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聶榮臻逝世前，囑咐秘書向彭真通電話：我臨終前有5點想法

1985年初春，北京西郊細雨連綿。聶榮臻坐在半山腰的小書房里，窗外梧桐抽芽，他卻把視線落在一份剛翻完的工廠簡報上。改革開放進入第七個年頭，大量引進設備的消息接連不斷，這位曾統轄國防科研的老帥，依舊習慣在文件字縫里找風險與機遇。雨腳敲窗，他忽然抬頭同秘書說了一句話：“設備先進不等于技術領先，別忘了培養人。”那一刻的語氣平靜，卻透出一貫的韌勁。西山的霧散去后，老人合上簡報，輕輕摩挲扉頁，似在回望自己和共和國共同走過的那些關口。

鏡頭往前推至1948年12月，城南莊的夜色沉得像鐵。國民黨飛機轟鳴而來，炸彈翻滾著砸向土屋。危急時分，聶榮臻沖進毛澤東的臥室，連請示的程序都顧不上。毛澤東笑言“丟點鋼鐵打鋤頭”，聶榮臻卻紅著臉只丟下一句：“主席，走！”隨后拉著擔架就往防空洞奔。炸彈落下，瓦礫四濺，原本的臥室化作一片焦土。多年后提到此事，毛澤東唏噓道，聶榮臻是“厚道人”。這份評價伴隨老帥一生，也解釋了西山書房里那份不改的堅持——厚道，是對事業，對同志，更對人民。

新中國成立后，聶榮臻奉命主持“兩彈一星”。60年代初，錢學森團隊在戈壁灘反復試驗，失敗的火光照亮深夜，質疑聲也四起。有人建議改變方案，聶榮臻卻在電話中斬釘截鐵：“不動搖，問題總得啃下來。”兩年后，紅日升起的清晨，導彈呼嘯直上，震動黃沙，也讓質疑聲就地煙消。此后幾十年，他把自己對工業化、現代化的全部熱情，傾注在科研一線與政策論證之間。晚年聽秘書念報，讀到“北斗”“曙光”這些陌生又親切的字眼，他會先沉默片刻，再舒心地點頭，“路走對了，比什么都強。”

然而歲月不舍人。1991年9月，93歲的聶榮臻因心臟病復發住進解放軍總醫院。那時他已預感時日無多，交代女兒整理舊日手稿，著重留意早期國防科技決策的來龍去脈——“讓年輕人知道，成功背后的曲折。”病榻旁常年伺候的兩位秘書發現，老人每天清醒的頭一件事仍是讓人讀報；若遇上火箭發射，他甚至舉著望遠鏡隔著病房窗子，看著西天泛紅的云彩發怔，仿佛聽見遠方點火的轟鳴。

1992年2月29日，病情忽重。清晨六點，聶榮臻突然吩咐：“給彭真打電話。”護士以為他神智不清，秘書卻明白，兩位同是“一大”時期入黨的老同志，天各一方時常惦念。電話接通后，聶榮臻聲音飄忽，卻句句清晰。對話僅持續數分鐘，卻濃縮了他最后的思慮：

一，他請彭真轉告仍健在的幾位同輩老同志務必保重，能坐輪椅也別勉強行走；二，他自己心臟好轉有限，胃病仍纏人，勿念；三，他已九十三歲，但仍想多活幾天，看改革的步子再邁大些；四，他這一生無憾無悔；五，世上議論紛紜，無妨，讓歷史去評說。

聽筒另一端一陣沉默，彭真只回了四個字：“一定照辦。”通話結束，秘書想收起記錄本，聶榮臻卻擺手：“再謄一份，留檔。”那張薄薄的紙成了他留給世界的最后文件。

兩個月后，5月14日晚11時45分，聶榮臻在睡夢中停止呼吸。心電圖劃出最后一道曲線，醫生摘下聽診器，病房里靜得能聽見鐘擺聲。消息傳出，人們說共和國的最后一位元帥走了，其實他更愿別人記得自己是一名1922年入黨的普通黨員。臨終前的五點囑托，沒有華麗辭藻，卻把目光始終鎖定在同志、在國家、在未來。五月底，骨灰一半安葬在八寶山的常青側柏下，另一半隨軍機飛向戈壁，為火箭升空見證。

人們悼念他，多半想起的是戰場上的從容、實驗場的背影，或者西山書房那盞長夜不滅的小燈。可若追問他最介懷之事，或許正是那通電話里的第三點：再活幾天，看一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腳步。遺憾的是，時間沒能滿足一個老兵的最后愿望。可他留下的五句話，如同戈壁深處閃爍的導航燈，提醒后來者——厚道與擔當，同樣能穿越風沙與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