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讓列寧回國的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德國總參謀部

1917年的彼得格勒，塔夫利達宮里出現了一種罕見的政治結構：同一座城市、同一棟樓，兩套權力機構并置運轉。

這座曾屬于葉卡捷琳娜大帝情人的宮殿，此刻被硬生生地劈成了兩半：左側廳擠滿了穿著粗呢軍大衣、滿身泥污、抽著劣質煙草的士兵和工人代表；右側議事廳則是衣冠楚楚、噴著古龍水、引經據典的前杜馬議員。

在二月革命后的幾個月里，他們被迫擠在同一屋檐下，互相打量，彼此厭惡，卻又誰也離不開誰。

這就是1917年春天的俄國。沙皇倒了，但權力并沒有完成交割，它懸在半空。一邊是有合法性但沒槍桿子的“臨時政府”，一邊是有槍桿子但不想負責任的“蘇維埃”。

李沃夫公爵牽頭的“臨時政府”死守著法統與公章，卻指揮不動一個連隊的兵力；而彼得堡工兵代表“蘇維埃”握著槍桿子與鐵路網，卻拒絕承擔行政責任。

這一局面造就了人類政治史上最荒誕的博弈：一方負責發號施令，另一方負責決定是否執行。

臨時政府需要蘇維埃替它穩住躁動的軍營，蘇維埃需要臨時政府替它頂住國際外交的壓力。這種畸形的平衡，被一位臨時政府成員以一句極度刺耳的自白捅破了：“過去，我把這些當兵的稱為畜生；而眼下，這幫畜生是我的陛下。”

在這場互不承認卻又相互綁架的死局中，有一個人同時得到了雙方擁護——律師出身的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他曾為革命者辯護，彼得堡工兵蘇維埃買他的賬；憑借蘇維埃副主席的身份，他又出任臨時政府司法部長。

個人的聲望促使他成為兩套互斥的權力邏輯之間的公約數。

列寧的歸來與密封列車

當彼得格勒陷入政治拉鋸時，流亡蘇黎世的列寧從報紙上嗅到了異樣。他看到的并不是革命勝利后的新秩序，而是蘇維埃正在淪為臨時政府陪襯的綠葉。他對這種局面無法容忍，直斥臨時政府是“從無產階級手中奪取了政權的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政府”。

列寧需要一條路，而德國人需要一把刀。

柏林總參謀部的算盤打得很精：在這個關鍵時刻把列寧送回俄國，就像往這種滿是病菌的傷口里倒進一瓶烈性病毒。為了這一戰略目標，德俄前線的死敵達成了默契。

一列窗戶被封死、甚至畫上粉筆界線的“密封列車”，載著這群職業革命家穿越了敵境。

1917年4月16日，當列寧經瑞典抵達彼得堡芬蘭站時，等待他的不僅是鮮花，還有足以將其政治生命抹殺的致命指控——“德國間諜”。

對于克倫斯基和右翼陣營來說，這簡直是天賜的彈藥：在兩國交戰且交通斷絕的當下，一個人大搖大擺地坐著敵國的專列回來，還要推翻本國政府，這不是通敵是什么？

關于“德國金援”的傳聞隨即甚囂塵上。后世檔案確實證明了資金流動的存在——無論是瑞士中間人卡爾·穆爾提供的巨額法郎，還是德國情報機構發出的那封得意洋洋的電報：“列寧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事。”

但糾結于收據和賬目，就看低了這場博弈的層級。

對于列寧這樣的政治動物而言，錢不分香臭，車不分敵我，只要能通向彼得格勒，哪怕是魔鬼開的車他也敢坐。

他清楚“間諜”這頂帽子的重量，但他更清楚，洗刷污名最好的方式不是在法庭上辯解，而是直接奪取那個能定義“什么是叛國”的權力。

失敗的話就是叛亂，成功的話就是革命！

于是，回國次日，他沒有發表自辯聲明，而是直接拋出了那份宣戰書：“我們不要議會制的共和國,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民主，我們除了工人、兵士與貧農代表的蘇維埃之外，不要任何政府!”

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綱》，列寧把復雜的雙重政權矛盾壓縮成了一句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這句話等于宣布：雙重政權只能以清場收尾。

即臨時政府下臺，由工兵蘇維埃執掌全部權力。

這一結論在黨內引發了劇烈震蕩。當時主持《真理報》的斯大林與加米涅夫還沉浸在與臨時政府搞好關系的幻想中，主張實行“群眾監督”。列寧當頭棒喝：“沒有政權就無法監督。用決議等來監督,完全是胡說八道!”

在他看來，根本不存在中間地帶，監督只會把蘇維埃固定為陪襯的綠葉，沖突只會以更糟的方式延后爆發。

這種結構最怕的是：有人把‘共存’當成過渡，有人把它當成機會。

從婦女營到七月潰敗

幾乎同一時間，另一位關鍵人物登場。

托洛茨基從紐約輾轉歸來，這位演說家像一挺“壓滿子彈的機槍”，迅速成為街頭政治的焦點。連盧那察爾斯基都不得不承認：“在1905至1906年所有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中,托洛茨基無疑是最有教養的……托洛茨基比其他人更加感覺到什么是奪取國家政權的斗爭……從這時起托洛茨基已名列前茅。”

不過，臨時政府真正要命的地方不在議會大廳，在前線。

對克倫斯基，幾乎所有人都看走了眼。律師出身、溫文爾雅、曾為勞動者打官司的克倫斯基一旦主政，旋即成為死硬的主戰派。

平心而論，他也別無選擇：雖然俄軍東線敗仗連連，但決勝點在西線，且美國已決定參戰。此時退出，不僅前功盡棄，更意味著戰后將被踢出協約國體系。

于是，臨時政府咬緊牙關決定繼續打下去。為了羞辱厭戰的男兵，克倫斯基甚至組建了“婦女營”送上前線。

但戰爭不相信表演。這一名為“進攻”的冒險迅速演變為災難：7月上旬的戰斗中，婦女營傷亡慘重，被戲稱為“俄羅斯婦女死亡營”。而在6月中至7月初的短短幾周內，俄軍傷亡近十萬人，三年血戰換來的防線頃刻崩潰。

軍事失敗引發了政治信用的雪崩。當政府既不能帶來勝利也不能帶來和平時，它只能靠槍聲維持存在。

托洛茨基抓住了機會，他在數萬人的集會上被無數雙手臂高高舉起，反戰演說直擊人心：“無數手臂把我抬起,在大眾的頭頂上浮向出場口”。

惱羞成怒的臨時政府隨即祭出德國間諜的罪名將他逮捕。但這無法阻擋憤怒的蔓延。

7月初，彼得堡五十萬群眾涌上街頭。在這場被列寧定義為“比普通的示威大一點而比革命小一點”的動蕩中，臨時政府調動軍隊開槍鎮壓，造成五十余人死亡，史稱“七月事變”。

槍聲暫時壓住了憤怒。臨時政府將布爾什維克打為反革命政黨，機關被搗毀，列寧剃掉胡須躲進拉茲里夫湖畔的草棚躲了一陣，隨后潛逃芬蘭。

表面上看，雙重政權的并列格局結束了，7月21日，克倫斯基接替李沃夫公爵組建第三屆臨時聯合政府，似乎大權獨攬于一身。但這只是虛假的、脆弱的穩定。

七月事變讓臨時政府徹底耗盡了左翼的耐心，而戰敗又讓它失去了右翼的信任。克倫斯基看似成了“準獨裁者”，實則成了懸在半空的孤家寡人。

妥協、讓步、協商、秩序、法律，這些本該是政治上的自我約束，但在激化社會環境下反而被當作軟弱。舊規則被公開嘲諷，積怨被公開宣泄；暴力不再只是刑事犯罪的手段，開始被一些人賦予“清算舊世界”的神圣感。

布爾什維克看似遭遇了滅頂之災。

8月8日，布爾什維克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彼得堡召開，共175個代表，代表全國24萬黨員。大會決議勸告不要作不成熟的沖突，并決定撤銷此前的口號。

東躲西藏的列寧回想起剛回國時雄心勃勃喊出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甚至以自嘲的口吻承認：這個口號如今聽來像堂吉訶德式的玩笑。

然而，牌局并沒有結束。

克倫斯基剛剛把左翼的布爾什維克按進水里，但背后卻站起了一個更危險的敵人——早已對軟弱政府忍無可忍的右翼軍人集團。

科爾尼洛夫將軍正在擦拭他的佩刀，準備教訓一下這個不懂規矩的律師。

全文完。

參考資料：1.托洛茨基，《我的生平》2.列寧，《四月提綱》、《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文集》）《列寧全集》47卷附錄《人名索引》 3.蘇漢諾夫：《俄國革命記》 4.沈志華，《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 5.德國《明鏡》周刊 6.《克倫斯基回憶錄》 7.盧那察爾斯基，《革命剪影》.