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的親弟弟，犧牲54年后仍未被評為烈士，孔原大怒：這不公平

1930年5月27日清晨，南昌商埠路口的巷子里還掛著霧氣，“周之德”被秘密押往衛戍司令部。一位看守低聲嘀咕：“這小子到底是誰？”沒人知道，他其實叫張國庶，是張國燾最小的弟弟，也是新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不到兩個月，這位年僅二十五歲的省委書記就被兇殘殺害。消息在紅色根據地迅速傳開，卻因化名和敵軍封鎖，真實身份長期成謎。與張國燾有關的風波，更讓這段犧牲被塵封。誰能想到，一晃半個世紀，人們仍在為他的烈士資格奔走。

1984年9月，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工程收尾。籌備人員邀孔原題寫館名，孔原爽快答應，可看到名單時臉色驟變。“張國庶呢？”一句追問讓現場瞬間安靜。負責同志結結巴巴：“名單已經核實……”孔原冷下臉，“這不公平！”他把筆放在桌上，拒絕動手。

事情鬧大，與會者才想起這位早期省委書記的“懸案”。孔原與張國庶同窗于萍鄉縣立中學，彼此在校內組織互助社，后來又一起入黨。要說對張國庶的底細，孔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深知好友的英勇與清白。

追溯到1923年，江西安源工人運動聲勢正熾。就讀萍鄉中學的張國庶經常跑到礦區旁聽演講，工人領袖的一句“天下是勞苦大眾的”點燃了他的青春。加之張國燾隔三差五寄來馬克思主義小冊子，年輕人的思想迅速轉向革命道路。

1926年北伐軍抵達萍鄉，國共合作剛剛進入高峰。張國庶與孔原被推舉為國民黨萍鄉縣黨部常務委員，借公開身份掩護地下組織。形勢陡變后，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深造。1929年回國，他化名“周之德”，擔任黨中央巡視員，僅用一年就挑起江西省委的大梁。

江西黨組織當時遭重創，張國庶需要“從廢墟里生長”。他一面恢復交通站，一面聯絡贛西南、贛東北蘇區武裝。新省委很快帶動了全省農運、工運，國民黨當局大驚，拿出數萬大洋懸賞。叛徒龐云飛出賣了省委機關，5月27日清晨的抓捕由此發生。

刑訊無法撬開他的嘴。敵人換軟招，送酒菜利誘。張國庶斥之以“滾開”。這一幕，被守衛悄悄記錄在獄中日志。厲刑之后，7月5日，他與妻子晏碧芳慘遭殺害——“點天燈”酷刑在牢房里熊熊燃起，贛江的夜色也隨之染紅。

然而《南昌新聞晚報》在7月18日至23日連發三期“脫黨聲明”，署名張國庶。敵人慣于假造“悔過書”瓦解士氣，可這幾張報紙日后竟被某些人當成“叛變”的鐵證。就這樣，烈士身份被拖延，家屬也因缺乏確鑿文件而四處碰壁。

繼續向后看。1930年冬，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圍剿”，紅軍在龍岡全殲張輝瓚部，為張國庶血債血償。然而戰事頻仍，檔案散佚，再加兄長張國燾在延安犯錯誤，張國庶的名字被無端貼上陰影。官方評定工作遇到“三道關”——化名難以核實、親屬漂泊無暇申報、真假難辨的“脫黨聲明”橫在檔案袋里。

孔原得知癥結后，決定親自跑材料。他找到在京的馮文彬，又約見當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楊尚昆。楊尚昆同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一口咬定：“張國庶絕無叛變，他是李立三點名派去江西的。”幾句證詞，讓審查人員開始重新檢索原始卷宗。

有意思的是，敵人留下的那份偽造報紙破綻極多。刊號與同期其他版面不匹配；宣稱“周之德”自首，可同一日報頭卻報道他已被處決；更荒誕的是，日期印在“7月22日”，而內部記錄顯示當日壓根沒有出報。這些細節令調查小組最終得出結論——證據不足，不構成叛變事實。

1986年7月31日，孔原寫信給馮文彬，措辭嚴謹：“推薦張國庶列為革命烈士，敵特檔案相互矛盾，破綻百出。”一封信，壓在江西省委辦公廳案頭。整整三個多月，多部門交叉核查、征求老同志口述，連張國庶曾經主筆的內部油印刊物也被翻出，只為還原他最后的工作軌跡。

同年11月20日，批復正式下達：張國庶、晏碧芳追認為革命烈士。文件編號清晰，印章鮮紅。消息傳到萍鄉，紀念館立即補刻石碑。孔原再執毛筆，略一停頓，然后寫下七個大字。旁人注意到，落款處他沒有加任何抒情語，只淡淡標注“孔原 一九八六年冬”。

對于逝者而言，烈士稱號并非榮耀的全部，卻是一份遲來的公正。至此，“周之德”三個字被還給歷史，張國庶的本名鐫刻在旌忠祠旁。那座紀念館的序廳里，唯一的對話來自訪客之間——“原來他是張國燾的弟弟？”“弟弟歸弟弟，骨氣得算他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