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夫恢復名譽后，現任丈夫決定離婚成全妻子：你以后把我當弟吧

1979年8月15日清晨，江北縣人和區公所的院子剛被太陽曦光照亮，一輛破舊的牛車停在門口。車上坐著一對中年農民，衣著洗得發白，卻相互攙扶著下車，神情平靜。他們遞上戶口簿，只說一句：“來辦離婚。”值班人員一愣：一大早，就這么平心靜氣地散伙？更意外的是，男人不等人追問，先開口：“不是吵架，是我想成全她。”語氣平穩得像是在聊家常。

辦事員不放心，拉了兩把椅子，請二人坐好細問。男人叫劉均貴，今年四十三歲；女人名叫譚仲英，年長他兩歲。兩個人一問一答，沒有埋怨，反而互相端茶送水。問到緣由，劉均貴說：“她有家要回，我不能攔。”譚仲英卻緊緊攥著手絹，低聲嘀咕：“就怕他離了后過不好。”

故事的真正開端，要從二十多年前的重慶說起。1956年秋，重慶交通學院迎來新學期，十八歲的譚仲英穿著那件洗得發舊的藍布褂，背著書包走進校門時，誰也沒想到，這個女孩的人生會在政治風暴中幾度沉浮。彼時，她與早已參加革命、在北京中央第二機械部任職的王一六訂有婚約。可1957年“反右”風潮驟起，王一六被錯劃為“右派”，發配北大荒。親戚們七嘴八舌地勸她回頭：“一個右派，前途盡毀。”結果，她只一句話：“人對了，比什么都要緊。”這份執拗，換來一紙婚書，卻也為往后埋下了苦難的伏筆。

1962年冬，北風呼嘯。王一六被遷往北京郊外的農場，“右派”帽子仍在。新婚夫妻在土坯房里度過第一個春節，菜碗里只有幾塊蘿卜干，可桌子底下卻蹲著兩只牙牙學語的孩子。日子雖苦，夫妻卻從未紅過臉。只是，世道風云如刀。1966年席卷而來的狂飆，將王一六徹底推到“黑五類”的風口。1969年，政策突變，“右派家屬”被集體下放，譚仲英帶著兩個孩子回了川東娘家。就在那天夜里，王一六哽咽著寫下一行字：“為了你和孩子抬頭做人，我同意離婚。”信紙被淚水浸出指印，仍未能動搖譚仲英。她堅持：“再難也不離。”然而，頂不住村里日日的批斗和家庭壓力，1975年，她終于簽下那份離婚申請。貼著“右派家屬”標簽的婚姻，就這樣被硬生生撕開。

離了婚的譚仲英想把兩個孩子留身邊，可村里不給上戶口。“沒有戶口，拿什么上學？”族中長輩一錘定音，孩子被送回北方農場。從此，母子隔絕兩地。接下來的人生安排，看上去像一出被寫好的劇本：沒有戶口的女人留在娘家不合適，媒婆登門成了家常。碰到劉均貴時，她猶豫過。劉家窮，屋子甚至漏風，可他憨厚，話少，做派實在。那天相親，劉均貴只說：“我沒存款，但有雙手，能讓你吃飽。”話糙心不糙，這份真誠像草原上的篝火，驅散了她多年里積壓的陰霾。1977年春，譚仲英穿著母親趕制的新棉襖，嫁進劉家，一半是迫于現實，一半是想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機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農村大包干試點鋪開，日子像上緊的發條。隊里的糧食多了，集市熱鬧起來。譚仲英卻病倒了，胃寒、低血壓，都是早年營養不良留下的。劉均貴悄悄把自留地最好的玉米磨成細面，裝進她的飯碗。鄰里笑他“怕老婆”，他笑而不答。村小學缺老師，隊長得知譚仲英是大學本科出身，幾乎求著她去教書。“遠是遠了點兒，我送你。”劉均貴天不亮起身，挑著一籃雞蛋趕集，順帶把妻子送到十幾里外的學校。積攢了半年，他買來一塊上海牌手表，遞給譚仲英：“老師得準點。”說這話時，他耳尖通紅。

就在生活漸漸順手的當口，一封蓋著南溪機械廠紅色鋼印的掛號信，宛如一塊青石投入湖心。1979年盛夏，中央下達文件，糾正“錯劃右派”。王一六終于“摘帽”，恢復干部身份，被分配回四川。信里沒有一句埋怨，只有一句話：“孩子叫媽媽，一聲聲。若方便，請回封信。”短短幾十字，像一記悶雷，震得譚仲英整晚合不上眼。

她把信放在炕沿，推醒身邊的丈夫。煤油燈搖著昏黃的光，劉均貴看完沉默良久，才說出那句后來傳遍村子的決定：“我成全你。以后……你就拿我當弟。”語音不高，卻像鐵錘落地，砸得兩人心里一顫。譚仲英想勸，話到唇邊，淚先落。劉均貴擺手：“你們原來就是一家人，我不能擋著孩子認娘。”

手續并不復雜。區公所的工作人員查了政策，確認兩份離婚與復婚申請均合規，只是被這份體面與大度弄得半天回不過神。離婚證發下時，劉均貴又掏出那個牛皮紙口袋，里面是前一天準備好的車費。“回去吧，別耽擱。”他說得干脆，卻始終沒抬頭。

9月初，南溪小站。王一六領著兒女遠遠看見那熟悉的身影，半晌說不出話。十二年的顛沛離合，盡在一句輕聲“仲英”中融化。孩子一左一右抱住母親，哭得嗓子發啞。那天傍晚，王一六掏出自己僅有的三十元工資，硬塞給隨行的劉均貴：“路還長，兄弟收著。”劉均貴擺手，“哥，照顧好嫂子，別讓我再擔心。”一句“哥”，一句“嫂子”，就像一根細線，把三人的命運重新縫在一起。

接下來幾年，這根線越拉越長，卻從未斷過。1982年春，劉均貴在媒人撮合下，迎娶守寡多年的許世碧，家里多了兩個小孩子。他沒有忘記給南溪寫信，信頭赫然寫著“仲英姐、王哥”，落款“均貴弟”。逢年過節，兩家互通糧票、布票；孩子放暑假，就坐綠皮火車去“劉叔家”幫插秧。鄰村人問起這樁復雜姻緣，劉均貴總是憨憨一笑：“都是過去的事，能讓人團圓，值。”

有意思的是，王一六調職到縣城勞動局后，一紙通知讓他負責落實平反人員家屬的安置政策。他辦的第一份手續，就是為劉均貴的小舅子轉正。外人聽來像偶然，可若非彼此心里惦記，這份便利也落不到位。時間轉眼邁進九十年代，兩家孩子都參加了工作。聚會時，劉均貴總愛講那只舊手表，“多虧它，才沒讓你們媽誤過一節課。”而王一六則拍拍他的肩，“弟弟，這輩子我服你。”兩人哈哈大笑，沖淡了往年的辛酸。

錯綜的時代洪流里，有人被迫遠離，有人被迫轉身，命運的繩索纏繞在一起，解開時卻不必帶著尖銳的刺。1979年區公所那張離婚證，如今靜靜躺在抽屜里，紙色泛黃，卻見證了三個普通人彼此成全的選擇。歲月將他們送到各自的歸宿，亦讓一句輕聲“以后把我當弟吧”，在漫長的日子里顯出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