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韓非《韓非子·說難》道出勸諫核心：“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需洞察君主愛憎避其“逆鱗”。而《戰國策》中諸多案例，恰為《說難》提供了生動注腳。
趙孝成王時，秦攻趙，齊要求以趙太后幼子長安君為質才肯出兵，太后怒言“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老臣觸龍避談國事，以年老體衰、偏愛幼子的家常話共情太后，待其“色少解”，轉而以“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點化。
他指出長安君“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唯有令其有功于國，方能長遠立足。太后頓悟，同意長安君入齊為質，齊兵遂至。
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趙文、趙造以“變古之教”勸諫，因觸及其富國強兵的訴求，被斥為迂闊。而李疵勸其伐中山，以“過度禮賢致民務虛名”的說辭貼合其重實際的性格，獲其采納。
反觀齊宣王好“名高”，王斗以先祖齊桓公為喻，巧指其“不好士”，又以制帽需工匠反襯其治國用寵臣的不當，逼其認錯納賢。顏斶則以“士貴于王”立論，引秦攻齊舊事佐證，雖大概率為后世擬托，卻留下了儒家士人不畏權貴的形象。
鄒忌以“比美”自省，悟出身邊人因愛、怕、求而欺瞞自己，進而諷諫齊威王，指出其受宮婦、群臣、百姓蒙蔽，促成齊王廣開言路，齊國大治。但他亦權謀深沉，設計排擠田忌，盡顯策士勸諫與弄權的模糊界限。
江乙受魏所托中傷昭奚恤，以寓言巧言揣摩楚王心理，借“三人成虎”之理動搖楚王對昭奚恤的信任。趙恢以吳伐齊反被越滅為喻，勸趙王中止趁燕饑荒伐燕的計劃；魏加以“驚弓之鳥”喻臨武君，提醒春申君其難敵秦軍，雖勸諫精妙，卻難改合縱失敗的結局。
這些案例盡顯戰國策士勸諫的智慧與局限，為《說難》理論寫下鮮活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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