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建多年，為何巴基斯坦依然貧窮？巴基斯坦的三大窮因

1949年10月，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北京便陸續收到來自南亞的電報，“愿同貴國保持友好往來”。發電報的國家之一，就是兩年后才完成建國大業的巴基斯坦。七十多年過去，中巴之間的互助不斷加深，可若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伊斯蘭堡，街頭破舊的面包車、狼藉的排水溝，依舊難掩窮態。這種強烈反差，常常讓不少中國建設者在駐外餐桌旁相互發問：“錢沒少投，為啥還是這樣？”

把鏡頭拉遠，三個結癥清晰浮現：人力資本不足、政治紊亂長期化、社會觀念滯后。這三道枷鎖層層疊加，讓巴基斯坦難以把外來援助轉化為足以撬動經濟的內生動力。

先看人力。巴基斯坦的獨立時點是1947年，而真正意義上的教育部則要到1951年才算成型。此時的識字率僅十三點二。底子薄，奠基晚，本不是致命傷，可巴基斯坦隨后二十多年里頻繁政變，教育投入動輒被挪作他用，“撥款文件上是一沓數字，落到學校里就只剩一張黑板”。直到1978年，伊斯蘭化教育政策才算定型，但教學目標被束縛在神學范疇，理工課程嚴重不足。到了2005年，全國仍有一半成年人不識字；如今每年走出大學的工程師，不過大眾印象中的“計算機大國”印度的一個零頭。要在這樣的人才荒漠里推廣數十億美元的基建項目，其難度不言而喻。

施工現場的尷尬場景屢見不鮮。中國工程師遞上圖紙，譯員還沒來，當地工人便七嘴八舌：“Bhai， ye kaise karein？”——“兄弟，這要怎么干？”一句問話，道盡培訓的艱辛。培訓周期被迫拉長，成本水漲船高。人才短板不僅在底層凸顯，高等學術界同樣尷尬。巴基斯坦大學的SCI論文數量近年雖有增長，卻屢被國際期刊點名剽竊率偏高。抄襲、套殼雖然能在短期內“拼”出篇數，卻無法產出真正轉化為技術和產業的原創成果。聯合科研項目里，中國專家往往要事無巨細，從實驗設計輔導到數據復核，大幅占用原本用來攻關的時間。

第二道桎梏是政局的顛簸。1947年至今，巴基斯坦憲政秩序幾經重啟，軍政府與文官政府交替上臺，平均每三四年便更換一屆總理。沒有穩定框架，就沒有連貫政策。以經濟規劃局為例，一任部長推出“十年藍圖”，次任上臺先把前任文件封存，另起爐灶。基礎設施項目的審批流程因此來回折返；一旦國內動蕩升級，施工一停就是數月，機械銹蝕、資金沉淀，浪費驚人。

更麻煩的是對外安全環境。與印度的克什米爾爭端導致軍費支出長期高企，巴基斯坦2022年國防開支占GDP比例超過百分之四，這是和平時期世界前列水平。軍費上去了，基建預算便只能緊衣縮食。政局又逢風吹草動，本地商人惜投，外資更難落地，投資者稍有猶豫就被“安全風險”三字嚇退。可以說，沒有持久和平的政治土壤，再富饒的資源也難長成參天大樹。

第三重阻力藏在社會觀念。援巴工程中，技術轉移條款寫得清清楚楚，但真正落地時，經常遭遇“觀念藩籬”。不少地方政府官員擔心外資項目削弱宗教學校的話語權，設置重重關卡；部分鄉紳則害怕鐵路高速公路開通沖擊自身壟斷運力，干脆動員族人阻撓測繪。中國企業在信德省修路，曾被村民以“侵犯祖墳”為由勒令停工，現場陷入對峙。技術人員反復解釋地勘結果，最終在當地長老一句“愿意多修一座清真寺嗎？”的要求下才得以繼續。看似荒誕，卻反映了社會治理碎片化的現狀：缺乏自上而下的法治統一，談項目往往要層層“打點”，成本越堆越高。

城市街景同樣折射觀念滯后。卡拉奇港口卸下成箱的中國家電和機床，街角卻仍有簍筐乞討者。貧困固然讓受教育機會驟減，但“學無用論”的傳統觀念也在作祟。在一些農村，家長寧可讓孩子早早上工地、進紡織廠，也不愿多等幾年投入義務教育。女童輟學率更高，越到內陸，情況越明顯。人口紅利變成了負擔，年輕勞動力多，卻難以成為合格的技術工。

中國的援建項目因此形成一道矛盾。硬件設施節節高聳，軟件配套卻裹足不前。卡西姆電站5條生產線調試完成后，一位巴方技術員坦言：“我們得再派五十人去上海培訓，否則看得懂操作手冊的都沒有”。此類“軟硬不匹配”的難題，在瓜達爾港、蘇吉吉納里水電站等項目上多次出現。結果是：工程建得慢，完工后服務和運營也得靠外部團隊支撐，拉動本地就業的效應被大打折扣。

說到這兒，容易掉進“巴基斯坦不努力”的簡單指責里。可細算一下，就會發現它并非沒有奔跑：1972年重啟工業化，1980年代建立國有煉油廠，本世紀又投身紡織出口和信息外包。問題在于，經濟結構過分依賴外援與單一產業——棉紡、農產、勞務輸出，一旦國際價格下行或者安全形勢突變，財政就“吃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紡織出口從百億美元腰斬，巴基斯坦外匯儲備當年9月直墜至不足40億美元，被迫求助IMF。至此，連年“拆東墻補西墻”的循環又開始。

值得一提的是，資源詛咒也在纏身。巴基斯坦境內蘊藏充沛煤田、銅礦，可礦區多在俾路支省及開伯爾-普什圖省，這些地方部族武裝林立。政府中央與地方在特許經營、勞務安置分配上談不攏，常年內耗。中國公司曾試圖引入現代化井工煤礦體系，設備運到港口，卻在去礦區途中遭遇多次攔截。企業一看態勢不妙，慎之又慎，愿意試水的只剩下寥寥幾家央企和對巴情有獨鐘的民企。

中巴經濟走廊是把雙刃劍。好處顯而易見，瓜達爾深水港和喀喇昆侖公路持續升級，為巴基斯坦插上了“出海”與“入陸”的雙翼。可一旦項目收益分配不透明，地方群體容易將不滿情緒投向看得見摸得著的外國公司。從2021年到2023年，針對中國技術人員的襲擊事件就發生過四起。企業多雇傭私營安保，安保費用占項目預算的比例有時甚至超過六個百分點，進一步抬高運營成本。

經濟學家常用“制度陷阱”形容巴基斯坦現狀：教育缺口導致人才不足，人才不足制約產業升級；產業不升級，財政收入上不去；政府財力不足，公共教育又被壓縮，形成惡性循環。中國援助像是一支強心針，但若缺乏體制修復功能，藥效有限。簡而言之，外部輸血可以續命，卻代替不了造血。

那么，這個國家就沒有破局的可能？并非如此。巴基斯坦有兩大優勢：一是位置。橫亙南亞、中亞、中東的交匯處，天然通道價值極高；二是人口結構年輕，二十五歲以下人口超過五成。一旦教育、就業、治安三張網能串成閉環，“人口負擔”隨時能轉化為“人口紅利”。遺憾的是，烽火與政變把機會一次次推開。

中國在援建中也在調整策略。早期偏向于“交鑰匙工程”，近十年轉向“產能合作+職業培訓”。和田-伊斯蘭堡高速的勞務班組里，本地青壯占比已超過六成。上海師范大學與拉合爾工程技術大學共建的聯合實驗室，授課語言干脆采用烏爾都語，教材免費。這些嘗試或許不能立竿見影，卻能在土壤里埋下種子。

“你們教完了就走，我們自己能盯得住嗎？”昨年冬天，一位巴方項目經理在例會上向中方負責人發問，聲音里藏著焦慮。回答并不復雜：能不能守住，要看巴基斯坦社會能否同時解決教育、政治、觀念三道難題。外援只是扶梯，真正的樓層還得自己一步步走。

若要總結，巴基斯坦貧窮的深層原因，不在于朋友幫得不夠，而在于自身結構調適的遲滯。人才斷層削弱了技術吸收力，政壇亂局擠壓了財政與信心，社會觀念又讓改革進程步履維艱。只要這三座大山依舊高聳，再慷慨的援助也難以徹底改寫經濟底色。反之，一旦它們被松動——哪怕只是一點點——以巴基斯坦的區位與資源，未來依舊存在騰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