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聲在戶外散步，聽聞周恩來到來便連忙回避，直言總理事務繁忙，時間尤為珍貴

“總理來了，快扶我起來！”
一九七四年一月，北京的冬天冷得像鐵塊一樣硬，就在三零一醫院的病房里，已經病入膏肓的王樹聲大將，突然掙扎著要從床上爬起來。
推門進來的那個人，瘦得讓人心疼，臉上的老年斑都掩蓋不住那種極度的疲憊，這正是那個讓王樹聲躲了一輩子的周恩來。
誰能想到，這兩位從槍林彈雨里走出來的老戰友，最后一次見面竟然是在這樣的光景下，一個躺在床上連氣都喘不勻，一個站在床邊連腰都快直不起來了。

01

咱們先把時間軸往回拉，拉到一九四三年的延安。那時候的王樹聲，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戰將，在戰場上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玩命的主兒，誰見了不豎大拇指？可就是這么個在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硬漢，到了三十八歲這年，還是光桿司令一個。這事兒把周恩來給急壞了，你想啊，那會兒革命形勢雖然緊張，但這終身大事也不能耽誤啊，周恩來看著王樹聲那孤零零的背影，心里頭那個急啊，恨不得立馬給他變個媳婦出來。

那時候中央門診部有個女醫生叫楊炬，才二十二歲，長得那叫一個端莊秀麗，是當時延安出了名的“一枝花”。王樹聲這人平時看著粗枝大葉的，可這眼光是真毒，一眼就看上了人家楊醫生。但這大將軍打仗是把好手，談戀愛那就是個門外漢，心里頭那是萬馬奔騰，可真要讓他去表白，那腿肚子比上戰場還軟。

你猜這王樹聲想了個什么招？這操作簡直能把人笑岔氣。那天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凈凈，換了身還得體的軍裝，跑到門診部去了。楊炬看見首長來了，還以為身體哪不舒服呢，趕緊問診。結果王樹聲哼哧半天，指了指自己的腳后跟，非說那兒裂了個大口子，疼得不行。楊炬那是醫生啊，救死扶傷是天職，二話不說就讓他脫鞋檢查。這一檢查不要緊，哪有什么大口子啊，連個皮都沒破。

這時候王樹聲那臉紅得，跟剛喝了兩斤燒刀子似的，憋了半天，終于憋出一句話，大概意思就是說他對楊醫生印象挺好的。說完這話，這大將軍也不等人家姑娘反應，扭頭就跑，那速度快得跟后面有鬼子追似的。這一出把楊炬給整懵了，心想這首長看著挺威風的，怎么跟個愣頭青似的。

這事兒后來還是周恩來知道了，那是又好氣又好笑。他知道王樹聲臉皮薄，就專門找了當時的中央衛生處處長傅連暲，也就是后來的中將，讓他去當這個月老。傅連暲也是個熱心腸，跑去跟楊炬做工作，把王樹聲在戰場上怎么英勇、平時為人怎么實在，那是從頭到尾夸了一遍。再加上王樹聲后來鼓起勇氣寫的那封信，那字寫得是真漂亮，渾厚有力，直接把楊炬給震住了。姑娘家這才發現，原來這看著粗獷的將軍，肚子里還藏著墨水呢。

一九四四年，這兩人終于把事兒給辦了。那時候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沒有現在的豪車宴席，就在那個黃土高坡的窯洞里，幾盤花生米，一幫老戰友，熱熱鬧鬧地就把這輩子的大事給定了。周恩來看著這對新人，笑得比誰都開心，他是真把王樹聲當親兄弟看。可那時候誰也沒想到，這份兄弟情義，到了后來，竟然演變成了一種讓人看了心酸的“躲避”。

02

新中國成立后，大家都進了北京城。按理說，這條件好了，住得也近了，老戰友之間串個門、喝個茶，那不是挺正常的事兒嗎？可王樹聲偏不。他有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怪癖，只要是在外面，不管是在公園散步，還是在理發店修面，只要一聽說周恩來的車隊要過來了，或者總理也要來理發了，他的第一反應絕對不是迎上去寒暄，而是“跑”，而且是那種拔腿就跑。

有這么一回，王樹聲正在理發店理發呢，臉上還涂著厚厚的肥皂泡，剛準備刮臉。這時候警衛員跑進來說，總理的車馬上就要到了，好像也要來這兒理發。你猜王樹聲怎么著？他“蹭”地一下就從椅子上彈了起來，那肥皂泡都來不及擦干凈，抓起帽子就往外走，一邊走還一邊催警衛員快點撤。旁邊的人都看傻了，心說這大將是咋了？難道是怕總理批評他？還是做了什么虧心事不敢見總理？

等跑遠了，躲到了沒人的地兒，警衛員才敢問他，說首長您這是干啥啊，咱們跟總理那是老交情了，這見個面打個招呼多親熱啊，您這躲得跟貓見老鼠似的，至于嗎？王樹聲聽了這話，停下腳步，嘆了口氣，說了一句讓警衛員這輩子都忘不了的話。他的意思大概是說，總理太忙了，那個忙不是咱們能想象的。咱們這些老粗，沒事就別去占他的時間，哪怕是握個手、問個好，那都得耽誤總理幾分鐘。這幾分鐘對咱們來說不算啥，可對總理來說，那可能就是能不能多睡一會兒覺，能不能多批一份文件的關鍵。

這就是王樹聲的邏輯，一種近乎執拗的邏輯。在那個年代，咱們的周總理那是出了名的“不睡覺的總理”。中南海的燈光，經常是一亮就亮到天亮。王樹聲心里清楚，總理為了這個國家，那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他王樹聲幫不上什么大忙，唯一能做的，就是離總理遠點，絕不讓他為了應酬自己而浪費一分一秒。

這種“躲避”，其實是一種最高級的愛護。你想想，在那樣的位置上，誰不想跟總理多親近親近？誰不想在總理面前露露臉？可王樹聲就是不湊這個熱鬧。他寧愿當個“隱形人”，寧愿被人誤解，也要守住總理那點可憐的休息時間。有時候在路上，遠遠看見那輛熟悉的紅旗轎車開過來，王樹聲就會拉著身邊的人躲到大樹后面，或者是拐進小胡同里，直到車子開過去了，看不見尾燈了，他才慢慢走出來，望著車子消失的方向發呆。

03

時間這一晃，就到了一九七四年。這一年，對于整個中國來說，都是個沉重的年份。王樹聲倒下了，食道癌，晚期。那個在戰場上怎么打都死不了的鐵漢，被病魔折磨得瘦脫了相，躺在三零一醫院的病床上，連喝口水都費勁。

而這時候的周恩來，其實情況比王樹聲好不到哪去。他也得了癌癥，膀胱癌，而且已經很嚴重了。但他誰也沒說，依舊每天像個陀螺一樣轉個不停。得知王樹聲病危的消息，周恩來那是心急如焚，硬是擠出時間趕到了醫院。

當周恩來走進病房的那一刻，整個房間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王樹聲正昏昏沉沉地睡著，一聽到身邊人說“總理來了”，那原本渾濁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那是回光返照般的精神。他掙扎著想要坐起來，那是刻在骨子里的軍人本能，是想給自己的老領導、老大哥敬這輩子最后一個禮。

周恩來一看這架勢，趕緊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按住了王樹聲的手。那一刻，兩雙蒼老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周恩來的聲音有些顫抖，他告訴王樹聲不要動，千萬不要動。他說他是代表黨中央、代表毛主席來看望王樹聲的。這話一出，王樹聲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這個一輩子流血不流淚的硬漢，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哭得像個孩子。

周恩來坐在床邊，輕聲細語地跟王樹聲說話。他夸王樹聲是個好同志，說他是鄂豫皖根據地的功臣，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王樹聲聽著這些話，拼命地搖著頭，那意思是說自己做得還不夠，配不上這么高的評價。在場的醫生護士，看著這一幕，沒有一個不掉眼淚的。這就是生離死別啊，兩位為這個國家操勞了一輩子的老人，在用他們的方式做最后的告別。

一月七日，王樹聲走了，享年六十九歲。他走的時候，外面的風很大，像是老天爺也在為這位將軍送行。他終于可以休息了，不用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也不用再擔心會不會打擾到總理的工作了。

04

王樹聲走了，可周恩來的戰斗還在繼續。而且，那是一場更加殘酷、更加慘烈的戰斗——與死神搶時間的戰斗。

如果咱們現在去翻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歷史記錄，也就是王樹聲去世兩個多月后的那一天，你會看到一張讓人頭皮發麻、心驚肉跳的工作表。這張表，不僅解釋了王樹聲為什么要躲，更像是一把錘子，重重地砸在每一個后來人的心上。

那一天，下午三點，周恩來起床。請注意，是下午三點。這說明什么？說明他前一天晚上又是通宵達旦地工作，直到天亮才睡下。

下午四點，他要跟坦桑尼亞的尼雷爾總統會談。這可是外交大事，容不得半點馬虎。周恩來強打著精神，談笑風生，誰能看出他此時正忍受著癌癥帶來的劇痛？

晚上七點，陪同外賓吃飯。這哪是吃飯啊，這是工作，是應酬，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要得體，腦子得時刻繃緊了弦。

晚上十點，很多人這時候都該洗洗睡了，可周恩來得主持政治局會議。這一開，就是幾個小時，要在會議上處理國家大事，解決那些棘手的難題。

但這還沒完。到了次日凌晨兩點半，也就是二十七號的凌晨，周恩來又約了民航局的同志開會。那時候民航工作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總理那是事必躬親，一點都不敢耽擱。

早上七點，天都亮了，周恩來回到了辦公室，繼續處理那一堆永遠也批不完的文件。

中午十二點，他又出現在了機場，去迎接西哈努克親王夫婦。

直到下午兩點，他才終于可以躺下休息。

咱們來算算這筆賬，從二十六號下午三點，到二十七號下午兩點，整整二十三個小時！一個七十六歲的老人，一個身患絕癥的病人，在這一天里，只休息了一個小時。這哪里是工作，這分明就是在燃燒自己的生命，是在拿命換國家的運轉。

看到這兒，咱們終于能徹底明白王樹聲當年的良苦用心了。他躲的不是周恩來，他躲的是對總理生命的消耗。在王樹聲看來，哪怕是多占用總理一分鐘，那都是在犯罪，都是在從總理那本來就不多的時間庫里偷東西。他寧愿自己受點委屈，寧愿不見面，也要把這一分一秒省下來，留給總理去休息，去處理更重要的大事。

05

這種感情，咱們現代人可能真的很難理解了。現在的職場，現在的社交，多少都帶著點利益交換的味道?？赡莻€年代的老一輩革命家，他們之間的那種情義，純粹得像一杯白開水，但又濃烈得像一壺老酒。

王樹聲和周恩來，一個是戰將，一個是總理。他們在延安的窯洞里笑過，在北京的紅墻下忙過。他們不需要天天黏在一起，也不需要說什么肉麻的話。只要知道你在那個位置上好好地干著，只要知道你身體還撐得住，那就是最大的安慰。

王樹聲到死都守著那個規矩：不給總理添亂，不占總理時間。而周恩來呢，他也懂這位老戰友的心思。他知道王樹聲躲著他，不是疏遠，而是心疼。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比什么千言萬語都來得實在。

后來周恩來常常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有些事只有他去辦了，毛主席才能騰出手來考慮更大的戰略問題。這話聽著輕描淡寫，可誰知道這背后是多少個不眠之夜？是多少次咬著牙忍著痛的堅持？王樹聲是懂的，所以他選擇做一個“躲在樹后的人”。

有人說，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君子之交”。其實這哪止是君子之交啊，這是過命的交情。這種交情，是在生與死的考驗里煉出來的，是在為同一個信仰奮斗的路上結下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也走了。這兩位老戰友，終于可以在另一個世界重逢了。我想，這一次，王樹聲肯定不會再躲了。他可以大大方方地走上去，拉著總理的手，找個安靜的地方，擺上一盤棋，好好地殺上幾盤。那時候，肯定沒人再來催總理開會了，也沒人再拿文件來煩他了。他們終于可以像普通的老頭一樣，曬曬太陽，聊聊過去那些烽火連天的歲月。

這故事講到這兒，心里頭總覺得堵得慌。咱們現在日子好過了，不用再像他們那樣拼命了。可回過頭去看看，正是因為有了像周恩來這樣拼命工作的人，有了像王樹聲這樣懂得體諒、懂得犧牲的人，咱們這個國家才能一步步走到今天。那一代人的脊梁，那是真硬啊。他們把所有的苦都吃盡了，把所有的累都受完了，留給咱們的，是一個挺直了腰桿的中國。這種精神，這股子勁兒，咱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