每月只給三十塊生活費，沒有公房，沒有煤票，靠一張折疊行軍床住進雍村一間低矮平房。周圍鄰居不明白：空軍副政委怎么混成這樣？說到底，待遇沒跟上。按照政策，當年副兵團級月薪兩百元左右，若按檔發(fā)放，一年就是近三千，十年算下來數(shù)字不小，對普通工人簡直天文數(shù)字。可事實是，他連冬天取暖都要厚著臉向老部下借煤。

1974年一場雪后，他的老戰(zhàn)友趙連成帶來一麻袋土豆，拍拍土豆灰：“老李，別硬撐，組織總會想起你。”李赤然笑笑沒吭聲。那年他五十九歲，腿傷犯得厲害，需要拐杖。可拐杖扶不起待遇，扶不起被擱置的政策。

到了1980年，中央推進離休制度，文件明確：老干部原副兵團離休可按正兵團對待，還要補發(fā)應得薪金。聽到風聲，他坐上綠皮車，奔南京空軍司令部核賬、清物品。一路顛簸十八小時，行李只有一只舊軍包，里面塞著他自己記錄的十年工資差額、搬遷補助、房租補貼等條目，寫得密密麻麻。

到南京第三天，他把材料遞進辦公廳。值班干事看著厚厚一摞表格，一邊登記一邊嘀咕：“這么多年都過來了，還算什么待遇賬？”這句話順著走廊傳進李赤然耳朵，他眉頭一沉，但沒發(fā)火。作為1933年入伍的老紅軍，他見慣風浪，脾氣早磨平。只是他心里清楚，政策白紙黑字，他不是討賞，只是取回本該屬于自己的東西。

那段時間，他像催賬員一樣在機關大樓里上下跑。有人私下嘀咕：“李老這人事兒真多。”有人則講道理：“老同志當年不要命打出來的江山，該有的不能少。”意見不統(tǒng)一，審批流程拖成了橡皮筋，一拉再拉。四月底，南京空軍司令部終于批復：工資補齊、搬家費報銷、衣物歸還，外加正兵團離休待遇。批文落款蓋章那一刻，他卻沒太大喜悅，只淡淡地說：“算是把欠條收回來了。”

他把個人物件打包完畢，返回西安干休所。干休所給他分了一間不足政策面積的房子，他沒再開口。老所長主動解釋：“條件僅此，您要是覺得擠……”李赤然擺手：“能住就行，我在前線貓過半截戰(zhàn)壕，這算什么。”

手中待遇落實后，李赤然沒有選擇徹底退下來。他向蘭州軍區(qū)空軍遞交申請，愿意在體能允許的前提下參與訓練管理。1982年之前，身體合格就可返崗，可機關擔心他年過六十，最終以“健康不穩(wěn)定”婉拒。遺憾之余，他干脆轉(zhuǎn)身投入社會事務，義務擔任二十多家單位顧問，常被邀請做作風教育報告。有意思的是，他最愛講的不是三大戰(zhàn)役，而是1950年空軍組建時的艱難——用鍋爐棚改成機修車間，用廢油桶燒開水解凍零件。年輕干部聽得瞪大眼，他笑：“當年想飛機能飛起來就行，哪顧得上辦公室有多大。”

1985年，蘭州軍區(qū)空軍授予他“先進離休干部”榮譽，憑的是他在退居幕后后依舊四處奔走的熱情。有人問：“拿回待遇后，為何還這么折騰？”他回答簡單：“人能走動就該做點事。空軍不讓我上天，我在地上還能說話。”

1990年代初，他的腿傷加劇，行走困難。醫(yī)務室建議靜養(yǎng)，他才逐漸減少外出。然而遇到軍史研究人員，他仍坐在書房里翻舊檔案，滿桌子筆記。那些補發(fā)回來的工資，大半被他花在復印和郵寄資料上，家里人勸他省點，他搖頭：“我吃穿夠了，多余的錢讓史料流動，比放銀行更值。”

李赤然的一生，官不過正兵團，房不超一間半，手里卻攥著幾大冊賬本：一冊是戰(zhàn)爭年代犧牲的戰(zhàn)友名單，一冊是自己十年被拖欠的待遇明細，還有一冊寫著空軍早期裝備型號、人員培訓數(shù)字。有人開玩笑，說老李是“數(shù)字控”。其實細看便知，那些數(shù)字背后是人命、是血汗，也是政策必須兌現(xiàn)的承諾。

他晚年常說：“部隊里講政治，也講規(guī)矩，制度不能打折。”言語平平，卻點出問題根子。一位空軍老首長聽后感慨：“李赤然沒留什么遺產(chǎn)，留下的是原則。”李赤然笑著回應：“原則值不了多少錢，卻能讓后來的人少走彎路。”

2000年冬天，他在家中安靜離世，享年八十五歲。治喪通知寫得簡短，只注明：原空軍副政委、正兵團級離休干部。外人或許不明白，為何特意寫“正兵團級”。熟悉內(nèi)情的老人點點頭，那是十年奔波后拿回的名分，不是虛榮，而是制度還給他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