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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貝創始人賈國龍最近那條悲壯的朋友圈,讀來像一份寫給時代的戰書,也像一曲寫給自己的挽歌。
在宣布關閉102家門店、涉及約4000名員工的艱難時刻,他字里行間充滿了竇娥冤式的委屈與實業報國的悲情。
他曬出清白的家底,抒發對企業與妻子的專一熱愛,將過去的125天描繪成一場對抗鋪天蓋地污蔑的艱苦圣戰。
然而,這場導致客流一度暴跌45%、生意同比下滑50%的浩劫,其最慘烈之處或許在于:這位沖鋒陷陣的將軍,自始至終都搞錯了戰場,認錯了敵人。
當羅永浩吐槽西貝預制菜又貴的微博發出時,這本是一個常見的消費者反饋,一個改進服務的契機。
但賈國龍的內心防御機制被瞬間引爆。他將此定性為污蔑,將對手稱為網絡黑社會,并毅然決然地選擇起訴。
從那一刻起,他就完成了一次危險的身份轉換:從一個需要傾聽市場聲音的企業家,變成了一個捍衛自身絕對正確的斗士。
他沉浸在技術細節的堡壘里,執著于向公眾解釋急凍鎖鮮工藝與預制菜在概念上的區隔,仿佛打贏了這場定義之爭,就能贏得顧客的回頭。
他忽略了商業世界最樸素的真理:
消費者的感受,永遠比企業的標準定義更有力量。
于是,一場本來可以化解的輿論風波,升級為一場消耗巨大的生死決戰。
西貝發放了超過3億元的消費券試圖挽回顧客,但大幅度的降價并未能阻止客流斷崖式下滑。
賈國龍如同一位面對洪水卻奮力修筑概念堤壩的工程師,他堅信自己的工藝和材料足夠優秀(例如強調其有機西蘭花成本高昂),卻看不見堤壩之外,公眾情緒的江河早已改道。
他的敵人,從來不是那個提出問題的羅永浩,而是廣大消費者心中一種普遍而沉默的共鳴:對連鎖餐飲失去鍋氣的失望,以及對付出高昂價格卻未獲得預期體驗的不值。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他想象中的頭號敵人羅永浩,卻在此刻說出了一番堪稱鏡像對比的清醒之言。
羅永浩回應稱:“我這輩子也沒有見過一個企業沒犯別的錯誤,僅僅是因為被黑,就能倒閉的。”并以自己倒閉的錘子科技為例,坦承錘子科技是被我做倒閉的。
這番話像一記精準的直拳,擊碎了賈國龍精心構建的悲情受害論。
一個將失敗歸咎于外部抹黑,一個將失敗歸因于自身決策;一個仍在呼吁有關部門該管管,一個已坦然背負起所有責任。
兩者境界,高下立判。
羅永浩看清了真正的敵人來自內部,而賈國龍,仍在他臆想的戰場上,與風車巨人搏斗。
那么,賈國龍真正的敵人究竟是誰?
首先,是他內心那個無法容忍絲毫質疑、追求絕對控制權的自我。
這種性格在創業初期或許是破釜沉舟的利器,但在企業龐大后,極易演變為決策的閉環與信息的孤島。
當所有同事的勸誡都無法阻止他硬剛到底時,企業這艘大船便只能悲壯地撞向冰山。
其次,是他所奉行并沉浸其中的那套自我感動式的敘事邏輯。
將商業競爭升華成道德捍衛,將經營失誤包裝成孤膽英雄的抗爭,用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深情來對沖產品價格與價值脫節的批評。
這套話語能在企業內部凝聚人心,卻在外部市場中徹底失靈,因為消費者只為美好體驗買單,不為老板的悲情故事付費。
最終,他最大的敵人,是那個已然變化的時代。
那個靠企業家個人魅力、強硬手腕和宏大敘事就能所向披靡的草莽時代正在褪色。
今天的消費者,尤其是西貝曾賴以成功的一二線城市中產,變得前所未有的清醒和務實。
他們拒絕被教育,厭惡被綁架,用腳投票追求極致的性價比與真實的體驗感。賈國龍遺憾地發現,他最忠誠的信徒,如今成了最決絕的棄用者。
他關閉的102家店,正是這場時代情緒轉移留下的最冰冷注腳。
關閉百家門店,或許是西貝斷尾求生的開始。但比關閉門店更重要的,是賈國龍能否真正關閉自己心中那座與全世界為敵的堡壘。
當他不再質問憑什么黑我,而是躬身自問顧客為何離開;當他不再炫耀我們多努力,而是潛心研究如何讓顧客覺得值,他才有望從自己臆想的戰場上撤退,回到真正的商業實地——那里沒有需要擊倒的巨人,只有等待滿足的一個個普通人。
企業的存亡,從來不取決于打倒了哪個批評者,而在于能否戰勝那個固步自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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