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達火光沖天，富豪變獵物，為何印尼華人死守這片“帶血之地”？

“不準開門，誰敲門都別理！”

1998年5月13日，雅加達的空氣里全是燒橡膠的味道，林先生把沙發推過去死死頂住大門，全家人縮在窗簾后面，連呼吸都不敢大聲。

外面的街道已經瘋了，一群接著一群的人手里拿著鐵棍和燃燒瓶，像潮水一樣涌向那幾條平時最繁華的商業街。

誰也沒想到，這場因為印尼盾貶值引發的經濟危機，最后竟然變成了一場針對特定族群的獵殺游戲，而那些被選中的獵物，就是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幾百年的華人。

01

那時候的雅加達，簡直就是一個人間煉獄。

事情的起因其實跟種族沒半毛錢關系，純粹是錢鬧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刮過來，印尼的貨幣那是斷崖式下跌，原來幾千印尼盾能買袋米，到了1998年5月，那錢變得跟廢紙差不多。老百姓辛辛苦苦攢了一輩子的錢，一夜之間縮水了一大半，飯都吃不上了，這火氣自然就沒處撒。

本來大家是沖著總統蘇哈托去的，喊著要改革，要吃飯。可就在5月13日這天，情況突然就不對勁了。

一輛輛軍用卡車神秘兮兮地開進了鬧市區，車上跳下來一幫身強力壯的小伙子。這些人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餓肚子百姓，他們動作整齊劃一，手里甚至還有專業的縱火工具。這幫人一下車，二話不說，指著那些掛著中文招牌或者一看就是華人開的店就喊，大概意思就是：你們的錢都被這些人偷走了，搶回來！

這一嗓子，直接把老百姓心里的那種絕望和嫉妒給點炸了。

緊接著發生的那些事，真的讓人沒法細看。整整三天，雅加達的唐人街以及周邊的華人社區，變成了沒有法律的原始森林。暴徒們沖進金店，把柜臺砸個稀巴爛，金銀首飾往兜里狂塞；沖進電器行，把電視機、冰箱往車上搬。要是光搶錢也就算了，他們放火。

那些沿街的商鋪，大多是前店后家的模式。火一點起來，樓上住的一家老小根本沒處跑。那幾天，雅加達的天空都被黑煙給遮住了，消防車的聲音響個不停，但很多時候，消防隊根本進不去，或者壓根就不想進去。

更讓人心里發寒的是針對人的暴行。在那些陰暗的巷子里，無數華人女性遭到了非人的對待。這不僅僅是發泄獸欲，這是一種帶有羞辱性質的集體犯罪。當時有很多傳言，說這些暴徒是有人專門組織、發了錢的，甚至還有人說這里面有軍隊的影子。

雖然街上就有全副武裝的防暴警察和坦克，但奇怪的是，他們大多時候就像在那兒看戲一樣，要么就在那兒抽煙聊天，要么就在旁邊維持所謂的“秩序”，眼睜睜看著暴行發生。直到事態徹底失控，死了上千人，這火才慢慢滅下去。

事后統計，這短短幾天里，雅加達、梭羅、棉蘭這些大城市，有數千家華人店鋪被燒成廢墟，上千名華人死于非命。

這哪是什么簡單的騷亂，這分明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轉嫁危機的陰謀。把國內的經濟矛盾，一股腦兒全扣在華人頭上，讓這群只會賺錢不會搞政治的人當替死鬼，這招數在印尼這片土地上，可不是第一次用了。

02

要說這印尼人為什么這么容易被煽動去恨華人，這根子還得往回捯飭三百年，賬得算在荷蘭人頭上。

17世紀那時候，荷蘭人也是那種無利不起早的主兒，成立了個東印度公司，跑到印尼這就為了搞香料、搞資源。荷蘭人那一套殖民手段，玩得是真叫一個溜，他們管這叫“分而治之”。

那時候荷蘭人給印尼社會劃了個三六九等。第一等當然是他們自己，高高在上的歐洲人；第三等就是印尼的原住民，負責干苦力、種地。那中間這一層誰來干呢？荷蘭人看來看去，覺得這幫下南洋討生活的華人最合適。

華人吃苦耐勞，腦子活泛，關鍵是會算賬。于是荷蘭人就搞了個“包稅制”，把收稅的活兒包給華人。你想想看，收稅這事兒自古以來就是得罪人的活兒。荷蘭人躲在城堡里喝咖啡數錢，讓華人去集市上、村子里跟原住民要錢。

在那些原住民眼里，奪走他們大米、占了他們土地、天天逼著他們交稅的，不是那個金發碧眼的荷蘭總督，而是村口那個開雜貨鋪的華人掌柜。

這招簡直就是“借刀殺人”的教科書版本。荷蘭人不僅讓華人背了黑鍋，還專門搞隔離。他們規定華人必須住在專門的區域，也就是后來的唐人街，出遠門還得辦“路條”。這就硬生生地把華人跟當地人給隔開了，讓你想融入都融入不了。

最狠的是1740年，那時候因為蔗糖生意不好做，失業的華人多了點，荷蘭人覺得不安全，竟然在雅加達（當時叫巴達維亞）搞了一場大屠殺，殺了上萬華人。那條河都被血染紅了，后來那地方就叫“紅溪”。

殺完之后呢？荷蘭人發現不行，經濟還得靠華人轉，于是又把幸存的華人召回來繼續干活。就這樣，華人就成了一個特殊的群體：經濟上有點小錢，政治上毫無地位，還是當地人眼里的“二鬼子”。

這種仇恨的種子，在地下埋了三百年，早就長成參天大樹了。只要社會一動蕩，這棵樹上結的毒果子就得掉下來砸死人。

03

等到印尼獨立了，趕走了荷蘭人，華人的日子好過點了嗎？并沒有，反而迎來了更狠的角色——蘇哈托。

1965年，那絕對是印尼華人做噩夢都會嚇醒的一年。

當時印尼政壇亂得很，蘇加諾總統有點壓不住陣腳了，印尼共產黨勢力挺大。蘇哈托抓住了機會，搞了個反政變，這就是著名的“930事件”。蘇哈托這一上臺，為了把權力抓死，直接來了個大清洗。

那時候殺人都不用講證據，只要說你是共產黨，或者同情共產黨，那命就得丟。華人因為傳統上跟中國有點聯系，加上經濟條件好，很多被扣上了“資助左派”的帽子。

那場大清洗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都是個糊涂賬，有說幾十萬的，有說上百萬的。反正那段時間，梭羅河里漂的尸體都能把河道堵住。

蘇哈托坐穩了江山之后，覺得光殺人還不夠，還得“誅心”。他搞了一套所謂的“同化政策”，說白了就是文化滅絕。

從1967年開始，蘇哈托下了一道死命令：全面禁止華文教育。以前的華校全部關停，中文報紙全部查封。你想學中文？那是犯法的。你想過春節？對不起，只能在家里偷偷過，不準在公共場合舞龍舞獅。

這還不算完，最絕的是改名字。蘇哈托政府逼著所有華人放棄自己的中文姓氏，改成印尼化的名字。

你想在印尼混下去，想做生意、想上學、想辦證件，你就得把祖宗傳下來的“林”、“陳”、“黃”給扔了。于是，“林”變成了“Limanto”，“陳”變成了“Tanoto”，“黃”變成了“Wibowo”。

這招太毒了，它直接切斷了年輕一代華人跟中華文化的聯系。過了二三十年，新一代長起來的印尼華人，很多根本就不會說中文了，連漢字都不認識，除了長著一張華人的臉，思維方式完全就是印尼人的。

但蘇哈托這人陰就陰在，他一邊在文化上消滅你，一邊在身份證上還要惡心你。他在華人的身份證上專門搞了個特殊代碼，一看就知道你是華人。這意思就是：別以為你改了名我就不認識你了，你還是個“外人”。

04

那既然蘇哈托這么恨華人，為什么不把華人全趕走呢？

因為他舍不得華人的錢袋子。

蘇哈托搞了個“新秩序”政權，他這套統治邏輯很有意思。他把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完全分開。政治上，軍人說了算，華人靠邊站，公務員、軍隊、警察這些鐵飯碗，華人基本別想染指。但是經濟上，他大力扶持華人老板。

這就是著名的“主公”制度（Cukong System）。蘇哈托和他的將軍們手里有權，華人老板手里有錢有經營頭腦。兩邊一拍即合：將軍們給華人老板提供保護傘，給特許經營權，壟斷水泥、面粉、丁香煙這些暴利行業；華人老板賺了錢，大把大把地給將軍們分紅。

在這種模式下，印尼確實出了一批超級富豪，像那個大名鼎鼎的林紹良，就是蘇哈托的鐵桿“錢袋子”。在蘇哈托執政的32年里，印尼華人的經濟實力膨脹到了極點。有數據顯示，雖然華人人口不到5%，但一度控制了印尼70%以上的私營經濟。

表面上看，華人風光無限，住大別墅，開豪車，送孩子去歐美留學。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肥豬”狀態。

對于蘇哈托來說，華人就是最好用的“提款機”。平時缺錢了，找華人要；搞建設沒錢了，找華人攤派。而對于底層的印尼原住民來說，這種貧富差距簡直就是把仇恨值拉滿。

你想想看，原住民看著那些跟總統穿一條褲子的華人老板，壟斷了市場，抬高了物價，賺得盆滿缽滿，而自己連飯都吃不飽，這心里能平衡嗎？

蘇哈托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故意維持這種貧富差距，故意讓華人掌握經濟但沒有政治保護。這樣一來，一旦老百姓對政府不滿，蘇哈托只需要手指一指：“看，都是這些貪婪的華人把你們的錢賺走了！”

老百姓的怒火瞬間就會轉移方向。華人成了蘇哈托政權的天然防波堤，平時負責搞錢，出事負責背鍋。

1998年那場大暴亂，其實就是這套機制運行到極致的必然結果。當蘇哈托自己都保不住的時候，他把華人這頭“肥豬”徹底祭獻了出去，試圖用華人的血來平息民眾的怒火，好讓自己軟著陸。

只是這一次，火燒得太旺，連他自己也給燒下臺了。

05

這就來到了那個最讓人揪心的問題：都被欺負成這樣了，都成了案板上的肉了，為什么印尼那2000多萬華人還是不走？是真傻還是真貪？

這事兒吧，真不是一句“想走就能走”那么簡單。

第一，很多人是真的“無家可歸”。

咱們現在看印尼華人，覺得他們是中國人，可對于很多印尼華人來說，這個概念是很模糊的。他們當中很多家族，早在幾百年前明朝清朝的時候就下南洋了。這就叫“土生華人”（Peranakan）。

傳了十幾代人下來，除了血統，他們其實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印尼人了。他們生在爪哇，長在蘇門答臘，喝的是梭羅河的水，吃的是咖喱和手抓飯。特別是經過蘇哈托那30年的文化斷層，很多四五十歲的人，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對中國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爺爺講的那些老故事里。

你讓他們回中國？對他們來說，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外國。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甚至連個親戚都找不到了。回去了怎么活？難道要舉家搬到一個語言都不通的地方重新開始嗎？這種恐懼感，不比面對暴徒小多少。

第二，這是一種被財富綁架的無奈。

印尼華人的產業結構很特殊，他們不是那種賺快錢的過客，他們的財富都是實業。

幾代人的心血，全都砸在了腳下的這片土地上。那是成片的種植園，是轟隆隆的工廠，是蓋好的商場，是建立了幾十年的銷售網絡。這些東西，不是銀行卡里的數字，點一下鼠標就能轉走；也不是金條，揣在兜里就能跑。

這是一套復雜的商業生態系統。你的客戶在這兒，你的供應商在這兒，你的人脈關系網全在這兒。一旦選擇離開，就意味著凈身出戶，幾輩子積累的財富瞬間歸零。

那種“舍不得”的情緒，是非常真實的。很多小老板，店被燒了，人躲在親戚家，等風頭一過，還得咬著牙回去把店修好重新開張。因為除了做生意，他們可能真的不知道還能靠什么養活一家老口。

第三，還有一種宗族的羈絆。

東南亞的華人社會，那是出了名的講究宗族。一個家族幾百口人，盤根錯節。祠堂在這兒，祖墳在這兒。老一輩的人講究落葉歸根，但對他們來說，根其實已經扎在印尼了。

要走，就是連根拔起。年輕的單身小伙子可能背個包就走了，但那些拖家帶口的呢？家里有七八十歲的老人，有還在上學的孩子，這一大家子人怎么移？往哪移？

當然，1998年那場浩劫之后，也不是沒人走。有錢的、有海外關系的，很多都跑去了新加坡、澳大利亞或者美國。留下來的，要么是走不了的窮人，要么是產業太大搬不動的富豪，還有就是那些真的把自己當成印尼人的“死硬派”。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蘇哈托倒臺之后，印尼進入了“改革時代”（Reformasi）。

后來的幾任總統，像瓦希德，那是個明白人，被華人尊稱為“華人之父”。他一上臺就廢除了禁止華文的法令，還公開承認孔教是印尼的合法宗教。后來的梅加瓦蒂總統，更是把春節定為了國家法定假日。

這幾年你去印尼看看，雅加達的商場里又能看到大紅燈籠了，華文報紙也復刊了，甚至有些華人開始硬氣起來，去競選市長、省長，比如以前雅加達那個著名的鐘萬學。

現在的印尼華人，心態也變了。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只知道悶頭賺錢，還要夾著尾巴做人。他們明白了一個帶血的道理：手里沒有政治權利，再多的錢也就是給別人代管的。他們開始發聲，開始結盟，開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雖說現在偶爾還是會有一些排華的雜音，有些激進分子還是會拿華人說事兒，但像1998年那種國家機器開綠燈的大規模屠殺，大概率是很難再發生了。

歷史這東西，有時候看著挺荒誕。

一群炎黃子孫，漂洋過海幾千里，在異國他鄉憑著雙手打下了一片天，結果卻被當成了幾百年的“提款機”和“出氣筒”。

他們經歷了被利用、被屠殺、被強行改名，最后卻還是選擇留在了那片傷心地。

這不僅僅是因為走投無路，更像是一種這種極度頑強的生存本能。就像石縫里的野草，只要給點陽光和雨水，哪怕剛才還被火燒過，它第二天還得頑強地冒出綠芽來。

至于那道傷疤好沒好利索，恐怕只有那些經歷過那個黑色五月的人，在深夜驚醒的時候心里最清楚。

畢竟，有些記憶是刻在骨頭里的，哪怕那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但那上面的血跡，是怎么擦都擦不干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