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喬冠華被撤職，喬的老友韓素音回國后寫道：也許他總是被迫的

1971年11月15日，聯合國大會主會場座無虛席。燈光下，一襲深色西裝的喬冠華邁步上臺，話音未落，掌聲已像海潮般涌來。大廳里鴉雀無聲，他的目光掠過七十多個國家代表，笑意卻穩穩掛在嘴角。那一刻，他正站在世界政治舞臺的聚光燈中心，誰能想到，短短五年后，這位“中國最會笑的外交家”會在靜悄悄中被撤去一切職務。

喬冠華并非一帆風順的幸運兒。1968年底，他才結束近兩年的沉寂復出外交部。身體尚未完全恢復，內心已是滿腔熱火。可命運的鋒利轉折隨即而至：1970年9月20日，愛妻龔澎病逝。喬冠華自嘲“半邊天塌了”，夜夜手握放大鏡，一張張端詳舊影；鄰居常聽到他深夜低泣。身體也迅速亮起紅燈，1971年夏，他因肺結核住進醫院。彼時同病房的陳毅對床而臥，老友相見，寒潮里的燈火微明。

就在病房里，周總理遞來一份電報，要喬與《人民日報》編輯崔奇起草一份對外聲明。喬冠華拖著病體起身，“這回，天要變了。”他對陳毅輕聲說。幾天后消息坐實，喬冠華仿佛打了強心劑，咳嗽聲都小了。替新中國說話、與世界周旋，才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10月，基辛格二度到訪北京。飯桌間，喬冠華一抬手，話鋒凌厲又帶笑意：“基辛格博士，美國打算把咱們晾多久？”對方回以模棱兩可：“明年見分曉。”喬冠華點燃一支煙，吐出一句：“不一定吧。”不到三周，北京飛紐約的專機起落，證明了他的預判。

自二十六屆聯大開始，喬冠華每年舉杯歡笑地走上那條藍色地毯。紐約的出租車司機說他“臉上像帶著春風”，美國記者則寫下《喬的微笑》。外交辭令的鋒芒與抖落肩頭灰塵的瀟灑，在他身上奇異共存。

然而走出聚光燈，喬冠華的影子越來越孤單。1973年冬，他與年輕的英語翻譯章含之登記成婚。有人祝福，也有人竊語。新婚與新任命幾乎同時降臨——1974年，他成了共和國第四任外交部長。應酬增多，酒也多了。深夜回到三里河寓所，他常端著半杯白蘭地坐在沙發角落，一句話也不說。故交察覺他的笑帶上倦意，只能輕嘆“老喬這幾年太拼”。

1975年秋，他第五次赴紐約，用近乎脫稿的演講駁斥超級大國的威逼利誘。剛坐下，場內掌聲仍未停，他卻已低聲咳嗽。陳年疾患與無休止的談判把他推向極限，但他不肯緩步。

1976年10月，在北京城萬人空巷的日子里，喬冠華卻倉促從紐約飛回。大街小巷是紅旗飛舞，他只是匆匆掃了一眼，車窗玻璃映出他疲倦的臉。隨后，“撤銷外交部長職務”的決定悄然傳達。究竟哪一步踩空？外界眾說紛紜，真實的風聲卻僅停在幾間機關辦公室。黃華奉命接棒，當他小心翼翼詢問原因時，李先念伸手指了指耳朵，示意“少問”。

喬冠華沉默。韓素音十月抵京，剛踏進招待所就追問：“老喬在哪兒？”熟人聳肩嘆氣，“他怕見人。”韓素音在隨后的隨筆里寫道：“也許，他總是被迫的。”

身體也再不給他留情面。1977年3月心梗發作，捱過刀口，又趕上1978年夏的肺癌診斷。住院期間，他每天三次踱到松林邊，抬頭背誦蘇軾：“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護士悄聲議論：這位老先生真是拿生命和記憶賽跑。

病榻之外，他被安排在對外友協當顧問。資料堆成小山，他依舊批注不斷，常自言自語：“該記下來的，不寫出來，對不起時代。”他想編一部回憶錄，卻為散佚的手稿發愁。好友馮亦代從舊書攤尋回《爭民主的浪潮》，那本薄冊子像久別的故人，讓他激動得紅了眼眶。

1983年盛夏，體溫表讀數總在上躥。他的手已經顫抖，卻硬是寫完《國際述評集》序言，交代助手趕緊付印。“多少人事，被風吹走，總得留下點文字。”聲音虛弱，卻透著熟悉的執拗。

9月22日上午十點四十，北京醫院病房里歸于寂靜。消息送往新華社，當晚的電訊只有寥寥數語：喬冠華，終年七十。次日，《人民日報》在第四版刊出訃告，字數不足百，卻為一代外交干才劃上句點。

曾經萬人送行，如今靜默謝幕。歷史的年輪繼續向前，那抹自信的微笑卻定格在聯合國大廳的燈光里。不論如何評說功過，是非也好，對錯也罷，喬冠華的名字依舊洋溢著一股獨特的鋒銳與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