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他倆是11大軍區司令、政委中，資歷最不“搭”的搭檔！

1981年5月的閩江口，夜幕剛落，雷達天線仍在緩緩旋轉。海風夾著咸味，吹得值班哨兵衣襟獵獵作響。幾十公里外，對岸燈火暗晃，緊張的臺海態勢讓福州軍區的每一次戰備檢查都顯得分外沉重，此刻的前沿指揮所里，司令員楊成武和政委傅奎清正并肩翻看作戰預案。

那一年，解放軍尚設11個大軍區，按照制度，一名司令員配一名政委。北京、沈陽、南京等軍區里的軍政搭檔多是同齡、同批次的老戰友，彼此熟門熟路。唯獨福州軍區，擺在各方目光焦點的，是一對在資歷上相距近十年的“奇異組合”。

當時已67歲的楊成武戴著上將肩章，在將帥群體中資歷深、戰功盛，早年從紅軍四方面軍走來；他的搭檔傅奎清，55歲，軍銜止于上校，履歷起步于抗戰末期的新四軍交通員。外人看去，一個身經百戰、叱咤北方疆場的老帥，一個扎根江淮游擊區的政工干將，似乎難以契合。

楊成武的履歷頗為醒目。1929年，他在福建長汀參軍，緊接著參加中央蘇區反“圍剿”，踏過二萬五千里長征。1937年隨聶榮臻挺進五臺山，十一年征戰華北，被譽為“會用刀子的參謀長”。解放后，他不到四十歲便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上將。隨后，他曾統管防空軍、坐鎮北京軍區、出任總參謀部第一副總參謀長。可以說，陸空防一肩挑，謀略與指揮兼得。

文化大革命風雨飄搖之際，他接手軍委辦事組，幾乎成了當時軍隊日常運轉的“二號首長”。1973年暫別軍職，1979年復出，先任第一副總參謀長，而后被中央點名南下福州。“臺海是火藥桶，你去坐鎮！”組織一句話，他拎包就走，身邊只帶幾件換洗衣服，兵家本色，毫無怨言。

相比之下，傅奎清的行軍路線更加平緩。1937年參加革命，在皖東的蘆葦蕩里當交通員，穿草鞋送情報。1939年調江北游擊縱隊搞民運，手握一桿馬槍，兩只布包，走村串戶宣傳。解放戰爭中，他在華東野戰軍七縱隊帶兵攻打宿北、淮海，官至團政委。授銜制實施的1955年，他拿到的是上校，步子小，卻穩。此后，他在25軍、12軍做政治主官，1975年升任沈陽軍區副政委，從東北轉戰福建，距今已是第三個十年。

兩個人第一次單獨長談是在福州南臺島的臨時指揮部。那天，燈泡昏黃，遠處海浪聲不時傳來。老帥攤開地圖：“前沿防空要再提一級。”傅奎清點頭：“沒問題，政工部門立即跟進。”寥寥數字，卻定下了整個軍區此后兩年的工作基調——軍政合力，內外同時發力。

楊成武強項是戰略、戰術，獵獵海風中，他站在前沿哨所，常對隨行參謀說，“這里是一線，寧可多費一分糧，也不能少打一發炮彈。”而傅奎清則深諳軍心建設。白天，他坐坦克工棚與戰士拉呱；夜里，提著馬燈往連隊宿舍跑，翻菜譜、問伙食。政委的“土辦法”讓抓思想教育也變得接地氣，官兵們服貼。

有意思的是，行伍之間從未出現過“資歷歧視”。楊成武對“老傅”一句“政治這根弦，全軍區非你莫屬”，拉近了距離；傅奎清回敬“打仗的事，您說了算”，干脆利落，盡顯軍中君子之風。資歷再不搭，也在共同的任務面前自動對焦。

1982年秋，福州軍區組織大演習，參演兵力過萬，藍軍模擬島內守軍。楊成武親自壓陣，拒絕住進安全區，要求把指揮所設在距海岸不到二十五公里的前進陣地。軍區聯絡處為此連續三宿未眠，而傅奎清則把注意力放在官兵情緒，“別因長官在前頭就硬撐，要打也要保命。”演習中，導調組下達突發“空情警報”，楊、傅二人同時進入戰時狀態：一個指點地圖，一個安撫后勤，決策流暢，配合默契。事后總參考評報告寫下八個字：“指揮協調，軍政合璧”。

1983年初，中央調整干部。68歲的楊成武攜臺海防務報告抵京，轉赴政協專門委員會任職。告別前，他對搭檔說：“閩江的潮水還得勞煩你多看顧。”傅奎清目送老帥登機，隨后與新任司令江擁輝聯袂執掌軍區。不同于前一任的雄渾霸氣，江擁輝務實謹慎，三人曾在沈陽有過短暫交集，默契沿用下來，福州軍區依舊運轉平穩。

1985年，全軍體制改革，福州軍區并入南京軍區。53歲的江擁輝光榮離休；59歲的傅奎清則被任命為新南京軍區政委。改革過后，原福州軍區部隊被整編入第31、41集團軍，臺海防衛任務繼續傳承。1988年9月，傅奎清在八一大禮堂被授予中將軍銜，胸前那排勛章見證了他半生的緩步攀升，也見證了與楊成武那段看似“錯位”卻無比默契的合作。

1990年，傅奎清正式離休。距離他與楊成武在海邊并肩策劃戰備，已過去整整十年。不同出發點，卻在相同信念下匯流；一位擅指揮，一位精政工，模樣各異，目標一致。看似“最不搭”的搭檔，為福州軍區留下的不僅是數以萬計的演訓記錄，更有一道軍政協同的范例，給予后來者充足的參照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