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五代十國時期中西經濟的動蕩與孕育

太平年——五代十國時期中西經濟的動蕩與孕育！

電視劇《太平年》熱播。這里，我想以一種別樣的視角來看待那個時代。

當電視劇《太平年》的鏡頭聚焦于五代十國的烽火與炊煙，觀眾看到的是王朝更迭中的民生疾苦、權力博弈里的家國情懷。這部熱播劇以細膩筆觸勾勒出一個"禮崩樂壞"卻暗藏生機的時代，讓我們得以近距離觸摸中國歷史上這段特殊的分裂期。而當劇情中的角色為生計奔波、為糧草爭執、為商路安危憂心時，一個更宏大的問題隨之浮現：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后，當中國陷入"五代更迭、十國并立"的動蕩，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怎樣的經濟圖景？兩者的發展軌跡為何在歷史的岔路口走向了不同方向？

公元907年，朱溫篡唐，中國正式進入"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大地，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五個政權走馬燈似的更替，平均立國不足十五年；南方及邊緣地區，吳越、閩、南漢、南唐等十余割據政權各自為政，形成"群雄割據"的政治版圖。表面上看，戰爭頻仍、人口流離、制度崩壞，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黑暗期"。但《太平年》中偶爾閃現的江南圩田、蜀地織錦、錢塘港商船等細節，恰是這段歷史的另一面：經濟并未因政治分裂而徹底崩塌，反而在戰亂中完成著結構性轉型。

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西歐正從加洛林帝國崩潰后的廢墟中緩慢重建封建秩序；拜占庭帝國在東地中海堅守著古典文明的余暉，維持著穩定的財政與貿易網絡；阿拔斯王朝雖已步入衰落期，但伊斯蘭世界仍牢牢掌控著地中海與印度洋的商業命脈。換言之，當《太平年》所描繪的中國陷入戰亂時，西方世界同樣處于"舊秩序瓦解、新體系孕育"的分散化階段，只是其經濟演進的節奏、路徑與動力，與中國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將以公元900—960年為時間框架，以《太平年》展現的五代十國經濟場景為東方樣本，對比分析同期西方主要文明（西歐、拜占庭、伊斯蘭世界）的經濟形態，從農業生產、城市與市場體系、貨幣金融制度以及技術創新四個核心維度展開，探討這一時期中西經濟的差異與聯系，及其對后續千年世界經濟格局的深遠影響。

一、中國：戰亂中的韌性與轉型

1. 農業基礎仍穩固

唐末以來連年兵災，使北方大量農田荒蕪。據現代人口史研究估算，唐末戰亂導致黃河流域人口損失可能高達三分之一至半數，傳統農業區遭受嚴重破壞。然而南方地區——尤其江浙兩湖——因避亂人口涌入，農業開發迅速。湖州、蘇州等地廣泛開墾圩田，引水灌溉系統成熟，使得稻作產量顯著提高。史學界估計，到10世紀中葉，長江下游糧食產量已超過北方，為宋代"南糧北運"奠定基礎。

這意味著，中國農業重心在此時期完成歷史性南移。從宏觀經濟視角看，這是資源重新配置過程：土地利用率提升、人力資本積聚于安全區域，為后續商品經濟復興提供了條件。

2. 區域市場活躍與貨幣多樣化

盡管中央政權頻繁更替，各地仍保持一定程度市場活動。《舊五代史》載："江右商賈往來不絕"。吳越國控制的錢塘港成為東亞重要貿易節點，與日本、新羅及東南亞諸島保持往來。考古出土的大量阿拉伯銀幣和波斯陶瓷印證了外貿延續。

貨幣方面，由于鑄幣權分散，各政權發行銅錢乃至鐵錢，如前蜀"咸康通寶"、吳越"開元通寶"等并行流通。這種多樣化雖帶來兌換成本，卻反映出地方財政自主和市場需求存在。在金屬短缺背景下，四川地區已出現"飛錢"等匯兌業務，北宋初年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世界最早紙幣交子。

3. 手工業與城市恢復

戰爭破壞了傳統官營工坊體系，但民間手工業卻在沿江沿海迅速恢復。絲織業中心由關中遷至蘇杭一帶；景德鎮前身的新平鎮窯口持續燒制青瓷、白瓷，其技術積累為北宋青白瓷的創燒奠定基礎；福建泉州造船業初具規模。這些行業后來成為宋代外貿支柱。

城市方面，據現代學者估算，10世紀初全國城鎮數量仍有300余座，其中揚州、成都雖經戰亂，但作為區域中心仍保持數萬至十數萬人口規模，城市體量顯著大于同期西歐內陸城市。雖然無法與盛唐相比，但城市網絡未被摧毀，而是向區域中心轉移——一種典型"去中心化增長"模式。

綜上，中國五代十國時期雖政治動蕩，卻孕育出新的區域經濟格局，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政治碎片化下的經濟連續性"。

二、西歐：封建化下的地方自給體系

1. 加洛林秩序崩解后的土地制度

公元843年《凡爾登條約》使加洛林帝國三分，其后的百余年里，西歐進入典型封建割據狀態。領主掌握土地及司法權，農奴依附莊園勞動，以實物稅和勞役為主要交換方式。據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估算，9—10世紀法蘭克地區人均耕地不足5公頃，多數家庭僅能維持溫飽，不存在顯著商品剩余。這一體制限制了市場發展，也導致貨幣流通萎縮。

2. 城市衰落與貿易萎縮

羅馬帝國遺留的大城市體系幾乎瓦解，僅少數如威尼斯、那不勒斯因海上貿易得以存續。內陸交通不暢使得長途商貿極度萎縮。據學者估算，10世紀巴黎人口約1-2萬人，而同期揚州、成都的城市規模顯著更大。同一時期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則保持30萬以上人口，是當時歐洲唯一真正意義上的大都市，其財富來源于東西方轉口貿易和精密手工業（絲織品、金銀器）。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西歐經濟呈現明顯去貨幣化趨勢，以物易物普遍存在。貴族財富主要體現為土地而非現金收入，這種結構直到11世紀商業復興才逐步改變。

3. 技術緩慢進步中的積累

盡管整體停滯，一些關鍵技術開始萌芽，如重犁配套三圃制推廣、水磨坊普及等，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英國學者懷特（Lynn White）研究，到10世紀末歐洲已有數千座水磨坊運行，為日后農業擴張提供動力。這種漸進式改良屬于低基數上的增長，與中國當時精細灌溉系統相比仍有差距，但其長期效應不可忽視。

三、中東與拜占庭：連接東西的商貿樞紐

要全面理解當時"西方"，不能忽略伊斯蘭世界和拜占庭帝國，它們構成9—10世紀全球最活躍的商業區帶，也是連接中國商品輸出的重要橋梁。

巴格達雖因政治衰落而失去輝煌，但波斯灣—紅海航線仍繁忙。《天方夜譚》中描繪的香料貿易并非虛構，而是反映真實經濟生態。盡管政治權威衰落，巴格達及波斯灣貿易仍帶來可觀稅收，據10世紀阿拉伯文獻記載，剩余財政收入仍遠超同期歐洲各王國。此外，他們掌握先進金融工具，如匯票（sakk）、信用憑證等，比歐洲早至少兩個世紀。這些金融工具通過絲綢之路在歐亞大陸傳播，雖無直接證據表明其對交子產生決定性影響，但展現了同期全球商業文明的共通邏輯與潛在聯系。

拜占庭則憑借金幣"諾米斯馬"（Nomisma，亦稱貝薩）維系國際結算標準，其幣值穩定性雖在10世紀末開始出現波動，但仍是地中海世界最可靠的硬通貨之一，被阿拉伯商人廣泛接受。因此可以說，在五代十國時期全球范圍內最強勢貨幣來自君士坦丁堡，而非長安或巴格達，這本身說明其財政管理能力之高超。

四、中西比較：同處碎片化，不同演進路徑

經過對比，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關鍵事實：兩端世界都處于碎片化狀態，但中國在制度連續性和技術積累上優勢明顯。即便中央集權暫失，"天下觀"仍確保文字統一、稅賦制度基本延續。而歐洲因語言宗教差異大，加上封建契約束縛勞動力流動，因此社會再組織速度更慢。

然而，從長期動態看，這種差異也孕育不同方向的發展潛力：中國趨向"大一統周期"的再生——最終形成宋朝高度集中的官僚體制；而歐洲則走向地方自治、市民階層崛起，為資本主義萌芽創造空間。這正是歷史演進中的"路徑依賴"。

五、"效率"與"彈性"：兩種文明模式下的比較優勢

從經濟學角度審視，可以將這一時期中西發展的核心差異歸結為效率-彈性模型：

- 中國模式——高效率低彈性

唐末以來國家機器雖受損，但社會組織高度標準化，使得恢復速度快。一旦統一實現，即可迅速整合資源，實現規模收益遞增。但集中體制易導致創新激勵不足。

- 西歐模式——低效率高彈性

封建割據在宏觀上限制了大規模資源調配能力，但在微觀層面適應了當時防御需求與地方自治傳統，為11世紀后的制度創新保留了彈性空間。當外部條件改善（如氣候變暖、技術傳播），各單元能快速自我調整，從而觸發11—13世紀所謂"商業革命"。

這種模型解釋了為何到11世紀之后，中歐之間出現階段性交叉：中國GDP總量繼續領先，但單位創新能力逐漸被追趕甚至超越。從全球史視角看，這正是后來"大分流"的前奏曲之一，只不過起點要回溯到這段貌似沉寂卻暗潮涌動的年代。

六、中國經驗對比拜占庭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能夠維持復雜財政體制并保障國際信譽的國家只有兩個：中國南部諸國（尤其吳越）和拜占庭帝國。他們共同特點是：

1. 擁有穩定稅收來源（水利農業或跨洲貿易）；

2. 重視鑄幣質量控制；

3. 倡導知識官僚治理而非世襲貴族壟斷。

這說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高級文明要在動蕩環境下生存，都需依托有效行政管理和專業官僚群體，而非單純軍事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五代十國不是退步，而是一場治理結構優化實驗，為宋朝文官政府奠定思想基礎；同理，拜占庭經驗亦啟迪日后意大利城邦金融制度發展，兩者遙相呼應。

不過，危機中的新秩序正在孕育。

回望公元10世紀，人類社會似乎陷入普遍危機——舊帝國坍塌，新秩序尚未建立。但正是在這些斷層期，新型生產關系悄然生成：

在東方，中國完成農業重心南移，實現由傳統均田制向地主經營過渡；

在西方，封建莊園成為未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土壤；

在伊斯蘭世界，則誕生早期金融網絡，將信貸理念傳播至三大洲；

而拜占庭憑借堅挺金幣維護跨區域交易信任機制，可謂古典財政管理巔峰代表。

因此，應把"五代十國"放入全球同步坐標來看待——這是一次全人類范圍內從古典帝制向地域多中心化過渡的重要節點。當我們討論"中原核心地區何以能在短短半個世紀內重新統一，并迎來宋朝商品經濟繁榮"，答案部分就在這一輪隱性的社會再平衡過程中。而當我們思考"為何歐洲后來能爆發文藝復興"，也須追溯到此刻那些看似閉塞的小莊園、水磨坊背后的長期積累邏輯。

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讓五代十國這段被忽略的歷史重新走進公眾視野。它所呈現的不僅是一段亂世風云，更是一個文明在危機中的自我調適與韌性生長——正如劇中江南水鄉的稻浪、蜀地工坊的織機、港口碼頭的商船，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經濟元素，正是中國在分裂期未致沉淪的關鍵所在。而當我們將視野從《太平年》的劇情延伸至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便會發現，公元10世紀的世界，實則是一幅"全球同步轉型"的宏大畫卷：中國在政治碎片化中維系著經濟連續性，西歐在封建割據中積累著技術與制度潛力，伊斯蘭世界與拜占庭則在文明交匯地帶搭建起全球貿易與金融的橋梁。

歷史從來不是孤立的片段。五代十國時期的中西經濟對比，本質上是兩種文明應對"舊秩序崩塌"的不同方案：中國憑借文化統一、技術積淀與制度慣性，在動蕩中完成了農業重心南移、區域市場整合的"隱性革命"，為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埋下伏筆；西方則在封建化的"低效率"中孕育出地方自治、契約精神與技術革新的"高彈性"，為日后的商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萌芽開辟了道路。

《太平年》讓我們看到了分裂時代的中國韌性，而歷史的縱深則讓我們讀懂了這種韌性背后的經濟邏輯。從五代十國到宋元明，從封建西歐到文藝復興，不同文明在各自的軌道上經歷著"危機—調整—突破"的循環。回望這段歷史，我們不僅能更深刻地理解《太平年》所描繪的時代底色，更能清晰地認識到：文明的進步從來不是線性的坦途，動蕩與分裂或許會延緩發展的腳步，卻無法阻擋孕育其中的新秩序、新活力。正是這些在歷史岔路口的不同選擇，最終塑造了此后千年的世界經濟版圖，也為今日的文明對話與發展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

簡單一句話：亂世，孕育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