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小蒼聊時事,650億美元,曾被包裝成半導體史上的“世紀回流”,美國人承諾了補貼,臺積電賭上了身家,五年過去,亞利桑那的荒漠里,只剩下一地雞毛。
張忠謀早就說過:“昂貴、浪費、白忙一場。”當時沒人信,現在全應驗了,這根本不是什么商業投資,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圍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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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6年1月回頭看,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建廠這件事,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投資,它投入了巨額資金,進度卻一拖再拖,成本高得離譜,技術節點也不斷延后。
很多當初被包裝成“產業回流”“供應鏈安全”的承諾,到現在更像是一場把企業綁進地緣政治戰車的安排。
亞利桑那這座晶圓廠群投入巨大,總額被外界說到650億美元級別,但建設和量產一直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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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初計劃,先進制程應該更早量產,但現實是4nm直到2025年才艱難推進到量產水平,更先進的3nm被推到2027年甚至2028年。
對芯片行業來說,時間就是市場。節點每晚一年,就意味著錯過一輪產品周期和客戶需求窗口,也意味著折舊和財務壓力更重。
張忠謀此前對這件事的態度一直很謹慎,甚至公開說過這會很昂貴、效率低、可能得不償失,現在看,進度延誤和成本失控基本驗證了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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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于臺積電不會建廠,而在于美國這套環境對高強度、極限效率的半導體制造并不友好,而且政策層面還附帶了大量限制條件,讓臺積電很難按純商業邏輯做決策。
美國推動這件事的方式可以分成幾步,先是用補貼吸引,2022年8月,美國推出《芯片法案》,給出數百億美元補貼與稅收優惠,看起來是送錢,其實附帶條件很重。
核心條件之一是拿了補貼后,企業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得在中國大陸擴建某些先進制程產能,這對臺積電影響非常直接,因為中國大陸是重要市場,也是很多客戶和產業鏈環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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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制擴產,相當于把臺積電未來一部分增長空間鎖死,同時逼著企業在政治立場上做更明確的站隊。
在補貼之外,還有更直接的行政壓力,2021年9月,美國以“解決缺芯”為理由召集半導體企業開會,并要求企業提交庫存、訂單、客戶和銷售等信息。
對企業來說,這些數據屬于核心商業機密,關系到定價策略、客戶結構、產能調度和市場競爭,強行要求上交,會讓企業在談判和競爭中處于更弱的位置,也會讓美國政府和本土企業獲得更清晰的產業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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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層更隱性的安排是知識和技術收益的歸屬問題,在美國本土進行研發和生產,相關創新成果更容易被納入美國制度體系的管轄范圍,包括專利、技術轉讓、審查和政府優先獲取等機制。
再疊加臺積電股權結構中美資影響力不小,外界會認為這會推動臺積電在戰略上越來越難保持獨立決策,對臺積電來說,即便廠名還是臺積電,關鍵技術、產能分配和客戶優先級也可能逐步受外部力量影響。
工地上的問題更現實,也更致命,芯片制造的工期、潔凈室標準、設備安裝調試、化學品供應、工程協同都需要極高的紀律性和執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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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積電在臺灣的管理方式是高強度責任制,遇到問題就立刻處理,很多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可以長期高負荷運轉。
2023年7月發生過一個典型矛盾,臺積電想從臺灣調派約500名熟練技術人員到美國支援建設和安裝調試,但當地工會強烈反對,認為外來人員搶工作機會,并在簽證和輿論上制造阻力,最終造成推進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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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晶圓廠來說,最缺的往往不是普通勞動力,而是熟練的機電安裝、潔凈室維護、工藝設備調試等關鍵崗位,關鍵崗位不到位,進度自然拖延,拖延就意味著成本進一步膨脹。
供應鏈問題也讓成本持續抬高,美國本土在部分關鍵材料和化學品上配套不足,特種氣體、高純化學品等即便能買到,也可能面臨交期、價格、質量穩定性問題。
有的物料需要從海外運輸,甚至出現從臺灣空運的情況。這樣一來,運輸成本、倉儲成本、庫存成本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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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同樣的制造環節,在美國做比在臺灣貴很多倍,外界常提的“成本高出4到5倍”,背后就是一項項配套不足和效率損失疊加出來的。
對照其他地區的進展,更能看出亞利桑那的問題不只是臺積電自身,臺積電在日本熊本的工廠從動工到投產用時較短,政府審批配合,產業伙伴直接出資,協同效率高,項目推進更順。
亞利桑那雖然資金投入更大,但協調成本更高,阻力更多,導致時間線不斷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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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會問,既然這么難,臺積電為什么不退出,現實是它很難退,臺積電的客戶結構里,美國客戶占比很高,蘋果、英偉達、AMD等都屬于核心大客戶。
客戶集中意味著臺積電必須顧及美國政策環境和客戶壓力,更關鍵的是上游設備和工具體系,芯片制造的關鍵設備很多來自美國企業,包括光刻之外的大量工藝設備、檢測設備和材料體系。
只要美國在出口許可、技術服務、備件供應上收緊,臺積電的生產就會立刻受影響,臺積電需要維持與美國體系的穩定關系,這讓它在地緣政治壓力下騰挪空間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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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進亞利桑那項目,臺積電不得不把大量臺灣工程師調往美國,數量達到上千人,人才外流會影響臺灣本地的技術積累與產線支撐,長期來看會削弱臺積電在島內的組織能力和迭代速度。
臺積電還在歐洲布局,比如德國德累斯頓項目,產能和人才被分散到多個地區后,管理復雜度更高,成本更大,協同難度也更大。
從美國的角度看,目標不是讓臺積電在美國賺到最多錢,而是把關鍵產能和關鍵技術更牢固地納入美國主導的體系,確保先進制程在美國本土有一部分可控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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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積電的利潤和效率并不是第一優先級,戰略可控才是,對臺積電來說,這意味著它要在政治目標和商業效率之間長期扛著矛盾前進。
結果就是工廠最終可能會逐步運轉,芯片也會生產出來,但代價是投資巨大、進度延誤、成本上升、人才分散、未來擴產受限。
最核心的變化是決策空間變小,越來越難按純商業邏輯選擇市場和產能布局,對臺積電來說,這不是一次普通擴張,而是一段被外部力量強行塑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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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行業來說,這也說明全球化條件正在收縮,產業鏈被政策和陣營更深地切割,企業越來越難只靠市場規則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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