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為線以通為魂，五河交匯一脈千年

清晨6點半，新建的北京通州站內，首班駛往唐山的高鐵列車準點啟動。站外不遠處，冬日北運河的冰面映著初升的陽光，河畔仿建的大光樓靜立如常。現代列車駛過的氣流聲與古老河道的寂靜，在此默契共存。

通州以“水”為線，以“通”為魂，這里是物理意義上的“五河交匯”處，被正式確立為“京杭大運河北起點”。縱觀更遼闊的時空，此地實為一個持續運轉的樞紐：古老漕運的終點碼頭，與新時代高速路網的起點車站，在此重疊。“五河”之地縱貫千年，溫榆河攜帶著北部山區的問候，通惠河延續著京城的文脈，小中河默默訴說著故道往事，運潮減河彰顯著人民治水的智慧，北運河則承載著一路南來的故事。這片水土以獨特的地理邏輯與文明密碼承載“通”與“聯”。

“以水為線”——

從“六河”故道到“五河”定名

北京郵儲大廈的二十六層，是五河交匯處最好的“觀景臺”。高層俯瞰，五條河流在此匯聚。自西北方向而來的是溫榆河，它是北運河的上源，歷史上曾稱溫余水；在它的東側，支流小中河匯入；從正西方向流來的是通惠河，這條河意義特殊，它是元代水利專家郭守敬于1292年主持開挖的人工河道，專為將漕糧從通州輸送至元大都（今北京）城內。上述河流匯聚后，形成南北走向的北運河干流。而在整個水系的東面，有一條筆直的人工河道與之并列，那是建于1963年的運潮減河，其作用是在汛期分流洪水，保障城市安全。這五條河，便是今天地圖與官方表述中標準的“五河交匯”。

今日地圖上清晰的“五河交匯”線條，其實有一段更為復雜洄涌的“六河”往事。潮白河，在通州作為漕運咽喉最為鼓蕩的歷史章節里，它也曾是舞臺上無可爭議的主角之一。

將時鐘回撥至1939年以前，通州北部的河流圖景與今日大相徑庭。彼時，潮白河的主流在流出山巒后，并非徑直東去，而是沿一條西北—東南向的古道，經順義龍王頭、沮溝村一帶，在通州城北的北關閘附近，與溫榆河、小中河等水系浩蕩匯合，一同注入作為漕運干道的北運河（時稱潞河）。這一“眾流所會”的格局，在清代重要的水利官書《畿輔安瀾志》中便有勾勒。該志在記述白河（北運河）水系時寫道，通州一帶“實為水陸之沖，漕運之所”，并明確指出其水源“受潮白、溫榆諸水”。民國時期編纂的《通州志要》所附的《疆域圖》更為直觀，圖上清晰地繪有數條并行南下的水道，其中明確標注了“潮白河”故道在城北與其它河流交匯的走向。因此，歷史上的通州北關，實為溫榆河、小中河、通惠河、潮白河與北運河（潞河）共同奏響的“六河交匯”之地，其水網之密、水勢之盛，遠超今人想象。

然而，這一延續了數百年的自然地理劇本，在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盛夏，被一場空前洪水徹底改寫。關于這場改變河流命運的災難，民國《通州志要》留下了明確而沉重的記載：“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大雨兼旬，潮白河水暴漲……沖毀蘇莊攔河大閘三十孔，奪溜南趨，主流改道。”文中所記的“蘇莊大閘”，位于潮白河上游的順義境內，是當時調控水勢的關鍵工程。大閘的徹底沖毀，意味著潮白河失去了束縛，滔滔洪水不再西轉匯入北運河，而是于通州上游的沮溝附近決口，向東南方向奔騰而去，一舉奪占了另一條名為“漒漒河”（亦稱“箭桿河”）的較小河道。

這次改道并非暫時的洪泛，而是永久性的地理重構。正如史料所載，洪水過后，“故道遂淤，舟楫不通”，潮白河主流就此與通州城北的北運河水系訣別，沿著新奪占的河道形成了今日的走向。它留下的廢棄故道，逐漸湮沒，在當代的地圖上僅以一條名為“中壩河”的溝渠形態，作為小中河的支流而存在，默默提示著那段浩蕩的過往。

“六河”變“五河”，表面看是1939年一場天災的偶然結果，實則深刻揭示了自然與人文交織的必然。潮白河自古因泥沙淤積而素有“善徙”之名，其河道本就存在擺動的自然傾向；而通州作為漕運終極碼頭，其水利工程（如蘇莊大閘）持續數百年的干預，又試圖將這種自然之力固定在服務于漕運的軌道上。1939年的特大洪水，猶如自然之力的一次總爆發，沖垮了人力維持的脆弱平衡，完成了這次遲來的地理“糾偏”。從此，“六河交匯”成為只存在于古籍輿圖中的歷史地理概念，而“五河交匯”則作為新的起點，等待著被賦予全新的使命。這段塵封的變遷史，恰恰是通州水脈最富動態的注腳，讓我們明白，任何樞紐的地位，既是天賜，亦是在與自然之力的不斷對話與博弈中鑄就。

水流的變遷，在地名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今天，通州核心區仍保留著“潞河中學”“潞園”等名稱，這“潞”字便源自北運河的舊稱“潞河”。這條河的名稱本身，就是一部簡史：它在《水經注》中被稱為“沽水”，遼金時期常稱“潞水”，元代多叫“白河”，至明清漕運鼎盛時，“潞河”之名因漕運而顯赫，并沿用至今。一個地名，凝固了一段河流最輝煌的時光。讓我們回到那個“帆檣蔽水”的鼎盛時代，看這幾道清波如何托舉起當時的糧倉與命脈。

“通”之利與“患”之危——

漕運國脈上的“咽喉”與“倉廩”

漕船抵達通州，并非航程的結束，而是一套精密轉運流程的開始。這一切的核心，是兩座功能迥異卻互為唇齒的官方碼頭：石壩碼頭與土壩碼頭。

石壩碼頭位于通州舊城北門外，因以巨型條石砌筑而得名，堅固無比，專司接納來自山東、河南的“兌糧”（由軍隊運輸的漕糧）。土壩碼頭則在城東，以石灰、黏土、細沙夯筑的“三合土”筑成，負責接收來自江南的“改兌糧”（由民間運軍運輸）。據《漕運則例》載，二者的分工涇渭分明：“石壩灌包轉運京倉，土壩剝運通倉”。簡言之，石壩之糧需由腳夫卸下，灌入麻袋，扛過通惠河畔的“滾水壩”，搬上小型駁船（“剝船”），經通惠河直送北京城內的皇家糧倉（如祿米倉）；土壩之糧則直接存入通州本地的巨型官倉。

每年漕運旺季（農歷三至十月），這里最為繁忙。清代詩人曾以“帆檣林立人如蟻，燈火星流浪卷花”的詩句描繪其晝夜不休的盛況。而更具震撼力的描述，來自遠道而來的朝鮮使臣。乾隆年間出使北京的朝鮮學者樸趾源，在其《熱河日記》中記錄道：“舟楫之盛，可敵長城之雄……不見潞河之舟楫，則不識帝都之壯也。”在他的異域眼光中，這綿延十數里的船隊，其戰略意義與雄偉氣象，竟可與萬里長城相提并論。

在這片喧囂之上，矗立著一座威嚴的官式樓閣——大光樓。此樓坐北朝南，高聳于石壩碼頭之上，被稱為“驗糧樓”。每逢漕糧抵壩，坐糧廳的官員便登樓俯瞰，監督驗收、征稅及轉運的全過程。有趣的是，這片充斥著汗水與計算的功利場，也曾吸引文人墨客的目光。據紅學家考證，曹雪芹的好友敦敏、敦誠兄弟曾數次邀其于通州飲酒泛舟。敦敏在詩中記載了與曹雪芹“薊門落日松亭樽”的聚會，其中“薊門”便可能指代通州。他們或許就在大光樓的酒肆中，一邊飲著潞酒，一邊望著窗外“萬舟駢集”的漕運盛景，談詩論道，為這幅宏偉的運輸圖，增添了一抹飄逸的人文底色。

通州作為“倉廩”的功能，其歷史與重要性，甚至比漕運碼頭更為悠久和根本。?自遼代在此設“潞縣粟園”，金代建“豐備倉”“通積倉”起，倉儲體系便與漕運共生共長。至元代郭守敬開通惠河，通州“倉儲倍增，乃京畿東第一巨鎮”。明清兩代，其規模達到頂峰。

明代通州倉主要分為大運西倉、大運中倉、大運南倉，以及北新倉等附屬倉群。? 其中，大運西倉（俗稱“西倉”）規模最為顯著。據萬歷時期《通州志》記載，西倉在鼎盛時期擁有倉廒百余座，倉房數千間。即便以每間儲糧數千石計，其總儲量亦堪稱當時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糧倉建筑群之一。這些倉廒的建筑設計十分科學：墻體厚實以保溫，地面鋪磚再墊木板以防潮，屋頂設有氣窗（“氣樓”）以通風，山墻開設“子孫窗”調節風速，處處體現古人的儲藏智慧。

然而，通州的樞紐地位雖因漕運而興，卻也始終受制于水的無常。?北運河（潞河）每逢華北暴雨，便極易泛濫成災。漕運的輝煌，始終伴隨著與洪水的慘烈抗爭。

明代是漕運的黃金期，也是水患的頻發期。《明實錄》中關于通州一帶水災的奏報觸目驚心。例如，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七月，“通州等處堤岸沖決，傷民田廬”；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淫雨，通惠河決，壞糧運”。

這種狀況在清代及至民國，并未得到根本改善。清政府雖投入巨資修堤筑壩，但治理效果有限。到晚清及民國，漕運廢止，水利失修，水患更烈。據民國《通縣志要》記載，僅1917年至1939年間，通州就發生特大水災三次，“平地行舟，田廬盡沒”成為常態。水的“通”之利與“患”之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深刻地烙印在通州的歷史記憶里。這份與水搏斗的集體經驗，也為后來新中國在此開展大規模、系統性的現代水利治理，埋下了深刻的歷史伏筆。

通州的漕運時代，是一部在水的恩賜與暴虐間輾轉求存的宏大敘事。碼頭最終沉寂，倉廩轉為遺跡，但那份因“通”而生的堅韌與智慧，卻已滲入城市基因，等待著在全新的時代語境下，被再度喚醒與詮釋。

因軌而聯，因綠而美——

從“水陸要會”到“站城融合”

的京津冀新門戶

五河交匯，是通州千年不變的地理胎記，也是理解這片土地命運流轉的核心密碼。從依賴自然水系的“漕運咽喉”，到依靠精密路網的“軌道樞紐”，再到融合生態與文化的“城市客廳”，通州“通濟天下”的使命一脈相承，其內涵卻隨著時代浪潮不斷拓展與升華。

當漕運退出歷史舞臺，通州“通”的基因在新時代找到了更強勁的載體——軌道。2025年底，隨著京唐城際鐵路開通，北京通州站正式運營。這不只是一座車站，更是“站城融合”理念下的立體城市節點，它將高速鐵路、地鐵線路與城市功能無縫銜接，將通州至燕郊、唐山等地的通勤時間壓縮至“一小時”甚至“半小時”生活圈，成為“軌道上的京津冀”承上啟下的核心。

地面網絡的“毛細血管”也同步疏通。同年底，連接北京與河北香河的石小路通車，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新十年首條建成通車的跨界骨干道路。與此同時，白廟南、白廟北等進京檢查站完成智能化改造，高峰進京等候時間大幅縮短至分鐘級，羅莊綜合檢查站的建成則強化了與天津武清方向的聯通。這些關鍵節點與12條連網道路共同作用，讓通州作為“京津冀東大門”的角色，從宏大的戰略定位，細化為每一位跨省通勤者切身體驗到的順暢與高效。

“五河交匯”賦予通州通達優勢的同時，也帶來了生態修復的時代課題。運輸功能褪去，北運河、潮白河等河流迎來新生。通過系統的生態補水、濕地構建與水岸修復，城市副中心濕地總面積已達5574公頃。截至去年底，全區鳥類記錄攀升至376種，中華秋沙鴨等珍稀鳥類頻頻現身。昔日的漕運河道，如今已成為凈化城市的“綠腎”與市民休閑的濱水廊道，水的價值從單一的經濟輸運，升華為提供生態福祉與公共空間。

這條古老的水脈以最富活力的形式重獲新生——它變成了展示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水廊”。2025年，運河之上賽事紛呈、雅俗共賞：端午的龍舟嘉年華傳承古韻，金秋的賽艇、皮劃艇、帆船公開賽彰顯活力，國慶期間的“運河文化時尚大賞”更將水上T臺與光影水幕結合，讓遺產空間變為時尚秀場。運河的功能，完成了深刻轉型。

縱觀古今，通州樞紐的形式從“水碼頭”演進為“軌道樞紐”與“智慧樞紐”，但其“通濟天下”的地理使命始終未變。它不僅要“通”物資，更要“聯”人心、“融”功能、“優”生活。高鐵列車從北京通州站駛出，與身旁靜靜流淌的古老運河交相輝映，形成一場跨越千年的對話。通州以其獨特的時空軌跡證明：一座城市真正的樞紐地位，在于能否持續將天賦的地理饋贈，轉化為連接時代、服務國家的磅礴力量。水的故事翻開新頁，而關于“連接”與“通達”的嶄新篇章，正隨著每一班飛馳的列車，高速向前書寫。

北京城市副中心報記者：張嘉輝

攝影：本報記者 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